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大纪元
1989年6月4日，邓小平下令制造“六四”天安门屠杀惨案之后，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悲愤难平，明确提出退出中国共产党。
公开谴责中共六四屠杀
1989年6月4日上午，75岁的杨宪益接受英国BBC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说：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事！这样的血腥屠杀过去的任何反动政府都没有干过，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杀过那么多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甚至连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北京的时候也没有干过这种事！很多人都亲眼目睹了这场杀戮。见证人看到一个7岁的小女孩在人民大会堂外被枪杀；还看见女学生的眼睛被子弹打穿；有的人被打掉一半脸；学生并非在抵抗，他们只是手挽着手地企图挡住军队的推进，但是士兵就用机枪胡乱扫射。学生走开的时候，军队还从后面追着向他们开枪。”
“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他们不可能摧毁整个的国家！”
愤然退出中国共产党
1989年9月，中共宣布：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同时每人要写一份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自查总结。
杨宪益不承认自己在六四期间的言行有任何错，决定不参加“党员重新登记”。他写了一个纸条给他所在党组织的书记：“我的认识仍然和以前相同，所以我要求退党。”
由于杨宪益是国际知名的学者，中共不想让他的自愿退党，有损中共“伟光正”的形象，派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三次找他谈话。
1989年10月，英若诚两次登门，力劝杨宪益重新考虑退党申请，一再指出，只要公开认错，党就宽宏大量，不再追究他的言论。但杨宪益坚持自己的言论没有错，错误仅在于违反了党的纪律，说了一个中共党员不该说的话，所以愿意“咎由自取”，主动退党。
1989年12月5日，英若诚第三次登门，“苦口婆心”，劝他回心转意。最后，英若诚说：“我可是三顾茅庐了。”杨宪益答：你“七擒孟获”也不行。
1990年3月，杨宪益被“开除出党”。
沟通东西方文化的翻译家
杨宪益祖籍安徽，1915年1月10日，出生于天津一家豪门望族，父亲曾留学日本，当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
他少时在家塾和教会学校读书，接受中西文化的熏陶。1934年入燕京大学，后随英籍教师转赴英国求学。1936年秋，入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攻读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英国文学。
在牛津大学，他结识了漂亮的英国女孩格莱迪丝（中文名叫戴乃迭）。学成之后，他放弃了去美国哈佛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于1940年，带着戴乃迭，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贵阳师范学院、光华大学任教。1943年起，任国立编译馆编纂。
中共建政后，杨宪益夫妇的主要工作是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给西方读者；同时，把西方文学经典译介给中国读者。
他们俩一生合作翻译了百余种、上千万字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离骚》、《楚辞》、《史记选》、《资治通鉴》、《唐宋诗歌文选》、《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也包括沈从文的《边城及其它》等现代文学作品。他们合译的3卷本《红楼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红楼梦》。
他们夫妇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外国经典作品包括：古希腊的阿里斯多芬喜剧，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纪》，古罗马的普劳图斯喜剧，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卖花女》等。
他们的译作几乎涵盖了全部中国文学史，为中西文化交流构建了一座不朽的桥梁。
心存幻想加入中共
从1940年代回到中国，到1985年加入中共，杨宪益长期是中共的同情者、支持者、追随者，即使文革中遭遇四年牢狱之灾，仍不改对中共的“痴心”。
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虽没有中共地下党员之名，却积极参与了中共的地下工作。
在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之际，中华民国教育部长杭立武，专门为杨宪益一家送来飞往台湾的机票，却被他婉言谢绝。他选择留下来，“迎接解放”。
中共建政后，他被选为南京市政协委员，任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在北京，多次受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1958年至1960年，中共党内的“神秘人”（可能是国安机构的官员），要求杨宪益将他接触的外国人的信息提供给中共。他老老实实照做了。
他在“自传”中写道：“那三年中，我如实地向那位神秘的联系人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但他们对我的汇报似乎不大感兴趣，他们准是感到很失望。”
到了1960年，在一次聊天中，“神秘人”突然问：你是不是同时为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三方面工作呢？
当时，杨宪益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原来“神秘人”怀疑他是三面间谍，表面上装出忠于中共的样子，实际上是为在国民党、外国某个秘密机关工作。然后，“神秘人”冷冷地说，现在该是他彻底交代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候了。第二天早晨，“神秘人”派人给他送来一大沓书写纸，供他写交代用。
他在第一页纸上写了十个字就把那沓纸退了回去。这十个字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抓间谍”。从国外回来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都被认为有“间谍嫌疑”。
1968年4月27日晚，杨宪益被当成“间谍嫌疑”抓捕。过了一会儿，他的夫人戴乃迭也被当成“间谍嫌疑”带走。他们被关押在同一所监狱，却无法相见。
中共审查了四年，没有查出他和他的夫人有“间谍嫌疑”的证据。他因为跟监室的人相处较好，没遭多大罪。他后来讲，如果在外面，可能被打死了。
1972年4月，杨宪益被释放回家。一个星期后，戴乃迭出狱。
对杨宪益来说，这四年，他算是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证明他不是外国间谍。他的太太也没有问题。
上世纪80年代，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时，中国出现了一段政治上相对自由宽松的时期。
杨宪益夫妇在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的同时，参与了许多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经常接见作者、记者、外宾，一时间，在国际国内都很受尊敬。1985年4月，他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他当时以为，中共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可走向自由民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组织托人给他传话，希望他写入党申请书，发展他为党员。他感到，党不仅不再怀疑他是三面间谍，而且把他当成了“同志”，于是，欣然提笔，写了入党申请书，并被批准加入中共。
儿子自焚而死的阴影
1979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唯一的儿子杨烨，在英国伦敦郊外姨妈希尔达的家，锁上房门，亲手点燃汽油，自焚身亡。
儿子的惨死，对杨宪益夫妇的打击是巨大的。用他的传记作者雷音女士的话说：“这是一种永远无法疗治的锥心的伤痛，这伤痛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无期徒刑”。
杨烨1942年8月出生。1963年，他本来报考的第一、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但是，由于他的家庭出身，他被挡在北大、清华的校门外，最后被建校不久的北京工业大学录取。
文革爆发后，杨烨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鄂城锻压机床的铸造车间工作。他写信要妹妹给他寄些书，妹妹把他的书籍一股脑打包，寄来了。领导打开检查，发现有一本摩斯密码。杨烨中学时积极参与当时流行的“国防体育运动”，学习发报、练习跳伞等。这本摩斯密码就是当时学发报留下的。而此时，已经以“间谍”罪名入狱的父母和这本摩斯密码都顺理成章地成了杨烨有间谍嫌疑的一个“证据”，他因此受到审查，批斗。从此变得自闭，疑神疑鬼。
1972年杨宪益夫妇出狱后，杨烨被调回北京。回北京后，他的精神越来越不正常。1974年7月开始，他突然一反常态，认为自己是英国人，曾三闯英国驻华大使馆，要求回英国，但没成功。
杨烨回家后更加自闭，拒绝说话，整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甚至吃饭都只在夜深人静时到冰箱里找一点西式食品充饥。杨宪益夫妇焦头烂额，无计可施。最后，杨烨总算获准去英国。
到英国后，他想与过去一刀两断。他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但他的护照还是中国护照；他在英国居留不满五年，不能入英国籍，他也不是英国人。他夹在两种政治制度、两种文化和截然不同的两个国家中间，成了一个无根的人。
他和父亲的关系近乎破裂。他不承认自己是杨宪益的儿子。他认了一个英国干爹，给自己起了个英国名字：David Greene，用的是干爹的姓。他到死都用着这个名字。
杨宪益当初给儿子起名“烨”。在《词源》中，“烨”是光辉灿烂和明盛美茂的意思。由此可见，他对儿子的前程抱怎样的希冀。而在妻子戴乃迭的眼中，杨烨是三个孩子中她最珍爱、期望最高的。
杨烨的死是杨益宪夫妇心中永远的痛。
据杨烨的大学同学回忆，杨烨是智商极高的奇才，如果不是时代的扭曲和社会的错位，他有可能成为杰出的数学家、计算机专家，也可能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翻译家、作家和诗人。遗憾的是，他的才华，对科学的追求，被那个疯狂的时代淹没了，毁掉了。
1989年6月4日，当中共军人的枪口对准北京的大学生时，杨宪益很可能想到了他死去的儿子。
他的儿子虽然死于自焚，又何尝不是中共血腥残暴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结语
一位作家写道：“杨宪益在30年代选择离开牛津放弃哈佛，并且在40年代选择留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男人在事业和信仰这两大重要问题上下的最大赌注；而当初戴乃迭不顾一切跟随杨宪益回到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女人在感情和婚姻这两大问题上作的最重要决定。然而，与杨宪益生死相随的戴乃迭却在文革因为被囚禁而被迫与杨宪益分离；他们的爱子因为戴乃迭的外族身份受到迫害而决意逃离中国，最后选择作为一个英国人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一直在伤害他们、背叛他们的不是当年杨宪益要赶走的‘（日本）侵略者’，而是他们夫妇两人投入生命中的一切去信任、去支持的代表他们的理想的政权，和那些在权力背后的人。”
19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的枪声，和学生的鲜血，惊醒了杨宪益对中共的迷梦，使他不再对中共抱任何幻想了。
于是，他做了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决裂中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