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香港——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让违抗政府的人噤声，甚至时常把他们关押起来，以此压制反对者。但这种不可战胜的光环已被股市投机者破坏，政府努力阻止股价大跌，却受到了投机者的嘲弄。
全球经济正艰难应对希腊难以偿还外债，甚至可能脱离欧元区的困境。此时中国股市的损失——过去三周下跌超过四分之一——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更多风险，而且危害可能更大。自中国股市于6月12日冲顶以来，股市蒸发了将近2.7万亿美元（约合16.9万亿元人民币）。这相当于希腊全部外债的六倍，或希腊11年的经济产出总额。
到目前为止，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对政府稳定股价的每一步动作都表示不屑：降息、威胁要惩罚造谣者，允许全国社保基金购买股票，甚至计划对押注股市下跌的做空者开展调查。这些举措效果欠佳，致使习近平政府全盘掌控局面的光环黯然失色，陷入令人难堪的境地。本周，中国政府再次发力，期望这会消除熊市的悲观情绪。
政府推出了进一步的举措，希望先发制人，预防股市周一再次出现暴跌：21家券商周六同意设立一个价值至少194亿美元的基金，购买蓝筹股，两家证券交易所都停止了所有新的IPO项目。
周日，政府拉来央行中国人民银行，以及该国主权基金的一个投资部门，对该举措给予支持。
负责监管股市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表示，央行将为国有的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以“增强维护市场稳定的能力”。该公司向券商提供贷款，而券商则将钱借给那些想要买股票的客户。
此外，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旗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其网站发布信息称，该公司已于近期买入交易型基金，并将会继续在“市场操作”方面发挥作用。中央汇金通常投资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这可能是政府无所不能的形象受到挑战的例子中，最公开、最明显的一个，”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研究中国金融政策的副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表示。“我认为，过去几个星期确实表明，不，他们没有能力事事都做到。”
近期股市蒸发的市值相当于中国三个月的经济总量，去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0.3万亿美元。经济学家们越来越担心，这种损失可能会导致中国消费者急剧减少支出，因为他们损失了大量储蓄。
随着房地产市场疲于应付数以百万计的空置新公寓，数以十万计的出口导向型工厂面临疲软的海外需求，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放缓，消费者信心遭受重挫可能会令其雪上加霜。而且中国目前是大宗商品的主要市场，对于德国等制造业巨头的出口来说，中国也是增长最快的买家，所以中国股市的暴跌可能会对全球各地的经济增长造成损害。
“尽管希腊的动荡局势最近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情绪，但最终事实可能会证明，中国股市的下跌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性更大，”汇丰银行(HSBC)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范力民(Frederic Neuman)称。
这也可能造成政治方面的影响。香港科技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客座教授何汉理(Harry Harding)是中国政治方面的专家。他说，中国股市的暴跌可能会产生三波连续的冲击。首先是散户的投资蒙受损失，其次是经济增长放缓，最后是对习近平和他的班子形成政治反弹。
与其前任胡锦涛不同，习近平直接控制了经济政策的制定。迄今为止，他和中国第二号高官总理李克强，对股市的困境都没有公开表态。习近平还开展了一场无情的反腐运动，完全不怕给自己树敌。
“有几股重要势力已经拔出刀来，正等着他摔跟头，”何汉理说。
中国家庭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影响。中国五分之四的股票都由散户投资者持有，这一比例比机构投资者占主导的西方市场高得多。中国投资者在沪市有1.12亿个账户，深市有1.42亿个账户。今年春天，新股民竞相加入这场全国性的投机热潮，沪深两市的新开账户均有2000万个左右。
何舞红（音）是损失惨重的投资者之一。她是北京的一名中学老师，有一个咿呀学步的孩子。4月末5月初，她和丈夫将约合6.5万美元（约合40万人民币）的积蓄几乎全部投入了中国股市，却发现最近几天，他们的账户金额下跌了几乎一半。她甚至都卖不出去手里的股票，因为每天早上它们的价格都会下跌10%，导致自动停止交易。
“我的心脏受不了了，”她说。“只要股市回升，能让我们回本，我们可能就会把股票都卖了。”
不像其他很多投资者，何舞红没有借钱炒股。从这一点来说，她是幸运的。过去两年里，证券公司提供的所谓保证金贷款增加了九倍，帮助推动了股市的回升。很多家庭从银行、金融公司、邻居和其他人那里借钱入市。贷款的年利率高达20%，而借款方只需要向股市投入很少的自有资金。
这提出了中国金融体系在吸收另一轮坏账时将如何表现的问题。该体系本就背负着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巨额贷款的重担，而且后者只是勉强能偿还每月的利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史宗瀚教授估计，中国的保证金债务，包括没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业务进行的非正式贷款，总计可能接近1万亿美元。
雪上加霜的是，很多企业老板是通过以股票的价值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来为扩张融资的。这些贷款的条款通常要求企业老板在股价快要跌至贷款的未清款项以下时增加抵押品。在沪市迎来自199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于三周的时间里暴跌29%的情况下，很多公司都即将面临这一问题。
数百万投资者面临的问题是，对于投机性更强的股票，其价格即使能够回升，可能也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大企业的股票仅占沪市的三分之一，而在深市，这一比例甚至更低。
其他股票主要是中小企业发行的。这些企业往往资产负债情况不佳，且普遍存在企业治理问题。这类公司很容易被控股股东打劫，导致小股东利益受损。
6月12日，中国股市达到最高点。在那之前的12个月里，大公司的股价涨幅达20%到30%。而越来越被内地大公司主导的香港股市同期仅涨17%，并随着内地股市的暴跌而下跌4.5%。
但在那12个月里，内地很多小公司的股价涨了四五倍甚至更多，将沪市整体拉升了149%。
以百分比计算的巨大涨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一年前，数百家这种企业的股价还颇为便宜。随着股价开始攀升，它们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投资新手。他们买股票的初衷，仅仅是因为它们涨得快，并且看上去可能会继续这种涨势。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外国买家和国内很多机构谨慎地转向了规模较大的公司的股票。外国人仅占中国股市的大约4%，并且在中国，他们做空的能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错过过去一年里的股价上涨的一些外国投资者，现在似乎正趁虚而入：周五当天，香港的国际投资者在沪市的购买量在最高日成交量中位列第三。
曾任高盛(Goldman Sachs)合伙人的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林夏如(Shirley Lin)表示，股市下跌可能会对中国在未来数月甚至数年的经济政策，及经济增长模式产生深远影响。她说，政府在控制下跌时遇到的困难，可能会让政策制定者对进一步金融自由化更加犹豫不决，且股市的溃败可能会进一步阻碍中小企业的扩张。
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就包括这些灵敏的公司。长期以来，它们艰难地试图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却甚少成功，转而希望通过发售股票来筹集更多资金。现在，这些希望似乎已经破灭了。
“最先倒闭的将是中小企业，而非未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国有企业，” 林夏如说。
习近平的政策顾问注意到了中国面临的风险。2012年，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刘鹤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从之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吸取到的教训：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他写道，“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