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用中国政府官员的话来说，存在了50多年的信访制度是百姓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但是在一些访民和民间人士的眼中，信访制度已陷入无能、欺骗和暴力的误区。很多访民反映说，他们因为进京上访成为官方打压的对象，人权受侵害的案例不断发生。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诉和批评，本来是一项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权利，但很多人的上访路却荆棘丛生、血泪交加，很多人为上访付出难以想象的沉重代价。中国的访民遭受严厉打压的根源何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采访了中国众多上访人和各界人士，就这一问题展开调查，试图从信访制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等多方面寻找答案。自由亚洲电台安培的系列调查报道之三：信访制度透视
在前两集的信访问题系列调查报道中,我们提到,中国不断有访民反映他们的生命财产各方面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这种情况在逢年过节或各地有重大政治活动的时候,更为明显。2008年2月4号,也就是大约1年前的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前,北京传出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门前一位东北残疾女访民被身份不明人士打死的消息,再次突显访民所处的困境。上一集调查报道谈的是访民这个群体的背景,这一集的报道审视信访制度的功能。
信访制度令访民失望
“因为我们失地农民组织起来向市人大反映农民的疾苦，所以他们对我进行暴打、抓捕绑架我是多次了。”这是四川自贡市红旗乡白果村农民代表刘正有先生。刘正有先生说，1995年，红旗乡几千个农民1.5万亩土地被市政府强征没有得到合理补偿，他们多次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没有被受理，就把希望寄托于中央政府。但是，过去十几年里，刘正有等农民代表向中央及地方政府投书数百封，数十次到中央各大信访机构上访，都毫无效果：“所以现在老百姓说，在官场里面找不到理，但是找钱好找。只要和官员同流合污，就容易找钱，但是你要找理，找不到，现在全是公开的权力私有化、黑社会化、流氓化，没有办法，非常失望，真的非常失望。”
在中国，这种失望情绪在访民中普遍存在。中国社科院学者对六百多位农民上访情况的调查显示，这些农民在北京平均走访的信访机构达6个以上，最多的达18个，国家信访局、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中纪委、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民政部都在他们频繁走访的名单之列。多数人发现，这些信访机构对他们的问题推来推去，频繁走访也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
信访功能受质疑
了解民情社意、为民众排忧解难、化解社会矛盾是中国设置信访制度的目的。官方规定，信访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受理、交办、转办信访人提出的信访事项。湖南省人大代表、常德市石门县新关镇党委副书记陈建教先生曾被中国媒体称为“为百姓伸张正义的典型官员”。陈建教表示，他当人大代表20多年来，曾接待过10多万次群众来信来访，帮助很多人解决问题。 陈建教先生在谈到信访制度的作用时说：“我觉得信访制度还是起作用。下面的基层老百姓、工人农民有什么要说的，诚心地向上反映，国家也很重视，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难点通过一定的时间基本上解决了。”
尽管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强调重视信访工作、重视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中国的信访洪峰还是没有消退。最近几年，中国各地县以上信访总量每年都在一千万以上。访民上访的时间短的两三年，长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根据中国《信访条例》，各地信访工作的原则是“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强调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河南省一家政府网站解释说，信访工作既要求治标，也要治本，就是说，既要解决已经发生的信访问题，也要从源头上防止引发矛盾纠纷。北京理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说，中国各地官官相护问题严重，访民的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到北京上访，但是“属地管理”的原则又使得问题回到地方，还是不能解决：“司法不独立以及现在官员的体制，必然造成官官相护状况，所以冤案如果回到冤案制造地、发生点去解决，那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有的冤案可能沉积了一二十年，还是解决不了。”
中国信访机构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原则是所谓“便民原则”，也就是各地信访机关应该为信访人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促进信访人反映的情况、意见、建议和投诉请求得到迅速反馈和处理。据民间学者估计，访民真正通过信访渠道解决问题的比率不到千分之二。陈建教先生表示:“解决问题的比例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但远远也不可能只有千分之二，能够解决问题的百分比不是那么顶高，但还是比较高的。访民有些问题，你给他解决得很好，但是你给他解决得再好，极个别人他也不满意。”
在胡星斗教授看来，中国信访机构实际上是权力有限的行政机关：“个案或许能否解决，但是那可能只是千分之一或者是多少，很少。有的人他就骂好像是国家信访局或者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室他们不作为，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就只有那个权力。国家信访局的权力就是听一听，收一下信件，没有调查的权力，没有监督的权力，没有惩处官员的权力，更没有办案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