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李振盛在1967年7月17日的自拍肖像，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因为那时的人们要把党的利益放在自身之上。他的摄影作品为中国历史上那个动荡的时期提供了罕见的视像证明。
冒着极大个人风险记录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黑暗面的摄影师李振盛去世，享年79岁。他拍摄的黑白照片震撼人心，其中许多都是多年未冲洗或公开，至今仍是那个残酷动乱年代的罕见视像证据。
联系图片社(Contact Press Images)创始人、曾为他的摄影集《红色新闻兵》(Red-Color News Soldier)担任编辑的罗伯特·普莱奇(Robert Pledge)上周二证实了他的死讯，他表示李振盛之前在长岛住院。他住在皇后区。此外没有公布更多细节，包括逝世的日期。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文革之时，年轻的李振盛是中国东北一家地方报社的摄影师。手臂上戴着写有“红色新闻兵”的红臂章，他得到了参与官方活动的特别机会。
“我就跟其他人一样兴奋，”他在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回忆道。“那种幸福是真实的。我们觉得能活在那个时代很幸运。”
但他的兴奋很快变成了焦虑。一场旨在巩固权力的政治运动很快席卷了整个国家，引发了长达十年的动乱，颠覆了中国社会。被称为“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横冲直撞，与彼此以及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斗争。
以消灭中国的“封建”和“资产阶级”文化为名，无数历史遗迹和文物被摧毁。在目睹了东北省份黑龙江的红卫兵洗劫教堂和寺庙、焚烧经文、批斗僧侣之后，李振盛开始产生怀疑。
1968年4月5日，八名罪犯和反革命分子被迫跪在哈尔滨郊外。在他们被处决前的那一刻，一名警卫试图将两名被判刑的情人分开（最左）。
1968年4月5日，八名罪犯和反革命分子被迫跪在哈尔滨郊外。在他们被处决前的那一刻，一名警卫试图将两名被判刑的情人分开（最左）。 LI ZHENSHENG/CONTACT PRESS IMAGES
1966年9月12日，三名男子在哈尔滨的街道上被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和所指控的罪行（左起：黑帮分子、土皇帝、反革命分子）。
1966年9月12日，三名男子在哈尔滨的街道上被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他们的名字和所指控的罪行（左起：黑帮分子、土皇帝、反革命分子）。 LI ZHENSHENG/CONTACT PRESS IMAGES
“我意识到，我必须记录下这段动荡时期，”他写道。“我并不知道这样做是为了革命，为了自己还是未来，但我知道必须用相机作为记录的工具。”
他不仅拍下了高举的拳头、革命的激情和大规模批斗会这些报社要求的宣传照，还拍了不那么讨喜的内容。文革期间，他累计拍摄约10万张照片，将其中许多负面内容藏在了他哈尔滨（中国最北省份的省会）家中的木地板下，多年来一直没有冲洗。
他的作品集至今仍是关于文化大革命如何在远离首都北京的地方颠覆日常生活的最完整和细致的视觉纪录之一。他的照片有很多是关于“批斗会”的，在这种大会上，人们被批斗、虐待，并被要求在一大群批斗者面前低着头站好几个小时。
1967年1月17日，在哈尔滨北方大厦的台阶上，一个造反派组织强迫敌对组织的领导者下跪并批斗。这里曾经进行了许多的“批斗会”。
1967年1月17日，在哈尔滨北方大厦的台阶上，一个造反派组织强迫敌对组织的领导者下跪并批斗。这里曾经进行了许多的“批斗会”。 LI ZHENSHENG/CONTACT PRESS IMAGES
有时他也会参加批斗，喊口号鼓动人群，以便他拍照。在这些批斗会上，许多人被迫在脖子上挂着写了他们所谓罪行的牌子：“大地主”、“黑帮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些人被判处劳役或死刑。李振盛记录了处决过程。
尽管只得到一次拍摄毛泽东的机会，“伟大的舵手”仍无处不在，频频出现在肖像、半身像和徽章上。在一张照片里，在松花江中游泳的人们大声赞颂毛泽东。在另一张照片里，一对新婚夫妇用主席照片和语录装饰他们的卧室。根据官方描述，这对夫妇后来被批评在毛泽东眼皮底下做爱，但他们辩称自己一定会先把灯关掉。
游泳者浮在松花江上歌颂毛泽东。毛泽东在李振盛的许多照片中出现——并非本人，而是画像、半身像和徽章。
游泳者浮在松花江上歌颂毛泽东。毛泽东在李振盛的许多照片中出现——并非本人，而是画像、半身像和徽章。 LI ZHENSHENG/CONTACT PRESS IMAGES
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时，已有数千万人遭到迫害，据一些估计，死亡人数达到150万。许多人被迫自杀。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没有哪场政治运动像‘文革’那样持续如此之久、影响如此之广、伤害如此之大，”李振盛在2018年接受时报采访时说。
1988年，中国正处于一段短暂的开放期，李振盛在北京首次展出了他此前藏起来的20张照片。他的系列作品《让历史告诉未来》获得了竞赛的最高奖项。
在随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文革在中国越来越成为禁忌话题。官员们多次阻止李振盛公布照片，这是执政的共产党为粉饰这一混乱历史篇章所做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李振盛为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不可思议的重要时期的恐怖提供了面孔、形象和质感，”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说。“他是中国大批有良知的男男女女中的一份子，他们竭力记住并对这段当局不惜去歪曲或噤声的时期进行反思。”
2003年，李振盛出版了一本名为《红色新闻兵》的影集。这些照片此后在60多个国家展出。
“我想我们必须通过认真反省，通过思考，释放那些遭受折磨的灵魂，”他在书中写道。“我想向世界展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真实历史。”
李振盛于1940年9月22日出生在东北港口城市大连的一个贫穷家庭。他的父亲李元鉴曾在一艘轮船上做厨师。母亲陈世兰在李振盛三岁时去世。
不久之后，一家人搬回了东部省份山东的老家。李振盛与他的妹妹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一起长大。1949年，哥哥在与毛泽东的革命军的战斗中丧生。
李振盛从小就燃起了对电影和摄影的兴趣。为了买电影票，他积攒空的铝牙膏管并卖掉。在中学时期，他用珍贵的邮票收藏换了第一台相机。朋友有时会集资买一卷胶卷，以便李振盛可以照相。
他后来在东北省份吉林的长春电影学院学习摄影。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大跃进”计划期间的灾难性经济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饥荒，这个领域鲜有工作机会。毕业后，李振盛最终在哈尔滨《黑龙江日报》找到了摄影记者的工作。
1968年，他与报社编辑祖莹侠结婚。那年——即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二年——李振盛被指控为“新资产阶级”。在报社300名员工面前，他受到了六个多小时的批斗并被降职。
次年，他和妻子被送往农村“劳改”，并被迫从事体力劳动。1971年他们获准返回哈尔滨，彼时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过。他回到了报社，但是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他才终于感到安全。
1982年，李振盛开始在北京的一所大学教摄影，在那里，他于1988年见到了联系图片社的普莱奇。他们保持着联系，并在十年后开始着手准备李振盛的影集。
在他去世时，两人正在准备一本新书，内容是李振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自拍肖像——在人们把党的利益放在自身之上的时期，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李振盛还记录了北京的那场最终引发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的抗议活动，但从未发表过那些照片。
普莱奇说：“这是他一生的痴迷——见证历史并记录下来。”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李振盛往返纽约和北京两地，在北京时，他可以离儿子笑寒和女儿笑冰近一些。目前暂时无法找到有关其身后人的信息。
李振盛一生的愿望是让他的中国同胞记住文化大革命。近年来，随着中国当局逆转了承认现代历史的努力，这一使命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导致所谓的全国性集体失忆。
尽管如此，他还是朝着2018年的目标迈进了一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红色新闻兵》的中文版。尽管主要在香港和台湾发行，仍有一些书通过非官方渠道进入中国大陆。
“一些人批评我，说我把中国的家丑外扬，”李振盛在2018年说。“但是德国已经正视了它的纳粹历史，美国仍然在讨论它的蓄奴历史，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讨论我们自己的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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