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安利设在北京的体验馆举办活动，宣传一款净水器。
中国兰州——在北京，冯刚 (音）站在美国营销巨头安利(Amway)旗舰体验馆的会议厅内，面对着150个人。
为了套近乎自称大哥的他，正向新成员们推销公司的最新产品，新成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一位街道清洁工，连橙色的市政制服都没来得及脱下。
冯刚说，安利的能量饮料XS可以降低多达70%的血醇浓度。他还说，这款饮料可以治抑郁，或能使醉酒的人开车回家。他的目标是：让这群人走出去卖产品。
十多年来，对于安利或其他通过销售代表招募下线进行多层次营销的公司，这样的场景就意味着有了财政救助。
这些在美国和其他地区面临颓运的公司转向了渴望着新产品、日益壮大的中国消费者阶层，而且他们容易受到卖出这些新产品就有望发财的盅惑。
可现在，未来看起来却没那么光明了。多层次营销的巨头们在中国的监管机构和美国本土腹背受敌。
康宝莱(Herbalife)和优莎娜健康科学公司(Usana Health Sciences)两家公司去年透露，美国正按《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对他们的中国业务进行审查。该法律禁止美国企业贿赂外国官员。另一家公司如新(Nu Skin)在2016年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就一起相似案例达成和解，而雅芳(Avon Products)2014年承认有罪，被处以1.35亿美元的罚款。
尚未上市的安利并未透露美国监管机构的任何调查细节。然而，在中国某省，安利一些分销商的行为招致了审查，受害者表示此事被当地官员压了下来，其中至少有一人与该公司有关联。
“这个行业在中国完全是一片混乱，”前安利的分销代表游云帆（音）说，他曾用笑飞的笔名写过一本措辞严厉的回忆录。
他指出，中国的法律禁止许多与多层次营销有关的恶劣作法，他还说，“根本问题是政府腐败，不作为。”
但这一点或许正在改变。去年，四个政府部门宣布开始打击这个被批评者斥为“传销”的营销模式。
中国市场的动荡对安利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安利在过去十年内的增长大多依赖中国。
根据商务部的记录，目前，安利仍是中国最大的多层次营销公司，拥有150万个分销商，比其他公司的总和还多。安利总裁道格·德沃斯(Doug DeVos)去年告诉路透社(Reuters)，中国现在是安利最大的市场，带来了26亿美元的收入，占安利全球销售份额的30%。
在一则声明中，安利的副总裁斯科特·鲍尔弗(Scott Balfour)称公司接受严打，并表示公司会对合法直销与传销加以区分。
这次严打并没有特别针对安利，而且它在这里树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品牌形象，在北京等地都开设了光鲜亮丽的展示厅，还赞助着中国的奥运团队，但也经受着和别处一样的指控的困扰。
安利的前经销商们在网上组织起来，警告其他人当心该公司的营销模式。安利这个词在中文已经成为了口语词汇，意思是“大力推销”或“被洗脑”。
几乎从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市场开始，安利及其他公司就面对着来自当局的怀疑。多层次营销被官方谴责为“经济邪教”，且政府在1998年禁止了所有的直销。
中国在谈判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时，才同意美方提出的让这些企业进入中国的要求。直销从2005年开始合法，但仍有一些旨在防止无止尽地招募新分销商——安利经营模式的组成部分——的限制。
但是，执法方面仍然参差不齐。“这是个灰色地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在该校的直销行业发展研究中心开展研究的刘凯湘说道。“大部分的直销公司都在打擦边球。如果他们完全守法，就根本不会有市场。”
中国法规的变幻莫测和贪婪的官僚作风此前已经使一些公司陷入困境，比如雅芳(Avon)，它曾是这里的头号直销商。2014年，该公司承认向中国官员提供了8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古驰(Gucci)手包等礼品。
如新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2016年，如新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就一起诉讼达成了和解。该公司承认向“一个慈善机构”捐了15.4万美元，以“获得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的影响力”，免除可能的罚款。
康宝莱(Herbalife)在一份备案文件中披露，该公司也在接受调查，而优莎纳(Usana Health Sciences)宣布，它已向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通报了有关其在华子公司的“费用报销政策”的问题。
安利在声明中表示，它没有面临美国监管机构对其在华业务的质疑。不过，它的业务还是引发了一些问题。
《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在安利的北京中心听取了“冯大哥”的详细销售策略——那些策略如果使用的话，会违反中国法律。冯大哥还向新招募的员工承诺，如果他们能招募到更多人，就能赚得更多钱。
几天后，一名新加入者在街上分发XS能量饮料的传单时，重复了同样的宣传口号。传单上说，新经销商最终每年可以获得7.5万美元（约合5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
事实上，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96%的直销商年收入低于750美元（5000元人民币），大致相当于私营公司员工的月均工资。
在某些地区，安利尤其受到关注。
甘肃省兰州市是一座黄河和古丝绸之路沿线城市，有近370万人口。那里有数十名前经销商指控该公司怂恿高价行为，致使他们负债累累。他们指责上面那些人哄骗他们购买他们实际上卖不出去的产品。
其中一位名叫刘刚。他说，2009年他被说服放弃了教师的工作，去追逐安利的财富。
在培训课程中——他向时报记者出示了当时他录的一些培训视频——他被告知获得成功的方法是在压力下工作。他借钱进了大量维生素、净水器和肥皂——先是通过抵押自己的房子，后来是从民间借贷人那里借钱，他和其他人说，那些借贷人和当地的安利工作人员是一伙儿的。到了2014年，他进的货卖不出去，面临60万美元的债务。
“我被洗脑了，”刘刚说。
负责监管企业的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很重视这些指控。2016年5月，该机构致信投诉者，称找到了不法行为的证据，该地区的两大分销商——唐劲松和赵玉芳——“涉嫌传销”。
“要爬到最上面，你必须有一批下线，”向时报出示了工商局来信的另一名前分销商刘建宏说。“形成了一个金字塔。我们在最底层。”
安利副总裁鲍尔弗说，兰州的情况“涉及大量严重违反我们自己的规范，以及违反中国借贷法律的情况”，这些都是分销商的行为，安利公司没有受到从事不法行为的控告。
在另一份声明中，安利称自己不认可分销商夸大的说法，并且公司的政策禁止贷款购买产品。鲍尔弗说，公司会对其注意到的具体说法进行调查。
兰州的监管机构对投诉表现出了足够的信任，将调查结果移交给了当地公安局。
之后，调查陷入停滞。
负责最初的调查工作的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官员王兴威在电话采访中说，他已被调离该案。
前分销商说，他们认为替安利撑腰的地方官员把他们的投诉压下来了。他们给出的证据是，甘肃的官方电视台在采访完他们后收到了不要报道该案的指示。
据该电视台的记者郜曾雷 （音）说，这条指示来自共产党的省一级宣传部门。当时，甘肃的省级宣传部门由梁言顺领导。据哈佛大学和梁言顺在网上的传记称，他曾经参加过安利的一个项目。该项目涉及在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给官员上课。梁言顺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属于最顶层分销商的赵玉芳对相关指控不屑一顾，称她和丈夫唐劲松做的一切“完全符合公司的制度，是按照公司的经营模式并在公司的监督下进行的”。
她接着表示，那些心有不满的分销商应该为他们累积起来的一切债务负责。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她说。“如果不知道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就待不下去。”
鲍尔弗说安利已对涉事的个人进行了惩罚，但他没有透露相关人员的姓名和处罚情况。在安利的网站上，唐劲松和赵玉芳依然属于其少数高层经销商之一，他们的照片也依然挂在安利在北京的会议室里。
相比之下，前分销商们却面临着财务危机。
刘建宏总共欠债30万美元。在中国，这意味着她已经被列入了政府的一个名单，无法乘坐飞机、火车或申办新信用卡。
“我余生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