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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党-忻州市中共暴政观察:忻州辐射之痛(2)

2023年06月26日 综合新闻 ⁄ 共 225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陈晓磊转自:https://chinadialogue.net/zh/4/40662/

在中国,放射源主要用于医疗保健,农业和工业。但草率的管理导致了许多遗留的安全隐患。《新世纪》周刊见习记者崔筝报道。

 

放射源凶猛

对楼滨城来说,这是他多年从医生涯中惟一一次遇到放射病病例。但专业从事辐射安全的王作元知道,中国近年来的放射事故时有发生。

在中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拥有成千上万枚放射源,广泛用于医疗、科研、农业、工业等用途。如果将中国近年来由于管理疏漏等造成的放射性事故叠加,其伤亡或许堪比日本|福岛核泄漏那样的5级核事故。

根据卫生、公安部门出版的公开资料,中国大陆从1988年至1998年共发生放射性事故332起,受照射总人数966人。其中,放射源丢失事故约占八成,丢失放射源584枚,有256枚未能找回。

例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所1972年购入一枚137放射源,1988年移交工作时发现已丢失;1990年6月25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放射医学研究室钴-60源室工作人员违章操作,两人不幸死亡,另有五人患上放射病。

王作元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的放射事故数来看,中国与美国相近,但如果与放射源拥有数结合起来看,中国的事故发生率约为美国的40倍。

1998年后,辐射装置监管职责由卫生部门移交至环保部门,监管进一步加强。但放射事故仍然时有发生。例如,1999年4月26日,河南一枚钴-60放射源铅罐被当成废金属出售,其间致多人受到辐照。2004年10月21日,山东济宁一家私营辐照厂自行建造的钴-60辐照装置出现故障,两名工作人员未经监测即进入辐照室工作,后分别于33天和75天后因多脏器衰竭身亡。

2008年4月11日,山西省亨泽辐照科技有限公司五名工作人员在未将放射源降至安全位置的情况下,携带不能正常使用的剂量仪进入辐照室,其中一人死亡,另外四人患上放射病。

直到今天,一些地区的放射源管理依旧隐患重重。例如,福岛核事故发生后,青海省环保厅牵头对海西州辖区内中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等单位的放射源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诸如操作人员未训上岗现象严重、健康监护工作存在漏洞等。

辐射后遗症

2009年,张芳领到了最后一笔赔偿款,赔偿已去世近17年的张有昌6万元。但她不觉得这几万元能给她的生活带来改善。

她后来再婚,怀孕过两次,都没有生下来。“我怕生出来再有问题。”张芳说。而研究显示,她在2000年怀孕的那一次,胎儿六个月时宫内死亡,与她以前受到辐照有关。

18年前孕育京生的时候,张芳同样面临挣扎。京生在腹中一度停止生长,头围小于正常胎儿,医生们劝张芳放弃孩子,而且提醒她放射事故可能给孩子带来后遗症。但她始终不忍心,也想给丈夫张有昌留下骨血。

京生刚出生时,只有四斤重,头发稀疏,吃奶时吸吮力也弱。张芳一人抚养着体弱多病的婴儿,生活陷入困境。

京生满八个月时,肇事放射源的所有方忻州市科委、放射源所在地忻州环境监测站和迁源责任方太原中国辐射防护院仍然没有任何赔偿表示。眼看要过为期一年的诉讼时效,请不起律师的张丑寅,自己把这三家单位告上了法庭。

1997年,一审判决终于下来了,三家被告应赔偿合计近78万元,其中张芳和张京生获得赔偿款共32万元。

第二年,历经三家被告上诉等系列波折后,二审判决下达,明晰了三家被告的责任比例,数额没有变动。

二审判决后的三年中,张芳多次生病致体弱无法工作,此时她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赔偿款也没有落实一分钱。

2000年前后,张丑寅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外孙女,踏遍了各个单位的大门,三个人还曾因堵住机关大门被送进收容所呆了两夜。在多方努力下,他们拿到了省里关于落实赔偿的批文,但批文在地方上仿佛不起效力。

2002年,在放射事故发生近十年之后,忻州市科委终于松口,答应“先给付80%的赔偿款”。之后几年间,张芳陆续拿到了几笔赔偿款,但索偿的同时也需要多方
打点。“这其中的许多事情我们也不想再提了,反正最后就拿到了20多万。”张芳无奈地说。

她更担心女儿京生的智力发育。京生八岁上小学,在学校里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她功课经常不及格,尤其是数学,哪怕对着作业本思考很久,也无法进行两位数以上的加减法。京生坚持上完了初中,虽然大部分时间并不能听懂老师们在讲些什么。

辐射安全所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发表于2010年第五期《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的论文显示,推算京生当年受到辐射的生物剂量为1.85戈雷,宫内受照没有影响她出生后的体格发育,但对其智力发育有严重影响。根据中国修订的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京生的全量表智商仅为46,低于99.9%的人群。

如今,京生已经长得和母亲一样高。曾经有美容院的老板招她去做学徒,“京京形象好,同事和客人都喜欢她。”张芳说,“可她不会卖产品,一涉及到数字就不行。”

张丑寅经常算账,多年前定出的赔偿标准今天看来实在太低。“忻州去北京的硬座火车1992年是19块,现在是72块,这中间涨了多少倍?”张丑寅说。同为辐射受
照者,他自己的身体也渐渐垮下去,早早地牙齿脱落,腰酸背疼。

京生是农村户口,没有低保,暂时也找不到工作。握着北医三院出具的智商鉴定书,张芳非常犹豫,要不要给京生办一个伤残证,这样女儿或许能在福利部门谋一份工作。“可是京京一个女孩子,很快要成家,办了智商有问题的证明,谁还会喜欢她呢?”

崔筝,《新世纪》周刊见习记者本文原载于《新世纪》周刊 2011年第12期 

第一部分张家辐射噩梦的开始

首页图片来自ca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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