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除了第34条之外，还有第59条第2款、第90条与第100条也有比较大的问题。

第59条第2款中"侮辱、谩骂"能否视为阻碍执法的方式存在疑问，且判断时主观性较强，该款还规定了“等方式”这样的内容。这将导致任何对行政执法表示疑问的方式都可能面临从重处罚。与此同时，警察执法的活动为什么值得更高程度的保护?合理根据恐怕在于，警察的执法活动相比于其他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面临更大的人身安全危险。既然如此，将阻碍的方式限定为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较为妥当，这样也便于与刑法中的袭警罪相衔接。

第90条的问题在于，一是对收集、调取的证据范围未作必要限定，二是对收集、调取证据的程序要求没有做出明确。现在这样的立法行文，会导致执法过程中出现任意扩大收集与调取的范围，要求行政相对方过度服从，从而使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

第100条的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被侵害人，只要经过办案部门负责人的批准就可以进行人身检查，可以提取或收集生物识别信息，甚至可以强制检查、提取、采集。

这一规定明显违背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超出行政执法所需的必要程度，对公民的合法权益构成不当限制。这样的举措针对犯罪分子尚可理解，针对只是实施了治安违法的普通公民，则显然有过度之嫌，其中弥漫的是有罪推定的思维。更何况，治安违法的范围极其宽泛，而该条并未对治安违法的行为类型做出限制，容易出现公权力过度收集敏感个人信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