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丹尼尔·邓(Daniel Tang)出狱半年后养成了回去的习惯。他在简陋拥挤的走廊里等待。他和访客与狱警中的熟面孔打招呼。他带来书、邮票、信纸和一包包的M&M巧克力豆。
丹尼尔·邓是来探访和他一样因参与2019年震撼香港的民主街头抗议而被监禁的人。他花三个小时在来回的路上，隔着厚厚的玻璃同对方聊15分钟，有时还跟完全陌生的人聊天。他表现出开朗、健谈的样子，尽管他自己的感觉并非如此。
“你要给他们看最好的一面，”他说。“如果你感觉不对，那就别去了。”
丹尼尔·邓和他会见的许多人代表了香港的一种新型罪犯：反对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日益增长的权力的活动人士。这个群体——通常包括大学生或白领专业人士——在两年前的一场历史性的公众抗命运动中崛起，导致他们与警察在街头发生冲突，使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亚洲金融之都的未来上。
对许多人来说，这场运动已经在法庭和监狱里结束，被北京实施的严厉新法律、大规模逮捕和新冠病毒的危害所压垮。如今，在黯淡的就业前景、令人担忧的政治前景和再次被捕的无休止威胁下，这些抗议者象征着香港遭受重创的民主运动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据警方称，超过2500人因参与抗议活动而受到各种指控。2019年6月至今年3月期间，逾1万人被逮捕，当局仍在处理可能涉及起诉的积压案件。
截至去年年底，已有近300人被判入狱，对于一个在囚人数约为7000人的城市来说，这个数字相当大。北京去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赋予检察机关更大权力，可以针对更多的人。
许多活动人士都在考虑流亡的未来。还有一些人努力坚守这个令他们锒铛入狱的事业。
“被判入狱会让人感到断裂，”目前流亡美国的30岁活动人士周永康说。他曾因在2014年领导抗议活动而短暂入狱，那次抗议是2019年示威活动的先导。
“它粉碎了你个人的抱负，”他说。“它可能会改变你的生活轨迹。你被关在牢房里几个月甚至几年，一切都会被打乱。没有人能真正做好准备。”
周永康说，目前还不完全清楚监狱将如何影响这场运动。许多人会被不断升级的惩罚吓退。他说，对非法集会的指控曾经意味着罚款或社区服务，但现在可能意味着坐牢。
“这是国家安全法产生的预期后果之一，”他说。“他们想切断你们的联系，粉碎运动的团结和精神。”
这次打击行动席卷了年轻人和资深人士。目前被判入狱的人包括2014年抗议活动的年轻领导人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23岁的黄子悦和24岁的邹家成是参加由民主阵营组织的初选的活动人士，被控危害国家安全，正在等待各自的审判。
对许多在监狱里的年轻人来说，判决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23岁的大学生杨泳茹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她说她已经放弃了她曾经有过的“典型抱负”——找一份好工作，在一个适合家庭居住的地区租一套公寓。
杨泳茹承认她在一处住宅里藏匿了100多瓶燃烧瓶。她说，如果说抗议教会了她不要自私，那么监狱教会了她更加务实。当她第一次被判刑时，她感到沮丧和无精打采。与亲人分离和抗议运动让她付出了代价。她想念母亲。
为了生存，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自我完善中。她正在从语言课本上学习基础韩语，并给一小群人教英语短语。“监狱是学语言的好地方，”她在一次探监期间接受采访时说。“我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因为我知道外面有很多人在等我。”
尽管如此，罪恶感仍然折磨着她。
“友人曾告知，家中房门长期关上，父母看见空荡荡的房间，欢声笑语不再，不免伤心失落，”她在宣判前的一份声明中写道。“而我只能隔着狱中探访室玻璃安抚他们。”
她梦想着被释放后和一个台湾狱友做进口台湾菠萝的小生意。有了这些利润，她将通过帮助其他年轻人支付律师费和生活费来支持他们。她说：“要做任何事情，你都需要钱。”
为了让狱中人感到好过一点，丹尼尔·邓和其他一些活动人士团结在一起提供支持。他们写信和制作公报，让狱中人了解关于抗议的新闻并筹集资金，为了让候审的抗议者在监狱里获得更好的伙食。
丹尼尔·邓经常去探望杨泳茹。有一次去香港与中国大陆城市深圳的边境附近的监狱时，他带去了笔和邮票。他留下了邮票，但无法把钢笔给她，因为这已经超过了她每月最多获得两支笔的上限。
承认纵火罪后被判处半年监禁的丹尼尔·邓说，他感觉自己做的所有贡献仍然不够。
丹尼尔·邓说：“许多香港人已经放下了或搬走了，并不去思考还有一群人为了我们都曾为之奋斗的运动而待在监狱里，”年近40的丹尼尔·邓说。“看来很多人已经忘记了。”
丹尼尔·邓在服刑期间并没有激进行为，现在却在这个似乎突然变得陌生的城市中，陷入对犬儒主义和意义的挣扎。抗议运动的停滞以及城市的移民浪潮使他感到沮丧。抗议的同志情谊已被更多人成为逮捕目标的恐惧所取代。他将这一切视为对价值的放弃，并认为逃避是许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
丹尼尔·邓在监狱中的示威者朋友们似乎也在向前看。他们保留了一个称为“荔枝角囚徒”的聊天群，名字来源于他们的拘留所。群中偶尔会有人发出节日的问候和含糊的哀叹。但是很少有人想谈论政治。有时候，那些在监狱中大声疾呼的人似乎夸大了他们在运动中的地位。他看到一个狱友开始自称是曼德拉2.0时翻了个白眼。
“我们所剩下的只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说。“有些人似乎已经准备好放手了。”
但是，对于丹尼尔·邓来说，没有回头路可走——即使有他也不愿意。他的前雇主很理解他，但在他长期不能在岗的情况下还是解雇了他。他说，他在2019年设置了向抗议者保释基金的自动捐赠，在该基金遭到警方调查后，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此后，他一直无法获取他的毕生积蓄。
他曾申请过像过去一样的管理职位，但由于犯罪记录而被拒绝。现在，他正在考虑申请出租车许可证或从事建筑工作。
他仍面临四起与抗议有关的指控，这些指控是在他从监狱释放前几天提出的。想到官员们会出现在家门口，他就不想回到他与母亲同住的公寓。他告诉她他现在上夜班，她也不会追问。
“我真的很累，”丹尼尔·邓说。“政府不给我们留下一丝抵抗的余地，我们无处可去。”
                   中国民主党中共侵权民营金融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