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大纪元
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北上抗日——失败逃亡
中共把“长征”说成是北上抗日,把“长征”炒成了中国革命的神话: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盖失败的一个无耻谎言,史实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产党的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共农村政权相继丧失,根据地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逃亡。这才是“长征”的起因。
向西突围,曲线接近外蒙和苏联是真正的长征路线意图。当时中共步履维艰,西进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兵败则进入苏联。选择走山西和绥远,一方面可以高举抗日大旗争得民心,另一方面是这一带安全,没有日本人,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一年后共产党长征逃亡到陕北时,中央红军主力由八万多人减至六千人。
成功用间,二次附体
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
按照中共的教科书,西安事变是张、杨逼蒋抗日的“兵谏”,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中共把自己描绘成一个顾全大局、爱国抗日的红脸。
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西安事变发生后,毛泽东表扬说:“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事变之初,中共的领导人很想杀掉蒋介石,以报围剿之仇。当时中共在陕北力量已经很弱小,处于一役就可能被彻底消灭的困境,中共尽其煽、骗之能事,策动张、杨兵变。斯大林出于牵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苏联的需要,亲自写信给中共中央,指令不杀蒋介石,要二次国共合作。毛泽东和周恩来也看到,凭当时中共的力量绝对不可能吃掉国民党,杀了蒋介石,共产党更可能被赶来报仇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所消灭。中共立刻改变腔调,以联合抗日为名,迫使蒋介石接受二次国共合作。
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着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借刀杀人,扩大自己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有一百七十余万军队,十一万吨排水量的军舰,各种飞机约六百架。共产党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内部还争权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战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队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个日军师团也打不过。中共的眼里,领导权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于是策划了“在联蒋过程中必须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但这只能在党内讲,并在实际工作中实现”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所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并肩作战。在满洲事变宣言中,中共号召全中国人民“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士兵哗变”,推翻中国政府。
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却只在后方收编地方军和游击队,除了平型关等几个屈指可数的对日战斗外,共产党无抗日战绩可言,只是在忙于扩大地盘,在日本投降时抢着受降日军,把自己扩充成号称拥有九十余万正规军和两百万民兵的强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战场则全留给了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战死疆场的将军二百多人,共产党的指挥官几乎毫无损失。中共教科书一再告诉人民,国民党不抗日,是共产党领导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