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及注意一下近代以来严肃的历史学家们的讨论，就会发现，“封建专制”这样一个概念，简直是一个笑话。人们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或者有意识地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封建”跟“专制”是完全相反的两样东西。

“封建”一词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而是自古即有。夏商时代是什么制度，可以争论，但周人灭商之后，却明白地进行过至少两次大规模的“封土建国”活动，此即中国的“封建制”。由天子分封的大小诸侯尽管对周王室承担必要义务，但在其封地之上，享有相当完整的管理权，而周天子对诸侯内部事务是没有多少干预权的。

到战国时代，这一套封建制逐渐陷入危机，诸侯兼并而成为七国，都开始建立王权专制制度。到秦灭六国，秦始皇依据法家理论，明明白白地将自己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坚决地拒绝了封建制。对于地方的管理则采用“郡县制”，也即地方官员全部由中央政府委派，对中央政府负责。

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封建”与“郡县”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安排。秦汉之际、隋唐之际、明清之际的贤哲们一直在讨论“封建”、“郡县”的优劣得失。这样的讨论让人以为封建、郡县仅仅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关键的两种不同安排。但其实，仔细地探究相关论述就会发现，封建与郡县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体。

这一点，一旦与西方历史相对比，就会更为清楚。二十世纪初，中国学者开始了解西方历史，翻译西方历史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与西周十分相似，于是很自然地就将西方学者用来描述西欧那段历史的概念feudalism，对译成中国古代贤哲所说的“封建制”。

事实上，上个世纪前半叶，严肃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西周、中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确实大同小异。从本质上说，封建制度是一种分散的多中心治理秩序，不论中西，均是如此。在西欧，每个领主都自己个小国王，而国王却不过是地盘最多的领主而已。同样，周的封建制也是如此，否则，周王室也就不可能眼看着诸侯互相吞并而毫无办法。

奇妙的是，西欧在封建秩序崩溃之后，也进入了王权专制时代，类似于周的封建制瓦解之后秦的皇权专制。西欧用以形容这种制度的词汇是absolutism，其要旨就是废除封建领主的权力，将权力集中到国王手中，由国王直接统治臣民。这一专制时代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说的“朕即国家”，就是这一专制制度的座右铭，而封建时代的任何一个国王都不敢想象这样的现实。

因此，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欧，封建与专制都是处于前后相接的历史时期而性质上完全相反的两种政体。封建制秩序下的政治不可能是专制的，起码不可能像后来的专制政体下的皇帝那样专制。

你不可能想象周天子可以把周公、或者把齐侯拉到午门去打屁股。反过来，一个典型的专制政体必然是自觉地排斥封建因素的，而致力于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

不幸的是，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历史学家随意地解释“封建”一词的含义，硬是把封建制已经瓦解、代替它出现的专制政体称为封建社会，结果导致巨大的概念混乱。这样的概念混乱当然会妨碍人们准确地认知历史，比如，既然封建与专制混为一谈，那西周与秦究竟有什么区别？

概念混乱进而导致价值的混乱，比如，很多人对家庭、家族、行会等组织结构痛加指斥，因为，据说这些是封建的因素，而真正的专制反而被轻轻放过，甚至不少历史学家对专制帝王摧毁社会的多中心治理秩序、建立集权独裁统治的努力大声喝彩，而完全忽略了这些所谓的封建因素，其实正是抵御专制权力的庇护所。

所以，不论你对封建、专制有何价值判断，至少别再扯什么“封建专制”的概念了。“封建专制”一词既是对封建的污蔑，也是对专制的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