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转自“纽约时报”
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和中国的国运融合在了一家独特而宏伟的“巨型企业”中。
美国人视中国为一切折扣店的源头，购买数量惊人的低价工厂产品。各大品牌利用中国作为削减成本的终极手段，在那个工资低廉且禁止工会存在的地方生产它们的商品。
中国的工业为美国家庭带来了电子产品和家具，而工厂的工作岗位也让无数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中国领导人凭借这架巨型出口机器带来的收益购买了数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使美国的借贷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也让美国的消费热潮得以持续。
这两个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的国家，一个由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塑造，另一个被专制的共产党所统治，但它们却联手投入到一项无比重要的事业之中，以至于经济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一词来描述这种“共生经济关系”。
如今，谁也不会用共生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中美关系了。在华盛顿，两个几乎没有任何共识的政党都一致将中国称为地缘政治对手和中产阶级安稳生活的致命威胁。在北京，领导人指责美国故意打压中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合法地位。随着两国努力减少对彼此的依赖，全球企业都在调整自身的供应链结构。“中美国”让位于贸易战，两国都加大了关税征收并限制了关键产品出口，从先进科技到用于制造电动车的矿产无所不包。
美国企业正在将工厂生产从中国转移到政治风险较小的地方。中国企业则专注于对盟友及邻国的贸易，同时寻求让国内供应商来提供被禁止从美国企业购买的技术。如今，美国已经放弃了过去几十年间宣扬商业乃中国民主化源泉的那套说辞，转而默认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中国领导层决心镇压国内异见，并向海外投射军事力量。
在中国领导层看来，经济一体化将巩固和平关系这种曾经盛行的信念已被一种强势的民族主义所取代，即中国要挑战仍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在完美的政治世界里，这两个国家堪称天作之合，因为它们完全互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经济学家黄亚生表示。“从本质上讲，这两国就好比在不了解对方宗教信仰的情况下结了婚一样。”
但离婚却是个不现实的选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紧密相连。中国的制造业已从鞋类和服装等基础领域发展成为先进产业，包括那些对限制气候变化的破坏至关重要的领域。美国仍是最重要的消费市场。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导致关系恶化，但这两国仍然相互依赖，它们各自的角色没那么容易被取代。
虽然已将部分生产转移至印度，但苹果的大部分iPhone都由中国制造。中国品牌宁德时代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电池制造商，生产此类产品所需的镍等关键矿物的精炼也由中国企业主导。在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的供应链中，中国企业占据了超过四分之三的份额。
从好莱坞电影公司到跨国汽车制造商，再到卡特彼勒和强鹿这样的建筑设备制造商，中国成为了全球各大品牌最主要的销售来源。英特尔、美光和高通等电脑芯片制造商大约三分之二的营收都来自中国的销售和授权协议。
这些商业纠葛的强大拉扯力也存在于周三习拜会预计将讨论的话题背景中。在旧金山一场国际峰会上的会晤将是他们一年来的首次会面。这种关系从来就不可能天长地久
尽管如此，两国的政治分裂将持续下去的前景正在改变全球供应链为找到地方来取代中国作为它们所依赖的世界工厂，企业正在越来越多地探索多样化的生产方式。墨西哥和中美洲正在获得投资，因为向北美销售产品的公司正在那里设厂。一些贸易和国家安全专家将这些变化称赞为对几十年经济增长模式早该发生的调整，那种增长是靠美中之间危险的相互依赖推动的。
中国购买美国国债（虽然自2012年以来一直在稳步减少）维持了美国的低借贷成本，也鼓励了投资者寻求更高的回报。这导致了金融投机者大肆购买低等级的抵押贷款，引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财政部前官员、现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经济学家的布拉德·塞瑟尔说。
“这当然是一种形式的相互依赖，”塞瑟尔说。“但这里面的观念是不可持续的，那就是中国存钱、美国花钱，中国放贷、美国借款，这些都是好事，因为我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我们是互补的。”
这次疫情让美国人认识到了依赖中国工厂生产口罩和医用防护服等必不可少商品的风险，还有健身自行车和智能手机，所有这些东西在疫情期间都变得稀缺。港口陷入混乱，海运价格上涨等问题，暴露了依赖大洋彼岸单一国家的危险。
拜登政府将这种扰乱以及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作为一项产业政策的推动力，该政策旨在鼓励美国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扩大与盟友的贸易——尤其是在计算机芯片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
但也有经济学家警告，即使是少量工厂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也会给消费者带来更高的价格，同时减缓全球经济增长。从2017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份额已减少了5%。据哈佛商学院劳拉·阿尔法罗和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达玟·楚尔的一项研究，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的价格更高，比如，从越南进口的商品价格比从中国进口高10%，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格高3%。
虽然中国的工资水平已经提高，但没有其他国家的制造能力像中国那样纵深且广泛。
这不是偶然发生的。中国是怎样开始押注贸易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启了一系列市场改革，试图将国家从贫困和孤立的状态中拯救出来。通过制造产品并销往世界来积累国家财富。中国官员们在建设高速公路、港口、发电厂等基础设施的同时努力吸引外资。
这些努力在2001年达到顶点，中国在那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为本国产品出口赢得了全球市场准入，作为交换，中国承诺向外国竞争对手开放国内市场。美国领导人支持把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他们那样做不只是为了把巨无霸和推土机卖给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2000年在国会将进行一次关键投票的前夕宣称。“它还同意进口最珍爱的民主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 ”
但在如此高尚的言辞背后，美国的品牌想要更多地进入中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工厂能生产比其他地方更便宜的商品。
“中国生产的产品是工薪家庭买得起的，”时任著名连锁店 Pier 1 Imports首席执行官的克拉克·约翰逊1998年代表美国零售联合会在国会作证时说。
这个表述在国会赢得了足够的票数。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20年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增长了五倍，达到每年5040亿美元。沃尔玛是一家热衷于低价的公司，在新兴城市深圳建了一个采购中心。沃尔玛将周边工厂的数百名代表召集到这个中心。他们坐在木椅上，用一次性塑料杯喝着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沃尔玛能要到最低的价格，因为隐含的威胁是，如果一家工厂犹豫的话，沃尔玛能从同一间等候室里召唤来另一家工厂的代表。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两年后，沃尔玛在中国制造的产品上花的钱已达150亿美元，几乎占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八分之一。据一项分析，十年后，沃尔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达到490亿美元。
从中美贸易中获益的是走进商店的几乎所有人。据一项研究，从2000年到2007年，从中国进口产品相当于将美国家庭的平均消费能力提高了约2%，也就是美国家庭的年均购买力增加了1500美元。另一项研究发现，从2004年到2015年，中国商品将美国的物价每年压低0.19%。被甩在了后面的人
受中国进口产品伤害的群体集中在显而易见的地方。曾经繁荣的美国工厂城镇陷入了失业和绝望状态，以前的餐馆和五金店被食物赈济处和当铺取代。
据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戴维·多恩和戈登·汉森发表的一篇论文，从1999年到2011年，中国廉价进口商品的激增导致美国制造业减少了近100万个就业岗位，导致更大的经济范围里减少了200万个就业岗位。
由此引发的愤怒帮助特朗普入主白宫。他曾在2016年的大选期间发誓要发动贸易战。
“我们不能让中国继续强奸我们的国家，”特朗普在一次集会上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盗窃。”
这种煽动性的描述与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消除了生活成本上涨的现实相冲突。尽管如此，特朗普的谴责在许多工人阶级社区引起了共鸣。
中国工业违反国际贸易规则的说法有真实性。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银行贷款向大企业提供大量信贷。中国的工业企业还能通过与地方官员分享利润来逃避环境法和劳动法。中国的市场对来自外国公司的竞争仍充满了壁垒。那些在华投资的外企面临知识产权被公然盗窃、产品被猖獗仿造的严重问题。
然而，美国也在很多方面从对华贸易中受益。更便宜的商品帮助了家庭应对收入停滞的问题，同时充实了企业资金。问题是，企业的大部分收益流向了在中国生产产品的公司的股东们，而美国政府未能减轻那些被甩在后面者的痛苦。
一个名为“贸易调整帮助”的联邦项目原本是为了补偿那些因廉价进口商品失去工作的人，为他们提供现金和从事其他工作的培训。但国会批给这个项目的资金严重不足。据一项对美国劳工部数据的分析，2019年，有资格领取这项福利的人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得到了帮助。简单的政治口号远比贸易效益的复杂计算容易理解，这让公众越来越相信中国的工业只是一种压榨他人的力量，美国人“只是被它利用了”，康奈尔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说，她曾任拜登政府国务院的官员。“我们在利益分配方面做得不好，但它们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人情绪的部分变化似乎反映了他们对一个结果的不满，那就是与中国接触并没有带来这种接触承诺的政治转型。
中国政府用其巨大的贸易顺差扩大了军事力量，危及到菲律宾等邻国。中国政府针对新疆西部地区的维吾尔少数民族建立了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机器。
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也未能推动中国政府承诺的市场改革。相反，习近平的政府扩大了国有企业的权力，同时打压私营部门。
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强迫外国汽车制造商与国有汽车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方式。现在，一批从这些合资企业获得了专业知识的中国新企业正在夺走外国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
最终，接触政策带来了目前的时刻，开启了脱离接触的混乱且令人困惑的过程。
拜登政府提出理由称，通过减少对中国工业的依赖，美国的经济将变得更有韧性，在面临冲击和冲突时更不容易被扰乱。
但越南等国家制造的许多工厂产品仍含有大量中国生产的零部件和材料，据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国际贸易专家卡罗琳·佛洛恩德的研究。
随着“中美国”的解体，世界的供应链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会涉及更多国家的更多工厂，但仍依赖主要由一个国家制造的关键部件。
“世界仍依赖中国，只是在依赖的过程中绕了许多弯而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塞瑟尔说。“可能会出问题的地方变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