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茂转自大纪元
共產黨邪教的生存法寶——殘酷鬥爭
共產黨一貫強調黨員對黨的絕對忠誠，強調組織性和鐵的紀律。中共的黨員入黨必須宣誓：
「我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見中共黨章第一章第六條）
共產黨把這種獻身入教的精神稱之為「黨性」。它要求一個共產黨員，必須隨時準備放棄一切個人的理念和原則，絕對服從黨的意志和領袖的意志。要你為善就為善，讓你作惡就作惡，否則就達不到黨員的標準，就是黨性不強的表現。
毛澤東說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對黨性的培養和維持，靠的是週期性的黨內鬥爭機制。通過不斷發動的對內對外的殘酷鬥爭，共產黨一方面消滅異己，製造紅色恐怖，一方面不斷清理黨的隊伍，嚴肅家法教規，培養黨員的「黨性」，增強黨組織的戰鬥力。這成為共產黨保持其生存的一個法寶。
毛澤東是中共領袖中最善於利用這一黨內鬥爭法寶的大師，其鬥爭方式之慘烈，手段之卑鄙，早在蘇區時期就已經顯露出來。
1930年，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搞了一場大規模的革命恐怖浪潮–「肅AB團」，幾千名紅軍官兵和根據地內的黨團員及普通群眾慘遭殺害。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己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不惜採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毛澤東為了造成一個肅「AB團」的大氣候，不惜首先拿跟隨自己的嫡系部隊開刀，於11月下旬至 12月中旬在紅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餘名「AB團」分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接下來毛反手開始整治蘇區的異己力量，在1930年12月指派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等人予以逮捕，施用「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者「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人「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在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AB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5天時間裏，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40餘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930年12月12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見高華的《毛澤東在江西蘇區「肅AB團」的歷史考察》）
毛澤東靠著鬥爭學說和實踐，從蘇區到延安，逐步謀取和奠定了其黨內絕對領導地位。建政後，這種黨內鬥爭仍然繼續。例如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搞突然襲擊整掉彭德懷，與會的中央領導們沒有一個能不表態過關的，僅有的幾個敢於發表或保留自己意見的，統統被整成了彭德懷反黨集團。到了文革時期，中央的老幹部們一個接一個的被整治，竟然都束手就範，哪個敢對毛澤東哼一聲？共產黨一貫強調對黨的忠誠，強調組織性和鐵的紀律，強調對教主領袖的絕對服從。這種黨性，就是這樣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鬥爭中培養和鍛練出來的。
曾經做過中共領袖的李立三，在文革中被整治的走投無路，68歲的人，還要每月平均被批鬥7次以上。他的夫人李莎作為「蘇修」特務處理，早已投入監獄，音訊全無。他在別無選擇的絕望中，吞下大量的安眠藥自盡。李立三在臨死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真正反映出一個共產黨員死到臨頭也不敢放棄的「黨性」：
主席：
我現在是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來辯護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決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只有這一點，請求中央切實調查和審查並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李立三1967年6月22日
雖然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最終把中國拖入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但是這種「隔七八年來一次」的政治運動和黨內鬥爭，的確成了保證共產黨生存的一個機制。每一次運動，都要整百分之五左右的少數，讓百分之九十五的多數乖乖的統一到黨的路線上，由此增加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並由此淘汰那些不肯放棄良知的「不堅定」分子，打擊任何敢於對抗的力量。靠了這樣一個機制，共產黨內最有鬥爭精神、最善於耍流氓手段的人才能掌控權力，也就是說共產黨邪教教主保證都是富於鬥爭經驗和黨性十足的強悍分子。這種殘酷鬥爭也給經歷過的人以「血的教訓」和暴力洗腦，同時不斷在鬥爭中夠給共產黨充電，愈加強化其鬥爭精神，保證黨不被消滅，也不會被演變成一個放棄鬥爭的溫和團體。
共產黨所要求的這種黨性，正是從共產黨的邪教本質演變出來的。共產黨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決心與一切傳統原則決裂，決心不惜一切手段，與一切妨礙自己的力量為敵，所以它就需要把自己的黨員都培養成無情無義無信的黨的馴服工具。共產黨這種本質，源自於其對人類社會和傳統的仇視，源自於對自我的虛妄估價和由此衍生出的極端自私和對他人生命的蔑視。共產黨為了自己所謂的理想，不惜用暴力砸爛整個世界，消滅一切異己。這樣一個邪教，遭到一切有良知的人的反對，所以它就一定要設法消滅人的良知善念，才可能讓人信服它的邪說。所以共產黨要保證自己的生存，首先就是要破壞人的良知善念和道德準則，把人變成馴服的奴隸和工具。在共產黨的邏輯看來，黨的生命、黨的利益高於一切，甚至大於全體黨員集體的利益總和，因此任何個體黨員都隨時要準備為黨犧牲。
從中共的歷史看，像陳獨秀、瞿秋白這種多少保留一些傳統知識份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心裏還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鎔基這樣立志做清官為民幹點實事的人，不論他們對黨貢獻有多大，也不論他們如何沒有個人野心，最後都難免不被清洗或擱置起來，被黨的利益和紀律制約住。多年鬥爭中培養出來根深入骨的黨性，使他們往往在關鍵時刻妥協，束手就範。因為在他們的下意識裡，黨的生存是最大的利益，寧可犧牲自己，寧可眼看著黨內的邪惡勢力行兇，他們也不敢因為堅持良知善念而影響黨的生存。這正是共產黨的鬥爭機制的結果，它把好人也變成為其所用的工具，卻用黨性最大程度地限制甚至消滅人的良知。中共十幾次「路線鬥爭」，打倒了10多個黨的領導人或是內定的接班人，黨的領袖沒有一個落得好下場。毛澤東雖然稱王43年，但屍骨未寒其老婆和侄子就鋃鐺入獄，全黨還歡呼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喜劇乎？鬧劇乎？
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政治運動不斷，從黨內鬥到黨外。毛澤東時代如此，「改革開放」以後依然如此：八十年代人們的思想才稍有點兒自由，共產黨就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因為共產黨要絕對領導權；1989年青年學生和平要求民主，遭到血腥「六四」鎮壓，因為共產黨容不得民主思潮；九十年代出現了大批信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卻引來共產黨自1999年至今滅絕性的迫害，因為共產黨容不得人性和善念，一定要動用暴力把人內心的良知摧毀，共產黨才能放心自己的權力；進入新世紀以來，互聯網把世界連通在一起，卻唯有中共花大筆的錢搞網絡封鎖、抓網上自由人士，因為共產黨特別害怕人民得到自由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