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香港的民主派政治人士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他们曾激发起人们对民主变革的希望。现在，被逮捕的恐惧已驱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放弃席位，显露了这一梦想令人吃惊的破灭。
在引发持续数月抗议活动的大范围反政府情绪的驱动下，反对派拿下了香港区议会452个席位中的近90%。尽管这是民选职位中级别最低的，但那次选举被视为一场非正式公投，显示了公众对亲民主阵营的支持。对北京来说，那是一场刺痛的失败，也使得反对派期望在选举中赢得更大胜利。
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北京进行了反击，摧毁了反对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取得的胜利，这是中央政府在国安法名义下镇压行动的一部分，该法大大增加了政治异见的风险。
为了避免落入北京行动的罗网，已有超过议席半数的250多名亲民主区议会议员在近几周辞职。尚未辞职的议员担心会被逮捕。
“以前，我们有很多希望和期待。现在的感觉像是我们的手脚都被绑住了，”已在今年7月辞职的深水埗区议会民选议员邹颖恒说，自2015年以来，她曾一直代表这个工薪阶层社区。“我们必须下大功夫来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因为现在的感觉好像是我们做的一切都被认为是错的。”
通过打击区议会中的反对派，当局实际上是在埋葬香港民主的最后残留部分。数十名政治人士因国家安全指控被捕入狱，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主要的民主派报纸《苹果日报》被迫停刊，该报的创始人和高级编辑都已在停刊前被捕。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和曾组织了大规模抗议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近日都宣布将解散。北京已经改写了香港未来的选举规则，禁止其认为不忠的候选人参选。
区议会议员们说，政府打算对他们实施新的效忠宣誓，这让他们感到担心，有报道称，任何被视为违规的行为可能会让他们受监禁，被禁止参政，或破产。
区议会议员们通常不在政治聚光灯下。他们的工作枯燥无味，比如处理虫害、垃圾溢出和非法停车的问题。他们帮助居民解决日常问题，比如支付账单或经济帮助。
但在反政府抗议活动席卷香港的2019年，区议会表现出了比其自身大得多的政治重要性。许多首次参选区议会的候选人在竞选时响应了抗议者提出的要求，尽管区议会在警察问责或普选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
反对派赢得了区议会的大部分席位后，作为中央政府强加于香港国安法的一部分，北京下令，任何担任公职的人都必须宣誓效忠香港政府及其法律。这一新条件被普遍认为是为取消政府批评者的参政资格铺平道路。
“只是在这么多激进分子在2019年的选举中进入了区议会，才出了问题，”为北京担任香港事务高级顾问的刘兆佳说。
北京已表示，只能让爱国者来管理香港。它对什么行为算是违背效忠誓言的定义模糊。去年，北京下令开除了香港立法会的四名反对派议员，因为这些人曾对美国制裁香港官员的做法表示支持。香港立法会中其余的民主派议员随后集体辞职，以示抗议。
香港政府尚未告诉区议会议员，如果违反誓言将面临怎样的后果，甚至还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宣誓。但香港的亲北京新闻媒体已发报道警告，被发现违反誓言的区议会议员可能会被强制偿还两年的工资和开支。他们还援引官员的警告说，在办公室里打出抗议口号的区议会议员可能会成为打击的目标。
卫星城屯门的区议会议员巫堃泰说，他辞职是为了避免宣誓和被指控不忠的风险。他说，他认为不忠的指控可能会成为对他进行国家安全调查的依据。他已在今年7月逃到了伦敦。
“很恐怖，”他说。“就像是他们在给你设下陷阱。”
区议会议员大批辞职之前，他们与香港官员和亲北京政治人士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许多民主派人士曾希望利用他们作为区议员的地位在政治问题上向政府施压。例如，他们对警察的行为表示不满时，官员有时会取消会议或退出会议。
一些亲政府的区议会议员批评反对派的做法是无益的。
沙田区议会两名建制派议员之一的林港坤，把去年由亲民主阵营控制的17个区议会通过了一份反对港区国安法的声明称为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他们总是说他们反映的是人民的意愿。但究竟什么是人民的意愿呢？”林港坤问道。“人民并没有要你反对政府或反对中央。”
但是许多亲民主的区议会议员说，即使是在改善公共服务项目上，政府也不愿意与反对派政治人士合作。
未辞职的亲民主区议会议员司马文(Paul Zimmerman)说，民政事务总署一直不允许他批准南区区议会委员会会议的议程，尽管在最近的辞职浪潮后，他现在是资格最老的区议会议员。
他说，这将导致一些项目的搁置，比如在该区一个海湾上修建一座人行桥。他把民政事务总署的做法称为“剥夺区议会权力”行动的一部分。
香港政府承认，区议会议员辞职已经让一些区议会陷入瘫痪，但政府说，不打算在明年7月前举行填补空缺席位的选举。
位于九龙半岛西北角的深水埗，以无电梯唐楼、街头小贩和古庙而闻名。在这里的老年居民长期以来一直靠区议会议员的帮助来应对申请政府福利和服务的复杂过程。
虽然民主派政治人士杨彧已在7月份辞去了深水埗区议会议员的职位，但他说，他将继续在自愿的基础上为居民提供帮助，直到本月底。在他位于海丽邨一栋大厦一层的办公室外面，牌子上仍能看到他的名字，但以前的中文头衔“议员”已被贴纸覆盖。
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不断有居民来他的办公室。有些人想买蟑螂药。有些人想看电视。办公桌上堆放着一盒盒口罩、几袋大米和几瓶茶叶。墙上的信息牌上有该区25名议员的照片，其中的20张已被划掉。
“我不想离开他们，他们也不想让我离开，”杨彧说。他还表示，自己会找一份兼职的社会工作来养家。现年36岁的杨彧用居民捐款和自掏腰包来支付办公室的租金。他打算在8月底关闭办公室。
71岁的退休人员肖燕（音）说，每当她收到看不懂的政府通知时，就经常来让杨彧帮忙。他帮她登记预约了打新冠疫苗，还帮她领取了政府发放的5000港元电子消费券。
“政府一直叫我们上网，但怎么上网？”肖女士问道。“如果他不帮我，我还有什么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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