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全球各地的股市一直在焦虑地关注着中国一家负债累累的大型房地产公司的违约危险，担心任何崩溃迹象都会波及国际金融体系。
开发商中国恒大集团周三表示，公司已协商出一个方案，在一笔债券周四到期前获得了一些喘息空间。但这个详情不明的安排并未解决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全球经济前景面临的更广泛威胁，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政府也许必须更加努力才能重振经济。
受汽车销售放缓拖累，中国上个月的零售额远低于预期。工业生产已经放慢，尤其是大型货运卡车。开发商在今年夏天大幅削减了新的住房项目，同时急于完成已开工的项目。
政府在新铁路、高速公路和其他项目上的巨额支出目前使经济得以维持，但这种开支可能无法持续到明年。
恒大可能成为中国的“雷曼时刻”的想法一直占据着市场的注意力，雷曼时刻指的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投资银行在2008年的倒闭。尽管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给恒大可能触发金融危机的说法泼冷水，但他们也指出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普遍疲软以及其他的长期威胁。房地产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
“这不是雷曼时刻。太耸人听闻了，”德勤(Deloitte)北京办事处的经济学家许思涛说。“问题是明年。”
目前还不完全清楚恒大周四的债券利息到期时会发生什么。公司周三在深圳股市发布的一份措辞含糊的公告中说，将在周四如期支付一笔债务的利息，支付方式与中国投资者协商解决，但没有提供细节。
公告未提周四需向外国债券持有者支付的8350万美元。彭博新闻社引用债券文件条款称，在未能支付变成违约之前，恒大有30天的宽限期。恒大没有回复记者的提问。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出面拯救恒大。但这会与他们试图让企业少借钱、给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努力背道而驰。不少城市的许多中国家庭越来越买不起住房。
熟悉中国经济决策的人士说，大公司的账簿上通常有大量抵押品，因此官员们认为，银行不会因公司破产而遭受重创。这些人士还指出，中国政府有逐步解除债务、限制金融混乱的工具，比如对银行体系的控制。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让恒大迅速崩溃有导致房价全面下跌的风险，或给金融体系带来其他无法预见的冲击。
中国官员已采取了短期措施来提振信心。中国央行周三上午宣布，向信贷市场临时注入1200亿元人民币，这是近几天来确保充足现金供应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即使在房地产市场最近的困难之前，销售就已经放缓，部分原因是中国政府的降温措施，这些措施断了恒大和其他房地产开发商完成在建项目所需的现金。今年7月份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7.1%，8月份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8.7%。
许多工业领域产能过剩，加上建筑行业的衰退，促使经济学家做出了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测。美国银行周二降低了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6.2%下调到5.3%。
以大多数标准衡量，5%以上的增长仍属强劲。但这将比今年的经济表现弱不少，许多经济学家预计今年的总增长率将达到8%或更高。5%的增长率对中国近年来公布的官方增长率来说相当低。
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从一些数据中看到。乍看起来，这些数据似乎与房地产行业、债券价格或恒大的160万套未完工公寓没有什么关系。这些数据与重型货车的生产和销售有关。
世界各地的建筑公司和制造商在看到困难的未来时，往往会停止购买大型卡车。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把货运卡车制造业的表现作为他最喜欢的预测美国经济未来健康状况的指标之一。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本月早些时候披露，8月份的重型卡车产量和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近一半。除去春节假期时间造成的统计异常，这是自2015年春季以来这两项重型卡车指标表现最差的一次。2015年春季时，中国正在试图恢复被一次笨拙的货币贬值弄糟的经济。
然而，货车产量和销售的急剧下降不仅反映了经济信心的丧失，也表明中国过去几年的政策临时推高了需求，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严格的货运卡车空气污染新标准已在今年7月1日生效。更严格的安全标准也在逐步实施中，比如车载软件和传感器在司机开始偏离车道时必须发出警告。
国内的卡车制造商去年扩建了工厂，以便在更严格的规定生效之前生产尽可能多的卡车。
中国货运卡车的生产能力已经膨胀到每年160万辆，而中国市场的长期销售预期远低于每年100万辆。中国各地的卡车经销商手中现在都有大量的待售卡车。
上月的汽车销售也疲软，增加了人们在恒大苦苦挣扎的时候对中国消费者支出是否会保持强劲的不确定。汽车行业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之一，在经济中占的比重仅次于建筑和政府支出，几乎是对美国出口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三倍。
计算机芯片的严重短缺也影响了中国汽车的生产和销售，让前景变得模糊不清。
“汽车销售市场比较低迷，部分由于芯片不足，”总部位于北京的行业组织中国乘用车行业协会秘书长崔东树说。
尽管中国面临广泛的产能过剩和其他担忧，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仍比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对中国能够度过难关更有信心。中国经济学家指出，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设定利率、控制大笔资金跨境流动的能力更大。
“中国仍有很多工具可用，”德勤的许思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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