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民心
黄建茂转自吴强
2022年12月2日
北京——近日在中国出现的一幕幕让人振奋。
上周末，从国际大都市上海到遥远的西部新疆，全国多座城市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令人窒息的防疫政策，有些还喊出了呼吁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口号。
对于扰乱生活、分离家庭、破坏经济的过度防疫措施，民众压抑了近三年的不满情绪突然爆发，导致了自1989年以天安门为中心的民主示威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与当年一样，抗议者成功的几率不大。完全控制了国家的中共已迅速采取行动，进行镇压。
但中国人民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点。1989年的残酷镇压将中国人民去政治化，被逼接受三十年来主宰生活的社会契约：让党来搞政治，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被政府坚持新冠“清零”逼到无路可走的新一代，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事情之所以走到这一步，其实相当讽刺。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起义后，防止中国出现民主抗议成为习近平主席的当务之急。中国的公民社会被彻底消灭，通过清洗党内一切潜在政治对手以及在2018年修宪废除主席任期限制，习近平使自己可以无限期掌权，从而加强了手中的权力。对疫情毫不妥协的态度只是这种专权的延伸，是阻止开放社会形成的另一种手段。在倾注十年巨力向中国灌输反对革命的观念后，中共的“清零”政策给自己带来了一场革命。
革命的种子在今年四五月就已播下，当时为了阻止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快速传播，上海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封城。全中国眼睁睁看着这座城市的2500万民众遭受着巨大的心理和经济痛苦。在不经意中，民众被拉回到政治生活中。要么被封在家，要么与家人分离，要么担心食物短缺，他们被迫重新评估这份社会契约是否还能维持。上海遭受的集体创伤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众所经历的一切都不同，它为过去一周的示威奠定了基础。
中共还在往上海的伤口撒盐。等到封城终于结束，政府不仅没有给予任何政治上的回应或精神上的安慰；相反，在10月的二十大，上海的最高领导人李强因严格执行封城而得到奖励，被提拔为政府二把手。预计明年3月，他将成为中国的新任总理。在过去三年的防疫中，这已经见怪不怪；哪怕老百姓蒙受痛苦和损失，领导层连最起码的道德或责任感都没有。
在二十大上，习近平加紧了对这个如今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的掌控，确保了自己再连任五年，而且党内高层都是他的亲信。中国领导人再次宣布新冠政策取得了成功，得到了公众的充分支持，并将继续坚持不动摇。
愤怒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当本月卡塔尔世界杯开幕时，世界各地的无数球迷不戴口罩观赏比赛的画面让中国人全都醒了过来。在被强行灌输近三年的政治宣传——即中共挽救了中国免受病毒侵害，而美国等民主国家应对疫情不力——之后，人民看到了真相：世界已走出疫情，生活已恢复常态。
中国老百姓还在继续承受难以想象的苦难：到处都流传着民众因防疫限制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亡的报道，中国中部一家iPhone工厂的工人因奖金延迟发放和生活条件恶劣与警方发生冲突，在南方一座城市，民众因食物短缺冲破封锁进行抗争。
11月24日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一栋公寓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的火灾，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虽然官方否认，但许多中国民众立刻怀疑是防疫措施阻碍了消防人员去救火，全国都掀起了同情和不满的浪潮。中国人总说我们的社会有一种冷漠和自私的倾向，但大家突然在恐惧和愤怒中找到了共识。
我自己也忍受着新冠清零带来的侮辱：每天向牲口一样排队做核酸检测；不停关注手机上不得不安装的健康码，它决定了你能否在公共场合活动；不知道明天是否又要面临长达数周的封锁。上周末，随着中国社交媒体上开始流传年轻的示威者手拿白纸（代表着无声的反抗，这已成为这场运动的符号）抗议的影像，我坐在北京家中，和无数国人一样刷手机直到深夜。
对于过去三年在中国生活过的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种宣泄；我们共同的恐惧变成了共同的力量。次日，示威者冲出封闭的社区和大学校园，哀悼乌鲁木齐遇难者，要求解除“清零”，呼吁人权和自由。
新冠对某些群体来说可能依然致命，对其他人却不会比流感更重。但现在很明确的是，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他们自己制造的重大政治危机。习近平的强硬做法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灾难，让民众清楚看到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僵化，及其意识形态和话术的破产，并揭示出公众反对的真实程度，这是二十大政治舞台上看不到的。中国的抗议生动地呈现出习近平政府与人民的距离有多远。
与北京大学生为主的“八九”运动相比，如今的抗议给中共带来了更严重的挑战。最近的示威将工人、大学生和中产阶级团结到了一起，全民自发表达了对政府权力不受制衡的绝望。
这场运动将不可避免步香港民主示威的后尘，遭受同样的严厉镇压，以及防疫限制措施的升级。但政府要无限期维持这种局面将是极其困难的。习近平的新冠政策暴露了这个体制的固有弱点，他正在失去中国最关键的两大政治根基的支持：大学生和中产阶级。
当示威者走上街头，就像尤利乌斯·恺撒横渡卢比孔河的时刻。一切已成定局。中国的未来属于街头那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