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转自“纽约时报”
面临为疲弱的经济复苏提供支持的压力，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正在缓慢地将经济引至新的方向。由于经济增长不能再靠房地产和地方债推动，官员们正在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并增加了中央政府的借贷。
上周公布的数据显示，国有银行已开始持续减少为房地产行业提供的贷款，这是自2005年中国开始有可比记录以来的首次。大量资金已流向了制造商，尤其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快速增长行业。
这种做法是存在风险的。中国的工厂长期存在着供过于求的问题，其数量远远超过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加大对制造业的重视可能会导致出口的增多，而这有可能引起其贸易伙伴的不满。中国为制造业提供更多的贷款，对西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后者也正在通过立法，鼓励加大对本国某些相同行业的投资，比如拜登政府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
向制造业贷款的转变凸显出中国政府无意救助国内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市场。约占国民经济四分之一的建筑和住房行业目前正在受到房价、房屋销售以及投资急剧下降的影响。中国增加对其他行业的投资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刺激更多的经济增长，从而部分抵消房地产行业的麻烦。但用更多的中央政府债务来取代地方债对化解债务积累给经济增长带来的长期拖累没有多少帮助。
“我认为债务对短期发展不是问题，但我们需要关注中长期发展，”渣打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丁爽最近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经济学家和金融专家的论坛上说。“恰当地说，房地产行业还没有触底。”中国房地产业危机的根源在于借债驱动了40年的投机行为，它将房价推高到与租金或家庭收入不成比例的程度。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已在几年前开始限制向房地产业贷款，引发了该行业最近的衰退，但政策制定者现在不愿意通过再次大规模发放住房贷款来拯救房地产业。
中国政府曾以为，国家领导人取消了最严格的“新冠清零”措施后，中国经济会在2023年出现反弹，去年的经济因为严格的“清零”措施而遭到摧毁。但经济活动在年初爆发后，在春季和夏季增长缓慢，脆弱性依然存在：制造业活动在今年8月和9月有所增长后，上个月再次出现下降。在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周主持召开的一个会议上，党政官员们闭门讨论了金融政策。据会后发布的官方纪要，会议要求将更多的财政资源引导到先进制造业上去，并为地方政府提供帮助。
在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的同时，工厂建设却在政府支持的投资推动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中国已经建成的太阳能组件厂足以满足全世界的需求。它建成的汽车制造厂足以生产所有在中国、欧洲和美国销售的汽车。到2024年底，中国将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建成的石化厂将与欧洲、日本和韩国目前运营的数量相当。
经济学家们在中国智库国际金融论坛最近在广州举行的会上承认，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相当严重，上次遇到这种挑战是在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的那几年。但他们预测，对新的制造技术的大笔投资将带来回报。“我们今天的困难与1978年的差不多，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创新驱动增长的未来？”张燕生说，他曾在中央政府的经济规划部门任高级官员，现在就职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郝福满(Bert Hofman)在广州的会上表示，中国的银行系统把贷款从房地产业转向制造业的做法始于几年前。
在新冠疫情前，中国的银行系统每年向房地产行业增加相当于7000多亿美元的贷款。在截至今年9月的12个月里，房地产业的未偿贷款总额略有下降。银行减少了对开发商的贷款，而家庭还清了老房贷，同时新房贷的数量减少了。
相比之下，银行提供给工业企业的净贷款已从2019年前九 个月的折合630亿美元，飙升至今年前九个月的6800亿美元。 增加的贷款部分用于发展半导体行业，让中国有可能摆脱对进口的依赖，从而绕过美国的出口管制，其他部分则用于电动汽车制造和造船等行业。许多经济学家担心，向制造业投入更多的资金可能解决不了更广泛的经济问题。房地产行业仍在衰退，靠增加对汽车制造等行业的投资来抵消规模巨大的房地产行业的麻烦并不容易，汽车制造业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只有6%到7%。
大举投资建厂可能会激怒其他国家：新工厂生产的产品大部分可能用于出口，因为许多中国家庭已削减了支出。
但美国和欧盟已越来越不愿意接受更多的对华贸易逆差。 欧盟已对中国电动汽车行业使用政府补贴的情况展开调查，在欧盟和中国之间产生了新的贸易分歧。意识到这些风险，中国正在发展中国家寻求市场。这些国家虽然也有规模庞大的制造业，但设备比较陈旧，这为中国更新、更高效的工厂出口产品提供了机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艰难地与中国重新谈判它们欠下中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巨额债务，这让它们在提高对中国商品关税上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的工厂几十年来一直在全球获得越来越多优势。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自2000年以来已增长了近五倍，达到31%。美国占的份额已下降到16%，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则一直保持在19%。
当然，中国的做法中也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依靠借贷来推动增长。
多年来，官员们曾多次试图戒掉靠债务增长经济的习惯。时任副总理的刘鹤曾在2018年的一次讲话中承诺，三年内控制债务规模。但自2020年以来，地方政府的债务反而激增，去年已达到相当于近8万亿美元的水平，地方政府下属表外融资机构也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中国的总体债务不断膨胀，相对于中国的经济产出，债务已经达到了比美国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高许多的水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今年9月表示，控制债务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尤其是在2014-2018年，本应是化债窗口期，债务却迅猛增长，且在2020年之后情况变得更严峻，”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由此可见，过去采取的化债手段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有些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