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大纪元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饥荒，全国饿死数千万人（一说3600多万，一说4000多万）。其中，河南省信阳地区受害最惨烈。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部。1958年时，信阳地区下辖信阳、息县、固始、潢川、新县、罗山、淮滨、商城、光山、确山、西平、汝南、新蔡、泌阳、遂平、上蔡、平舆、正阳18个县和信阳、驻马店两个市镇，总人口850万。
1959年至1960年，信阳饿死105万人。
信阳大饥荒的惨状
1960年11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工作组到达信阳。在调查5个月后，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信阳地区遂平县的碴岈山卫星公社，是毛发动大跃进运动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1959年，全公社4万人，饿死4000多人。
据曾任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的姚学智回忆：“（嵖岈山）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当时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是淮滨县人。他回忆说：“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防胡公社（我家所在地）5万人死了2万多，死了42%，我家所在大队吴寨大队死了52%，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六口：我父、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
死绝的户数，光山县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潢川县伞陂寺公社，饿死6668人。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
在信阳高大店村，两块石碑上刻着72人的名字，他们都是饿死的，当时全村只有大约120名居民。
信阳大饥荒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中的极左做法。
1958年，毛发动了旨在“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
怎么“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毛的做法是确定“高指标”，然后，以“高指标”往下层层施压，以“创造人间奇迹”。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当局估计当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可达到6000至7000亿斤，后来又加码到7500亿斤（当年实际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
195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7500亿斤增加到1万零5百亿斤（当年实际产量比上一年减产15%）。
毛头脑发热，带动全党头脑发烧。《人民日报》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国各地开始竞相大放“高产卫星”。
河南省是放“高产卫星”最多的省之一。信阳则是河南省放高产卫星最多的地区。
1958年6月7日，信阳遂平县嵖岈山卫星公社率先放出小麦亩产2105斤的“高产卫星”；6月12日，放出亩产3530斤的“卫星”。近邻的西平县不服气，放出7320斤的“特大卫星”。之后，遂平县又放出水稻亩产3万斤的“高产卫星”。
在毛的“高指标”驱使下，全国农村迅速刮起“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由此导致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
1958年10月，还没转过年，信阳就已出现逃荒、饿死人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中的极左做法。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中共元帅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真话的信，却引起毛的雷霆大怒。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之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1959年，信阳地区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但却虚报为72亿斤。因为上报的产量高，上级据此确定的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
如何才能完成征购任务呢？就靠反右倾。如何反右倾呢？就靠“反瞒产私分”。
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到各县挨门逐户搜查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的粮食。
他的工作方法很简单：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大会、搞批斗、抄家、打人、杀人。在此过程中，成千上成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据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的调查，光山县槐店公社，有公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据中央调查组的报告，息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16人因在“反瞒产”中打人而被转正，只剩一个因没有打人不得转正。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1959年，信阳地区在各级干部和民兵的逼、搜、打下，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了，农民全年的口粮却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大饥荒随之而来。
基层官员成替罪羊
信阳大量饿死人事件，最终被反映到中共最高层。1960年2月至1960年10月，中央内务部、中央监察委、中央组织部、公安部等，都派人到信阳做了调查。
根据这些调查，毛泽东最后得出结论：“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的精神。中央从各部委抽调452名干部、从湖南省委抽调1844名干部，从信阳地委抽调1483名干部，一共4779人，到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了信阳地委、各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对被夺权的人，则进行集训和专案审查。
1960年11月20日，中央专案组上报了《关于信阳事件专案审查情况报告》。中央专案组对包括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内的39人进行了审查。
中央对信阳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是：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判刑3年。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被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罗山县委书记徐书波、息县县委书记徐锡兰、商城县委书记王汉卿、潢川县委书记梁代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淮滨县委书记石绍举、汝南县委书记傅良太、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长韩仁炳，都判了几年徒刑。他们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后来，由于河南省和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类似信阳的情况，再说信阳是反革命复辟就说不过去了，对被关押的县委书记也逐步放松。1963年9至10月，他们先后被从牢里放出来，安排到农场、农村劳动，每月发几十元生活费。
1966年文革结束后，当他们得知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很不服气，不断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
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完全在下面，省委、地委、县委都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导致信阳饿死100多万人的总源头，是毛泽东的极左政策；但毛没有为此承担任何党纪政纪责任，更不要说承担法律责任了。
积极追随毛极左政策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对信阳饿死100多万人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但是，他只是被调离河南，转任中南局书记，也没有受到任何党纪政纪和法律处分。
结语
据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
张树藩的秘书余鸿德回忆：当年信阳粮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多亿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
但是，当时，从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到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他们心里想的是不是信阳人民的死活，而是他们对全世界夸下的海口，他们的面子，他们的权力。错的都是“阶级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