秦晖对中国历史一直以来有一个富于创见的宏观判断：中国历史之重点就是一头一尾的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周代的分封制向秦代的郡县制（亦即作者所说的“帝国制”）转变，第二次则是晚晴以来的帝制向共和、民主、宪政制度之转型，而第二次转型，经历了百余年之久，却仍处于未完成状态，且很难预料究竟何时能够大功告成。中国“走出帝制”之不易，是整本书最为核心的主题，也是其他论题展开的基础。同时，作为读者，我们隐约可以猜测到：可能正是由于作者将周朝灭亡之后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以“秦制”加以概括，暗示了中国至今仍然处于帝制社会，专制仍是中国政治的底色，从而引来了审查者的严重不满的原因之一。在《走出帝制》中，秦晖认为：在上述这两次关键的转型中，第一次转型，即“周秦之变”是将社会从小国寡民式的小共同体本位，即“熟人社会”，转变为一个或多或少打破了血缘关系的，以皇帝和官僚制度为核心的庞大的中央集权模式的国家。由此，社会的重心，就由分封而治转向了大一统。原先熟人社会里的那种温情脉脉的家庭面具逐渐被撕掉，变成一种很冷酷的皇帝及其代理人官僚，同民间社会的对立关系。如果说，周制的逻辑与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在“采邑改革”中所遵循的原则类似，是“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那么秦制的逻辑在秦晖看来，就像他在该书出版后举办的“东方历史沙龙”上表述的那样：“我的主人的主人的主人要比我的主人更伟大，或者说为了主人的主人的主人可以杀主人，最极端的是为了皇帝可以杀爹杀妈。”忠于那独一的至高无上的君主，于是几乎成了自皇帝以下每一个臣民的“自觉”共识。之后就是晚清以来那次至今难产的那次转型。自1978年改革以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近现代史研究视野的拓宽，资料的深度挖掘，历史学界对近代至今的社会转型作了大量探究，研究成果比之于1949年到1978年意识形态高度桎梏之下的30年，不可谓不丰。但也正因此，包括作者在内的学界不少有识之士都认为，在积累了如此之多的具体新知基础上人们应当有深入的思考和逻辑分析，从而给出一个描述、理解和解释这百年宏观进程的更新版本。此外，令秦晖对中国史学界的学术潮流有些耿耿于怀的问题还在于：由于过去几十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笼罩下的中国史学界，始终把地主作为阻碍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以“农民-地主斗争论”、“租佃关系决定论”等来解释中国自秦以后的历史进程，因此，可能是出“矫枉”的心态，这样的观点在改革后的中国，很快被其他论断所替代。用作者的话来说，“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此外，今日之中国历史学界，很多学者都倾向于用美国汉学界之加州学派的“气候灾变论”或人口论学派的“人口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大规模人口减少。前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乱都发生在“小冰河期”，正是这类突发的气候灾变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大规模崩塌，而不是因为存在致命的制度缺陷；后者则坚持认为，是人口过剩阻碍了中国进入现代化工业革命时期，而长期沦于“没有发展的增长”，最终使整个体系走向停滞和危机。不管怎样，在作者看来，过去的经济制度决定论固然缺陷很多，而上述两种观点则完全无视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是导致中国古代史上无数次大规模人口减少的关键因素，显然也无法令人信服。而大谈制度之弊，也可能触动了官方的敏感神经。在该书中，秦晖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苦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
依照近年来部分中国历史学者针对清末之变的一种流行说辞，要不是由于革命党人的坚决阻挠，中国就有极大可能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如此一来一切的转型痛苦或许都会不复存在。秦晖却并不赞同这样看似合理的“后见之明”。在这部书里，作者详尽地论述了中国在清末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可能性之微乎其微。在作者看来，中国人长期以来对帝王的敬畏，完全基于他们所握有的实权的恐惧，因此不仅为王位而展开残酷厮杀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而且很多王位争夺者在登基之前完全是市井百姓出身，与自己所推翻的那个王朝没有一丝一毫的血统关系。作者由此认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乃至民众心理上，完全缺乏对“王位”和“王室”发自内心的尊崇，这一点非常不同于欧洲英国或日本那种几乎可称“万世一系”的虚君制度，可见中国是缺乏虚君传统的国家，辛亥革命后实行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并非出于偶然——虽然他也同时承认历史存在着一些不可捉摸的偶然性。上述这一极富问题意识和洞察力的论点，也是该书极为引人瞩目的部分。而这样的问题意识，出现在秦晖教授，而不是别的历史研究者的著作中，仔细想来也并不出人意料：作为长期致力于各国政治制度转型研究的学者，作者将自己掌握的史料，通过比较的视角运用到对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探讨中，乃是顺理成章之事，也是有着家国情怀的中国历史研究者之本分。其实秦晖教授的上述判断，依然是建立在他所作出的“中国社会自周朝之后就长期实行秦制”这个基本学术假设之上。作者认为：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此一政治传统延续了大约有两千年之久，期间各路势力永远在为皇帝宝座而展开厮杀（正如民谚所云：“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无论民间还是官方，都绝不像日本与欧洲各国那样，从内心深处感到理应对一个具有稳定地位的王室（皇室）表示应有的尊崇。是故，即使清末偶然实行了君主立宪制，也很可能昙花一现。更何况，正如作者指出的，除了海外孙中山与梁启超的不合之外，在清末，国内“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在“革命与否”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大，归根到底，按照“立宪派”自己的说法，无非是前者更为鼓吹政治革命，而着意推进“种族革命”。但其实，谁又敢说，所谓“种族革命”之说，不是为了使“革命”更深入人心而为的权宜之举呢？由此，秦晖得出的结论是：革命在辛亥前的人眼中实在不得不行，而革命之后实行君主立宪之可能，至少单就吾国政治传统而言，可能性甚小。 除了探讨制度层面的议题，这部著作中也不乏对近代思潮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的深入探究，并且同样常能言前人之未言，带给读者新的思考方向。例如，近20年来，多有论者指出，中国近代以来之政治，最终发展成如今的模样，与受法国大革命思潮和政治传统的影响关系颇大。而作者一直不能认同这一观点。在他看来，近世以来在政治思想领域影响中国最大者，非日本莫属。今天已在学界形成共识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当时的大部分思潮，无不是由西洋经日本“进口”而来，而在介绍西洋思想时，日本的著述者常以“微言大义”作借口，凭自己的好恶擅自删改西人著作，导致中国自日本引入的“西方”思想和学说，很多都带有日本味道，并不纯粹。秦晖也认同这一判断，并且他在这本书里进一步延伸下去，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在近代中国，众多国人理解中的“自由主义”，并非西方经典自由主义那一套学理，而是一套顺应了近代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走出周制（藩镇割据）、走向秦制（以天皇为最高代表的大一统政治制度）”的需要，强调以国家富强为最终目的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秦晖富于洞察力地指出：正是因为这样的思潮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大批曾留学日本、后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精英，于是令这场以“个性解放”为最初目的社会运动，很自然地体现出“反儒家”（家庭、宗族、家长制）而“不反法家”（秦制、极权主义）的特质，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的历史进程。通观全书，《走出帝制》这部著作，显然意在恢复“制度”这个关键词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应有地位，重新赋予以它关键的影响力。作为读者，即便并不能完全赞同作者的所有判断，但书中提出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体现了作者深邃而独特的历史和学术眼光。在今天这个晚清民国史研究“成果”泛滥的年代，它的确不愧是一部出自名家之手的精品，让人读罢难以释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