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彩鹏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中国偏远西部地区的一栋公寓，15楼一个卧室的插线板发生故障，引发火灾。消防员花了三个小时才将其扑灭——由于救火速度太慢，导致至少10人死亡——一场偶然事故变成了一场悲剧，并成为令当地领导头疼的政治问题。
许多人怀疑，是疫情封锁阻碍了救援工作或导致受害者困在家中无法逃生，尽管官员予以否认，但社交媒体上充满愤怒的评论，在火灾发生的城市，民众走上了街头。
这起发生在新疆地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执政的共产党的愤怒，这是多年来最具挑衅性的一次爆发。本周末，在中国各地的城市，数千人举着蜡烛和鲜花聚集在一起，哀悼火灾中的遇难者。在校园里，学生们举行了守夜活动，许多人举着白纸以示无声的抗议。
在上海，一些民众甚至呼吁共产党及其领导人习近平下台，这是一次罕见而大胆的挑战。
这给习近平带来了新的压力，仅一个月前，他刚获得了第三个党主席任期，巩固了他作为中国几十年来最强大领导人的地位。人们更广泛的愤怒是针对他的“清零”政策，也就是通过封锁、隔离和大规模检测来消除感染的防疫策略。
它使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远低于其他地方，但也使许多中国城市几乎陷入停滞，数亿人的生活和出行遭到扰乱，许多小企业被迫关门。
抗议活动在中国相对罕见。尤其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已经根除了民众组织起来对抗政府的大部分手段。持不同政见者遭到监禁，社交媒体受到严格审查，参与倡导人权的独立团体被取缔。在城镇和乡村爆发的抗议活动通常涉及的是工人、农民或其他的地方民众，他们因失业、土地纠纷、污染或其他往往受到压制的问题而感到不满。
但是，中国无处不在的防疫限制措施已经造成了超越阶级和地域的愤怒焦点。在长达数周的封锁期间，农民工在食品短缺和失业问题上苦苦挣扎，大学生被关在校园里，城市里的上班族因出行限制而恼怒——他们不满的根源是一样的。
如果相似的不满导致不同背景的抗议者合作，共产党最害怕的事情就会成真，就像1989年那样。当年，人们要求民主变革，抗议者占领了天安门广场，学生、工人、小商贩和居民在抗议活动中找到了一些共同的目标。之后，这样的情况尚未再发生过。
“清零政策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后果，让很多人处于同样的境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实验室”项目的负责人黄亚生说。“这个情况改变了游戏规则。”
“愤怒已经被压抑了一段时间，但我认为二十大提供了一种预期，即防控措施会逐渐放松，”他说，指的是10月份中共领导层的重新洗牌。“当防控措施没有放松时，不满迅速爆发。”
周一上午在北京，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尚未对周末的骚乱发表评论，官方新闻媒体也保持沉默。
新冠旅行限制和政府对外国记者的限制使得对抗议活动的报道变得困难重重。时报在中国大陆有两名记者，他们一直通过网络关注抗议活动，并通过电话采访、经过核实的视频，以及中国境内分享事件记录的消息来源，对示威活动进行报道。
周四乌鲁木齐大火造成的死亡，以及遇难者是否被封闭在着火大楼里的问题在中国引发了广泛共鸣。在经历了近三年的疫情限制后，许多人都有在家中隔离的经历，有时他们的门被铁链锁死或焊死，紧急出口被堵上。这种共同的经历似乎助长了人们对死亡事件的集体怀疑和愤怒。
“昨天，我看到乌鲁木齐的火灾悲剧，一直在哭，然后我想起了今年上海封城的时候，”上海的一名销售经理基拉·姚（音）说道，她参加了为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举行的烛光守夜活动。
“后来我们高喊‘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健康宝’，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哭了，我觉得，我终于可以说出我想说的话了。”
虽然许多抗议者的诉求仅限于放松新冠限制，但一些人抓住机会提出了更广泛的政治要求，将“清零”的严厉影响与中国的威权制度联系起来。
周日，数百名学生聚集在北京西北部的清华大学校园，由于疫情限制，他们已被禁止离开该校数周。
“民主法治，”人群高呼。“表达自由。”
周日晚上，在北京亮马河附近，至少100人聚集在一起，点起蜡烛，举着白纸，含蓄地抗议审查制度。人群喊话鼓励上海的抗议者。还有一些人站在桥上，也举着白纸，路过的司机按着喇叭。
“不要谎言，要尊重！”一个女人喊道。“不要领袖，要投票，”她指的是习近平。
在2019年底新冠疫情发源地武汉，数百人走上街头，一些人推倒了为实施社区封锁而设置的障碍。
此前，北京官员于本月发布了一个“二十条”方案，对疫情措施的范围实施限制，人们曾希望防疫措施将逐渐放松。基于这个方案，人们曾预计地方政府将缩减密接者追踪和大规模隔离，但当新冠病例激增时，官员们又恢复了过去的一刀切策略。
习近平没有简单的回应方式可用来平息愤怒。审查人员迅速采取行动，删除了有关抗议活动的照片和视频。如果习近平对示威者进行镇压，可能会进一步激怒公众，甚至使中国强大的安全机构感到紧张。如果他突然取消许多限制，就可能损害他在一定程度上因成功抗击新冠疫情而建立起来的不可动摇的权威形象。随之而来的感染人数上升对于弱势群体可能是致命的，这也可能成为不满的另一个来源。
“当前的挑战是，在有这么多挫折的情况下，他们是否，以及如何继续‘清零’政策。这是他必须在接下来的48到72小时内做出的决定，”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研究中国政治的政治学教授裴敏欣在接受采访时说。“你可以把人逮捕起来，把他们关进监狱，但病毒仍然在那里。对他来说，没有简单的答案，只有艰难的选择。”
周六晚上，上海的一场守夜活动升级为街头抗议，政治赌注的大小暴露无遗。
“习近平！”人群中的一名男子反复喊道。“下台！”一些人这样回应。
“这在这个时代是闻所未闻的，”裴教授说。“这反映了人们对新冠疫情政策的极大失望。人们是真的累了。”
自近三年前新冠病毒从武汉传播开来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中国人都接受了严厉的防控措施，包括不得入境在内的各种全面限制，以此作为避免美国和其他国家经历的那种大范围感染和死亡的代价。但随着其他国家越来越适应与病毒共存，公众的耐心在今年逐渐减弱。
上周，河南郑州一家大型iPhone工厂的工人因为封锁措施和奖金发放的延迟，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本月早些时候，数百名被困在制造业中心广州的外来务工人员拆除路障，洗劫食品供应。10月，就在习近平赢得新任期的共产党大会召开前几天，一名独自行动的抗议者在北京的一座立交桥上拉起横幅。
中国政府可能担心，虽然有网络审查，但上海抗议活动的图像和视频传播开来的话，会引发更多的骚乱。BBC记者埃德·劳伦斯在抗议期间被警方逮捕。BBC后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记者在获释前“在被捕期间遭到警察拳打脚踢”。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被起诉。这家英国广播公司称，官员们解释说，逮捕他是“为他好，以防他在人群里感染新冠病毒”。
“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信的解释，”BBC表示。
周日的视频显示，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也有人群聚集，一些人高呼，“要自由，要民主。”还有人高呼：“要人民开口说话！不要404！”
住在湖南省南部的梅·胡（音）说，她花了几个小时在Instagram上观看上海抗议活动的直播。Instagram在中国遭到屏蔽，除非使用软件翻墙。
“最大的区别是，所有人想的都是逃离这一切，”20多岁的胡女士说。“之后很多人的想法转变成了‘我们要去抗争，我们要赢得自由’。”
一些参加前一晚上海集会的人表示，他们担心公众的普遍愤怒最终可能招致官方同样愤怒的回应。一位要求只透露自己姓李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说，在周六晚上看到警察推搡和拘捕人们之后，他对参加另一场示威感到紧张。
“发声后，或许观众会觉得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人民不好惹，不过会有什么结果呢？”艺术策展人丁婷婷（音）说。她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悼念守夜活动，但不赞成当晚晚些时候的喧闹呼喊。
时报获得的视频显示，周日晚上，居民们聚集在同一地区，一些人高喊“放人”，这显然是在警方在有时动用粗暴手段逮捕了一些人后发生的。警察催着其他人往前走，防止他们停下来举行抗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