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去年，在2015年被拘押的人权律师的妻子在北京。左起：王艳芳、李文竹、陈桂秋、樊丽丽、刘二敏和王峭岭。
北京——在丈夫遭拘押而失去音讯前，陈桂秋几乎不曾过问他所从事的中国人权律师这份危险的工作。在有关他遭受酷刑的消息传出之前，陈桂秋一直相信警察。在被告知她不能离开中国之前，她也从没想过自己会走上危机四伏的海外逃亡之路。
今年3月，陈桂秋和两个女儿抵达美国，之前她先是经由陆路前往泰国，在那里差点遭遣返。她的丈夫谢阳本月在一所法院接受审判，被判颠覆国家政权和扰乱法庭秩序。但陈桂秋表示，她的逃亡是一场人生变故的顶峰，这个过程始于丈夫约两年前被捕之时。
“是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来自国安安全人员、我的雇主——让我渐渐失去了信心和希望，”陈桂秋在她位于得克萨斯州的临时住所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一直被人跟踪，感觉生活没有自由。”
从某种程度上讲，陈桂秋的转变是中国自2015年7月以来，对直言不讳的人权律师、活动人士及其不屈从的丈夫采取的打压行动所造成的一个意外后果。周四，她和其他在中国被拘的人权倡导人士的妻子在华盛顿向美国国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在爱人于一场拘捕行动中失去音讯后，一些家属，尤其是被捕律师的妻子们克服自己的恐惧，发起了抗争，而且常常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进行。她们在网上发出呼吁，探访监狱、检察院和法院。她们穿着大红色的衣服聚在一起，举着红色的水桶，宣扬她们要求获得信息和探视拘押者的要求。
李文足说，她们半开玩笑地将口号变成了“离开梳妆台打流氓”。她的丈夫、人权律师王全璋自2015年8月被捕以来，已被秘密拘押21个月。
“这些妻子们的故事是整个打压行动中最精彩的一个部分——是活动人士对打压行动做出的一种了不起的应对。”芝加哥美国律师基金会(American Bar Foundation)的研究员特伦斯·哈利迪(Terence Halliday)说，他写过一本有关中国刑事辩护律师的著作。“我的天，她们吸引了那么大的注意力，不仅是因为他们的丈夫，也因为她们遭到政府的打压。”
中国政府的调查人员长期给被拘押者的家属施加压力，好让他们配合、招供。但被拘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表示，这一次他们的策略似乎更加系统。在接受审判并获得缓刑后，李和平最近获释。
“他们可以把你当成面团，想捏成什么形状就捏成什么形状，”45岁的王峭岭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你被孤立，感到害怕，是很难进行反抗的。”
有些被拘人士的妻子表示，在警方警告了房东之后，她们被迫搬出了租住的公寓。有些人的孩子无法注册入学。警方还会发动一些亲戚，去央求她们保持沉默与顺从。家属称这些策略为“连坐”或“株连”，它们是意指连带惩罚家属的古代术语。
有些家属屈服了。但也有人表示抗议，提交了反对秘密拘押和审判的诉状。王峭岭鼓励被拘人士家属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圈子，称沉默只会让法院做出更严厉的判决。
“如果你想保护家人，就不能保持沉默，”王峭岭说。“我们保持团结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对42岁的陈桂秋来说，走上抗争之路的过程却尤其曲折。
许多被拘律师的家庭都在北京，她却生活在南部800英里（约合1300公里）远的湖南省会城市长沙。在那里，她有一个有保障的国家饭碗——湖南大学环境工程学教授，研究消除水中的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的方法。
谢阳不停地出差，她则在家里照顾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15岁。当谢阳在家的时候，他们之间也很少讨论他那些有争议的法律案件。“我从没想过他会因为当律师而陷入这么大的麻烦，”她说。“俩孩子就够我们忙的了。”
谢阳被警方带走时，陈桂秋一开始觉得，一旦调查人员发现他没有犯什么罪，就会很快把他放了。她保持沉默，遵从警方的建议，相信沉默能换来对他的宽大处理。
“重压之下，茫然无知的我，选择接受警方的非法指令，配合他们近9个月，”她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有关个人经历的文章中写道。“我听从了国保的建议：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出境，不和其他涉案家属联系，不利用微博微信等披露实情（所谓炒作）。”
但和其他家属一样，她遇到的是一个不透明的法律体制，可以把人秘密关押数月，不允许接受家人探视或接触律师。
“没有一个机构依法办事，没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合法的答复，”她在采访中说。“这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起法律案件，我想用法律为我丈夫辩护，但利用法律是不可能的。”
日渐累积的不满促使她公开发声，并联系其他被拘人员的妻子，包括给予她建议和鼓励的王峭岭。
陈桂秋没有受到其他家庭所说的一些恐吓。她说她的孩子在学校没有被区别对待。但其他被拘押人员的妻子说，在官方警告了校长或拒绝处理相关材料后，她们的孩子无法进入北京的学校或幼儿园。
但去年4月，当陈桂秋试图带女儿去香港时，发生的事让她感到惊讶。香港是一个自治城市，大陆地区的中国人必须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入。警方以她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不让她搭乘过境的火车。
“我猛然醒悟，我被牵连了，”她说。“他们对我说，我被列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如果我已经被认为有罪，那么谢阳也一样。”
她和一个由被羁押人员的妻子组成的圈子保持着联系。去北京时，她偶尔会参加她们要求探视并获得相关信息的活动。她们开始携带红色的桶，并在衣服上写上红色的口号，以示抗议，尤其是在去北京附近的港口城市天津时。她们很多人的丈夫都被关在天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2015年中国出现的多场女权主义抗议的启发。
“我们形成了一种坚定的心态，”王峭岭说。“他们越想让我们觉得自己像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我们越要保持一种放松、轻松的态度。”
但保持乐观并非易事。陈桂秋开始听说丈夫在湖南——他被关押在那里——遭受酷刑。起初，相关说法是间接传来的。后来，谢阳在今年1月获准和律师见面时，描述了自己受到的虐待，包括殴打和睡眠剥夺。陈桂秋决定把会见笔录发到网上，希望曝光有助于结束虐待。
“让世人知道什么是刑讯逼供，什么是无耻没底线！”陈桂秋在当时的一份声明中说。
政府否认了有关酷刑的说法。前不久受审时，谢阳也在自己的律师被换成了当局选定的律师后，收回了相关说法并认罪。但很多被拘押律师的家属说，有证据表明虐待现象普遍存在，包括被迫服用让在押人员听话和顺从的药物。
陈桂秋说，到2月，她生活在令人窒息的监视下。在家里和在工作的地方，监视无处不在。警方、学校领导和亲戚均告诫她不要多谈她丈夫的事。于是，她决定逃离。
她把女儿叫到一起，将自己的计划向大女儿和盘托出，对小女儿则说她们要去旅行。跟踪她的安全人员已经习惯了她每天开车去上班，但陈桂秋和女儿悄悄地步行出门，躲过了监视她的人。
陈桂秋不愿介绍自己和孩子一路抵达泰国的细节，担心这么做会危及帮助过她的人。她一直保持手机关机，但泰国警方仍追踪她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她认为，自己的失踪引起了中国安全人员的警惕，泰国警方是得到了中方的帮助。
法庭审讯结束后，陈桂秋和孩子被带去了一处拘留所，并被告知她们会被送回中国。她说，来自设在曼谷的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介入，并在同泰国当局争论了一番后让她得以获释。3月17日，陈桂秋和孩子抵达休斯顿。在那之前，中泰两国的官员在曼谷国际机场(Bangkok International Airport)发生对峙。
陈桂秋说，谢阳被判处缓刑，但依然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联系上，看起来他是被警方在长沙郊区监视起来了。
“我希望有一天谢阳能在这里和我们团聚，”她说。“但我们也许要等很久才能见面。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