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理工大学，学生抗议者的老师和家长们。
香港——一位母亲在防暴警察面前跪下，恳求他们释放她的女儿。另一位儿子被困的母亲，在他拼命越过警戒线逃出来前，做出煲汤的鼓舞承诺。一位父亲从远处看到了已经好几天没见面的儿子：他正被铐上手铐带走。
随着警方本周封锁香港理工大学，将1000多名抗议者围困在内，卷入香港这场危机的一个新群体挺身而出：抗议者的父母。
他们的声音充满恐惧，也带有悲伤和愤怒，这是对校园僵持局面采取妥协做法的人性化呼声。截至周二，仍有一小群约十几名抗议者留在校园里。这些父母的故事，为人们提供了这场以顽固观点为特征的政治斗争中理解和态度改变的例子。一些家长说，亲身体验了警方战术，让他们更加同情孩子的选择。
“要不是我女儿在里面，我不会站在离前线这么近的地方，”43岁的室内设计师山姆·何(Sam Ho)说。他17岁的女儿曾告诉他妻子，周日要回学校（简称“理大”）还书。不久后，他们与她失去了网上联络。她没有告诉父母，还书后，她还在校园里参加了一个支持和平的祈祷会。
周日，抗议者在一座通往校园的过街天桥上纵火，导致校园附近一条主要隧道的交通中断，之后，警方封锁了校园的各出口。警方的做法有效地将抗议者困在了里面，让他们要么想方设法逃出，要么被戴上手铐带走。这种做法也引起香港其他地方的示威者与警察的暴力冲突，示威者试图把被困的人救出来。
“以前，我想知道抗议者，或那些看似抗议者的人，是否做了一些越界的事情。但现在我对他们为什么要使用这种手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何先生补充说，他最担心的是警察会踢打他女儿。校园外一些逮捕行动的视频片段显示，警察殴打被拘留的学生。
周日夜间，心急如焚的何先生与其他三名家长一起，尝试了一次疯狂的救援行动。他们试图翻过高高的铁丝网进入校园，但其中一人被警察发射的豆袋弹击中跌入灌木丛之后，他们放弃了这一尝试。
与警方行动的近距离接触改变了何先生对抗议者投掷汽油弹的看法。“他们扔燃烧瓶主要是为了不让警方靠得太近，”他说。
何先生与数百名家长（许多人的孩子在里面）一起在警戒线附近静坐，他们戴着口罩，举着写有“救救孩子，不要杀我们的孩子”、“他们是上帝的孩子！放了他们！”字样的硬纸板。许多人说，他们来这里只是为了能与校园里的孩子们离得更近，校园就在几百米远的地方。
在周二举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这些父母向香港当局发出恳切请求，对已在香港政治僵局中成为正常的激烈争论发出质疑。
一些人批评当局把所有留在校园里的人称为“暴徒”的做法。几个月来，香港警方和政府，以及中国大陆的官方新闻媒体，一直把“暴徒”一词用在抗议者身上，不管他们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
“为什么里面所有的学生都被指控犯暴乱罪，不管他们的角色如何？这是什么逻辑？”50岁的仓库工人陈楚（Chu Chan，音）说。她儿子一直留在校园里，因为他担心可能被指控暴乱罪，该罪名最高可判10年监禁。直到周二下午，他仍在校园里。
陈女士说，儿子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社工，他很关心他人。
“当我得知他在理大里面时，我全身都在发抖，”陈女士说。“我开始责怪他，但后来我想，他在里面可能觉得比我更无助。我不能责备他。”
对父母来说，孩子可能坐牢只是他们担心的一个原因。在长达数天的僵持中，食物供应不足，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水的供应最终也被切断。
周日晚，警方警告，他们可能会对抗议者使用实弹。里面的学生说，食物和供应不足，在急救人员被逮捕后，他们失去了医疗条件。在周一早上的一次警方突袭中，建筑物周围响起了爆炸声和枪声。
后来，学生们企图逃出校园。有的学生从桥上沿着绳索爬下来，跳到等待在那里的摩托车后座上。还有的人试图冒着催泪瓦斯的浓烟，冲破武装防暴警察的警戒线，但失败了。几十名试图通过校园下水道突围获得自由的人，因身体不适而折返，目前仍在学校里。
参与救援的人说，至少有200名抗议者成功地逃出了校园。在试图从下水道出逃失败后，大约有70人被送往医院，接受体温过低和头晕症状的治疗。
警方说，总共逮捕和登记了1100人。警方登记的是未成年的中学生，他们在周二清晨获准离开理大校园。何先生的女儿就在其中。
周二晚些时候，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许智峯带着大部分仍在校园的学生，从里面和平地走出来，让警方逮捕。到晚上时，只剩下十几名学生仍在校园内。
父母的担心在这场大量使用家庭类比的运动中引起了共鸣。让抗议者快速躲避警察、开车送抗议者往返于城市各处的志愿者司机常常被称为“家长”，他们称自己的行动是“接孩子”。虽然由家人组成的支持网络在街头冲突中并不明显，但他们为抗议者（其中许多是年轻的学生）提供食物、水和防毒面具等物资。
不过，抗议活动也引发了家庭纠纷。
51岁的女商人伊娃·刘(Eva Lau)说，虽然她参加了和平的游行，但她不同意22岁的儿子参加演化为暴力和破坏的抗议活动。周日晚，随着抗议者和警察在理大的激烈冲突升级，她儿子说想去参加学校里的和平祈祷会。
她说，当自己试图劝阻他时，儿子对她说，“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想，就没人再会去抗议了。”
刘女士的老家在中国大陆的湖南省，她于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香港。刘女士说，她曾对香港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都持怀疑态度，但已逐渐开始支持民主派了。
她还讲述了自己最近与警方的一次遭遇。当她在一个夜晚，从一条发生冲突的街道走过时，警察把手电筒的强光射向了她，这个做法让她对警察大喊道：“我过去非常尊重你们，但现在我有亲身经历的理由让我不再尊重你们。”
至于儿子，刘女士说，她希望他能学会，有对抗不公正的更好方法。尽管如此，她说，她也在考虑重新加入到抗议活动中去。
“我反对一切暴力，包括来自孩子们的暴力，”她说。“但现在我可以看到，他们是在采取试图抵抗政府的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