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转自“纽约时报”
在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不懈发展和向上流动的代名词。随着14亿人口对世界各地的商品产生兴趣——好莱坞电影、韩国电子产品、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这个看似取之不竭的引擎推动着全球经济。
现在，这台发动机正在失灵，给中国家庭和全球经济带来了令人担忧的风险。长期以来，在这种利润增长版的全球化里，中国一直是核心，但在世界经济极度不确定的时刻，中国却变成了终极未知数。
最近几周的一系列事态发展加剧了这些风险。
先是传来了中国经济在春季大幅放缓的消息，浇灭了新冠极端限制取消后强劲扩张的希望。“中国经济放缓肯定会给全球经济前景带来压力，”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公司麦格理驻香港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表示。“因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商品消费国，所以影响将会非常非常大。”
BCA研究公司最近的分析显示，过去十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而美国的贡献率为22%，欧元区20个国家的贡献率为9%。更令人担忧的是，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当局重振经济的选择有限，因为目前不断增加的债务估计已占国民产出的282%——比美国还高。
政府列出了旨在刺激消费者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支出计划。但细节并不透明，同时给人留下了地方政府将为此买单的印象。地方政府是债务危机担忧的焦点。多年来，他们大肆举债，为道路、桥梁和工业园区的建设提供资金。
所有这一切发生之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正试图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经济向国内消费支出主导的经济转型。
旧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世纪更迭的20年里，该模式效果非常好，当时政府为港口、电网和其他基础工程提供资金，以促进出口带动的工厂繁荣。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家创办了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价值的一些科技公司。近年来，许多企业都受到习近平推动的监管打压的限制。
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美国，中国惊人的出口增长加上国内工厂就业岗位的流失，引发了贸易冲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产品全面征收关税。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并增加了对先进计算机芯片等中国关键行业投资的禁令。拜登总统周三强化了这一行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对可以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行业进行投资。
周四，拜登将中国的经济脆弱性称为“定时炸弹”。他还说：“当坏人遇到问题时，他们就会做坏事。”
习近平指责美国开展了一场旨在压制中国发展的运动。
面对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敌意，以及疫情期间将产品从中国工厂运送到北美和欧洲零售商的困难，跨国公司已将工厂订单转移到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国。
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国际商贸版图的变化，增加了向内需为中心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尽管如此，疫情还是阻碍了这些设计。政府对商业和行动自由实施了严厉限制，封锁了整个城市。
去年12月，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公众抗议活动之后，政府解除了这些限制。人们普遍预计这将刺激消费者支出。但消费者支出一直很疲软，以至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最近停止发布那些引起人们对经济问题关注的数据。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中国家庭一直是世界上储蓄最多的家庭之一。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系统的家庭存款总额增长了约12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7万亿美元），是十年来最大的增长。
但储蓄的增加，以及投资和消费支出的疲软，似乎反映出公众信心的普遍削弱。在疫情期间，政策从完全封锁转向不加控制——经济学家亚当·波森最近称之为“经济长新冠”。
中国消费者热衷囤积现金，部分原因是他们普遍认识到，房地产是一个充满不幸结局的故事。几十年来，开发商的过度投资导致整个城市充斥着空置的公寓楼。随着房价暴跌，开发商纷纷中途叫停项目，留下摩天大楼的骨架，成为投机盛宴失败的纪念碑。这一基本情况引发了人们与日本的比较。上世纪90年代初，投机性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导致日本陷入了长达30年的衰退。
日本经济下滑的核心原因是通货紧缩，这个词让经济学家不寒而栗。
通货紧缩影响了社会的基本预期，破坏了人们消费、扩大业务或雇佣工人的积极性，因为一切都有可能在以后变得更便宜。对个人而言理性的节俭，对社会而言则会变为衰退。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将避免这种命运。物价下跌的趋势可能很快就会扭转。政府对成功民营企业的攻击似乎也有所缓和。
香港房地产和投资管理公司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说，在几年来对民营企业家进行妖魔化之后，政府最近发出了转向“支持增长、支持商业心态”的信号。“关键的政策重点将是如何提振内需。”
在最乐观的情况下，政府将引导经济逐步向较慢的增长过渡，用服务业取代工厂就业岗位，同时控制房地产损失的规模。
然而，如果笼罩在中国经济上的债务限制了政府应对措施的效力，这可能会带来最糟糕的担忧——房价暴跌，随之而来的是对陷入困境的银行的昂贵救助，以及不受控制的资金外流。
这一结果最令政府官员不安，因为它可能带来失业、企业破产和社会动荡。
这样的景象强化了一种假设，即政府将加大刺激经济的力度，即使这样做可能会加剧经济面临的根本性威胁，产生新的债务。
然而，即使政府成功地监管了经济的逐步放缓，一些人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它们可能会引发重大波动。
工厂的工作继续从中国转移出去，加上经济以国内消费为中心，这可能会压低工资和家庭财富。即使在由一个不经选举的政党控制的国家，大量民众失去信心也可能带来动荡。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在5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其经济总产出的40%。中国的许多进口产品都是出口工厂产品的零部件。因此，中国的出口下降得越多，进口也下降得越多——这是一个财富递减的反馈循环。
这会拖累了就业和收入，黄亚生说。“这不可能是一个开心的故这会拖累了就业和收入，黄亚生说。“这不可能是一个开心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