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没有制约的权利，必将导致巨大的寻租腐败空间。
官员们一一在镜头前坦诚地讲述了他们如何滥用职权积累巨额财富。当他们描述贿赂、回扣和腐败带来的其他特殊待遇时，他们看起来很放松、自信甚至快乐。得到塞了30万美元的海鲜礼盒。在各地拥有适合不同季节居住的豪宅。闯红灯不会被开罚单。感觉就像在真人秀节目中看黑手党讲述他们最光荣的犯罪行为。而实际上，这些是中共的前官员在反腐败纪录片系列中出演自己。这部由国家制作的纪录片旨在庆祝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标志性的反腐运动取得成功。但它似乎证明了相反的情况：中共仍未找到消除腐败的方法。
据《零容忍》纪录片，自习近平于2012年11月成为党的领导人以来，已有近440万人在腐败相关案件中受到调查。约四百万党员受到纪律处分。
《零容忍》是该党自2014年以来制作的一系列反腐败纪录片中的第八部，也是从新闻和艺术角度来看最好的一部。
但制作该节目的国家广播机构和党的反腐机构似乎没有意识到或不在乎他们正在呈现共产党最不堪的家丑。作为一党制国家的执政党，对于猖獗的腐败，共产党怪不了别人，责任只在它自己。在有些时刻，这部纪录片感觉像是一部政治讽刺剧，对于腐败行为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其高级官员的驱动力，它在展示令人感到荒谬的细节之余，不乏令人信服的见解。而且，是的，动机就是常见的那几个：权力、金钱和性
官员可以享受大大小小的许多福利；他们所有心血来潮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过着拿钱也买不到的特权生活。负责监督国家警察部队的前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讲述了他曾每年从一名省级警察那里收到四五盒“海鲜”。每个盒子里都会有30万美元现金，这些年来总计收到1500万美元。
“他每次来就说，我给你送点‘小海鲜’，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在接受采访时微笑着说。
曾任海南省委副书记、后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富玉让商人在三个城市给他购买适宜不同季节的房产：在热带海南岛过冬，在凉爽的贵州高原避暑，春天和秋天在南方城市深圳。他还是一名狂热的高尔夫球爱好者，在高尔夫球场上有一座豪宅，一走出门就可以开始挥杆。
曾长期担任北京副市长的陈刚毕业于中国顶尖的建筑学院，他利用其2000万美元的不义之财在北京郊区盖了一座他设计的私家园林。纪录片称，该园林占地109亩，包括中式四合院、西式临水全玻璃别墅、日式庭院、人造白沙滩、影音室和按摩房。
官员通常不直接参与。很多时候，他们的妻子、孩子和兄弟姐妹代表他们或通过空壳公司收受贿赂。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个道理，即权力可以带来许多东西，尤其是金钱。曾送过“小海鲜”的王立科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的哥哥在纪录片中说，他父亲觉得比起做生意，做官来钱更容易。于是，王立科进了政府。原北京副市长陈刚说，他曾利用自己在城市规划上的自由裁量权收受贿赂。开发商拿到地后能建什么、能开发多少，都取决于陈刚。“这个地给了你，盖成什么样、盖多少，关系他的利润、他的回报，”他说。
一些官员认为以权换钱的规则没有问题。
“心里始终老觉得有点儿应该似的，”东北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国强在谈到贿赂他的商人时表示。“都是我帮助他们由小到大发展起来了，他们发自内心感激我，给我钱。”他收受了价值3.5亿元的贿赂。
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认为，在2012年以后，习近平以反腐败为手段迅速掌握了最大的权力。但是他的反腐是以帮派，以服从不服从他，归属不归属他为核心。他说，所有的腐败分子都知道，关键的问题是政治上站队正确与否。你如果站对了，那你怎么腐败，不仅没事，而且会帮你打压那些揭发者。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指出了习近平反腐的选择性，夏明教授认为，反腐很大程度上成为习近平政治清洗的工具，要把很多职位腾出来，以便把他的人升上去。
有些人认为，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后展开的大规模反腐开始，反腐败使中共各级官员投鼠忌器，不敢乱说乱动，导致懒政不作为在中国政府系统各部门和各级都非常普遍。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国有句话说就是多干多出错，不干不出错。……我觉得中国的运动式反腐绝对是对官员失去了，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激励，相反会导致相互的猜疑，导致更多的权力斗争。
现在的中国的官员，其实就是说躺平现象其实很严重。就是尽量不担责，尽量不出头，尽量观望。我认为是中国官场现在的主流。
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并不是近十年才有的现象。所不同的是，习近平当政十年，反腐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内斗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