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十年间，习近平一直主张由他和中共掌握更多的经济大权。现在，习近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这种权力扩张到中国的金融体系。

周五，中共在党刊《求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详尽的意识形态声明，明确要求中国的银行、养老金金融、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并服从习近平的领导。

《求是》的文章被中国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高度重视，它可能与北京的努力背道而驰，即虽然对商业施加了更严格的管控，但中国经济是欢迎投资的。

长期研究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经济学者巴里·诺顿表示，此文表明，金融部门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并被迫更积极地为政府政策服务。

“不能再期望金融部门推动市场化改革，甚至连利润最大化也不一定能实现了，”他说。“作为一项金融规划，它雄心勃勃、令人失望，同时也带了点不祥意味。”

汇丰银行、法国巴黎银行和摩根大通等西方银行在中国大陆拥有规模可观的业务，而这些业务都属于北京监管机构的管辖范畴。但部分金融机构已在缩减规模。花旗银行10月9日宣布，将把其在大陆的个人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出售给汇丰银行。先锋集团也一直在从大陆撤出其有限的业务。

长久以来，中国都要求金融机构遵循中央政策和党的原则。但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的近40年时间里，中共似乎逐渐放松了对社会、经济和银行业的控制。金融机构的创新和逐利是受到鼓励的。

习近平一直在全面扭转这种自由化趋势。在10月底的金融政策会议上，他和其他领导人要求加强金融监管。《求是》的文章则明确了这种转变如今已成为中共思想理论的一部分。

这让支持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越来越紧张。

“政治必然将进一步支配中国的金融，使中国更加接近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前的状态，”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表示。

《求是》文章中提出的一些政策目标和西方的监管意图相比并无太多异常。比如要求银行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中共长期以来对此的解释都包括为工业基础提供充足资金。

但文章也提出让习近平个人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金融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这符合一年前中共在二十大上对其他行业提出的监管模式，只不过之前金融领域未受到那么明显的影响，现在就不一样了。

该文章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在10月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闭门讲话，这个指导金融监管的会议每五年召开一次。

但不管是今年的会议还是中共在《求是》上的文章，都没有为困扰中国的许多金融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包括债务剧增、地方政府预算赤字扩大、一家大型信托银行倒闭，以及房地产开发商的资不抵债，这些开发商是中国最大的债务方之一。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周二宣布，将中国政府的展望评级下调至负面。此前穆迪对中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为稳定，保持在接近最高评级的“A1”。

官方对如何解决中国财政困境和经济复苏疲软缄默不言，而就在此时，一场外界期待已久的党中央会议也因不明原因推迟。

近年来，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三中全会）往往都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同年先后召开，最高层官员将在这场会议上为中国制定未来五年的经济政策。但今年的三中全会并未提上日程，可能会推迟到明年。该会议的召开传统将被打破，引发了外界关于中国经济政策失去方向的猜测。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是这篇《求是》文章的署名单位，副总理何立峰担任该委员会书记一职。自1985年与习近平在福建共事以来，何立峰一直是习的左膀右臂。他如今负责主持中国经济和金融政策的制定。

《求是》是阐述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刊物。上周五发表的这篇文章宣称，习近平在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我们党不懈探索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形成的宝贵思想结晶”。

上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朱天表示，这篇文章应被视为一份政治声明，而非政策办法。“政治影响了一切重大领域，经济或金融问题本身就是政治问题，”他说。

诚然，《求是》文章中反复申明中共对金融的控制。“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该文章写道。

中国最高监管机构纷纷发表支持这一意识形态立场的声明。包括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易会满在周一的长篇讲话，该委员会负责监管中国的股票和期货市场。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另一位中国经济政策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表示，西方同样不乏要求金融为社会服务的呼声。

但随着中国政府包揽更多金融工作，银行和企业可能会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继续放贷和借贷行为，即哪怕犯了错误，也有国家来兜底。史宗瀚警告，这可能导致“把中央对稳定的绝对保证视为安抚的行为者继续做出有失谨慎的金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