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大纪元
解体党文化： 否定传统文化
正如绪论中所描述的那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神传文化反映在中华文化的诸多方面，也深深扎根在民间生活当中。在世俗的另一半中，中国人把社会伦理作为一种信仰，忠孝仁义，是确定道德高下品德高低的最重要标准。
在中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足以使单个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继续存在。诗经《周颂》有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上天的命令，永远是非常地严肃。在中国古代，神灵常以具名和不具名的形式，隐藏在“天”的后面，中国人坚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终裁判者，无疑是“神”。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民间遂逐渐坚信天堂地狱和轮回转世、善恶有报。这些观念和中国人对伦理的坚持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基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中国文化中更为重要的部分，由中国传统知识份子承担。这一部分，以历史作为鉴往知来和预知盛衰兴替的基础。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重视历史。从中华民族创造文字之初，记述历史就成了历代最重要的工作。造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史官。春秋乱世，齐国的伯、仲、叔、季四位太史中有三个被杀了头，只为了写下一句真话：“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竹简写字十分不易，司马迁硬是在受了宫刑后，借着昏暗的油灯在竹简上写了五十多万字的《史记》。自汉代以降，“隔代修史”的传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有着连续而准确的信史的国家。
历代修史之人都为当时之大儒，要求兼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记事之后常有“太史公曰”或者“臣光曰”之类的评论，这类评论体现了作者站在儒家观点上对一件事情的是非评断。因此，中国的史书不仅仅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是包括了当时的官制、天文、地理、水利、商业、兵法、音乐、科学等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更包含了修史者所抱持的儒家道统。
这种儒家的历史观承载了厚重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是中共一开始就要立即消灭的对象。而共产党消灭中国文化的一大武器，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的发展解释为“阶级斗争”的结果和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矛盾的结果，并“预言”无产阶级将在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建立政权，而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然就成了掌权者。按照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古代帝王和知识份子无论作过多少好事，因为代表了剥削阶级，所以都应该受到否定和批判；而暴动造反者，无论他们杀害了多少人，奸淫了多少妇女，因为他们是无产阶级或被压迫者，所以都受到鼓吹和赞扬；而历代为民请命的清官，却被中共认为缓和了“阶级矛盾”，延续了所谓地主阶级的统治，而受到比那些无恶不作的贪官更严厉的批判。
中国人相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善恶有报”，认为富贵名利都是因前世今生的所作所为积下的因果。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此并不存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史观所灌输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文化，儒释道三教并存，儒家学说中，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道教中南方的正一教与北方的全真教并存，佛教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等不同的宗派并存，乃至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回教等也都和中国文化和睦相处。这都显示出中国人海纳百川，以和为贵的精神。在中国从未发生过不同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战争。
这种包容思想与中共的斗争思想截然对立，因此是必须消灭的对象。
中共并非为“斗争”而斗争。这里至少有两个目的：人们在互相的斗争中失去信任，变成一盘散沙，便于中共控制；更重要的是，中共耍了一下赵高“指鹿为马”的权术。承认“指鹿为马”的赵高可放心重用；沉默不语的人显然良心未泯，赵高要加以排斥；反对者都被赵高杀掉。然而，赵高的“指鹿为马”只是宫廷权术，而中共的“指鹿为马”却成了强迫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化”。如“土改”、“镇反”、“工商业改造”、“戏剧界的改制改人改戏”等诸多运动，都是一次次“指鹿为马”的检验。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在非此即彼的二元世界中，不跟中共站在一起的就立即成为斗争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