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从数字上看，上海是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如何拯救生命的典范。据官员通报的数字，虽然在本轮疫情中已累计发现了40多万例确诊病例，但仅17人死亡，官员把这些统计数据标榜为严格封控和大规模集中隔离有效性的证明。
但这些数字可能并没有全面反映这轮疫情造成的死亡。中国对新冠病毒疾病相关死亡的界定通常比许多其他国家的标准更狭窄，将感染了新冠病毒的慢性病患者的死亡原因判定为其所患的慢性病。
此外，中国最大城市已封控近三周，限制了患有其他疾病的人接受治疗的权利。一名护士哮喘病发作后，因新冠防控措施得不到救治而死亡。一名90岁的男子，因为医院人满为患拒绝接治后，死于糖尿病并发症。
“如果当时他有得到救治，他或许可以活下来，”该男子的孙女、32岁的市场经理特雷西·唐说。
新冠清零政策已将民众和一线工作者推到了极限。一名做大规模病毒检测的医院工作人员在长时间工作后开始内出血；她也已死亡。
也许永远不会搞清楚有多少类似的故事。中国不公布超额死亡的信息，超额死亡指的是因新冠病毒和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人数超出特定时期里的预期死亡人数。公共卫生方面的学者说，超额死亡能更准确地反映大流行病期间的死亡人数，因为各国对新冠病毒相关死亡的定义存在差异。
但作为新冠病毒隐秘影响的一个例子，中国一位有名的医生最近估计，上海封城期间，糖尿病患者的死亡可能会比预期的高出近1000例，他敦促当局采取更慎重的新冠应对措施。
上海的这轮疫情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新冠真实死亡人数的质疑，据官方数字，两年大流行期间死于新冠病毒的不到5000人。
中国政府不太可能在严格清零政策上动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把国内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低、病毒感染率低作为政府合法性的核心。已有官员因其管辖范围内仅仅出现了几例感染病例就被解职。习近平上周说，“不能放松防控工作。”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教授陈希表示，把注意力集中在将新冠死亡人数降至最低的做法，有鼓励官员忽视其他死因的风险。
“人们太过于关注那些更看得见的死亡，”陈希说。“但每例死亡都要算入。所有的死亡都应该同样地算入。”
独特的死因统计
奥密克戎变异株今年3月开始在上海传播后，香港的例子让一些人感到惊恐。上海的感染人数曲线与香港第五波疫情大规模暴发的曲线非常相似。这两座城市都有大量的老年人口，许多人没有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香港的新冠病毒死亡率很快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已约有9000人死亡。
但一个月后，疫情在人口是香港三倍多的上海暴发后，官方迄今为止只通报了17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香港从未完全封锁。死亡人数往往滞后于感染人数，因此上海通报的死亡人数可能会上升。但专家说，造成这种差距的还有另一个原因：中国统计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方式。
包括美国、英国和香港在内的许多地方，只要新冠病毒是一个因素，就不区分死者是死于新冠病毒，还是死前感染了新冠病毒。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铮鸣说，但中国大陆通常只把那些直接死于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的人计入新冠死亡人数。（长期以来，中国对其他疾病导致的死亡统计也是如此。）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即使病毒席卷了老年护理医院，死亡患者似乎都没有计入死亡病例。（护工说，他们不知道这些老人的确切死因。）一名上海商人说，他77岁的父亲患有糖尿病，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两天后去世；他父亲也没有被计入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统计的话，（中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会稍微高一些，”陈铮鸣说。
陈铮鸣是少数几项相关研究之一的共同作者，他与中国政府的研究人员合作，分析了非公开的武汉死亡率数据。（武汉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始的地方。）他们的研究发现，武汉在2020年头三个月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很可能比官方通报的数字至少高出16%。
即使在中国国内，统计死亡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上海官员表示，通报的17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都是基础病患者，基础病是死亡的直接原因，这表明上海目前使用的统计死亡标准更符合国际惯例。记者用传真请求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对国内统计新冠病毒死亡人数的方法置评，但没有得到回复。
陈铮鸣说，对大流行死亡率的不完全统计，实际上可能会削弱中国公众对严格防控措施的支持。
他说，如果死亡人数真的这么低，居民们可能会问，“费这么大的事干什么？”
“但如果因新冠病毒死亡的真实人数”高得多的话，“这取决于你如何统计，那就可能需要仔细考虑了，”他说。
救治不及时导致死亡
这轮疫情暴发之前，市场经理唐女士和她的家人就已经开始担心她90岁的祖父了，他的脚因为严重的糖尿病感染了细菌。
但在他们能把做手术的时间定下来之前，上海就封了城。唐女士说，祖父的脚很快就开始散发出腐烂的味道。家人急忙将他送进医院，但医生说医院人手不够，无法收治。几天后，祖父最终被另一家医院收治，但在三天后去世了。
“一方面是在折腾老人，一方面其实也是没有抢到黄金时间，”唐女士说。
社交媒体上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治疗延误的故事。
今年3月，患有哮喘的护士周盛妮被自己医院的急诊室拒绝收治后死亡，当时该医院因消毒而关闭。上周，著名经济学家朗咸平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他98岁的母亲患有肾病，在等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时去世，因为检测结果没出来前，医院拒收。
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疫情导致人们错过医疗筛查，以及疗程打断的情况。研究还显示，中国部分地区的死亡率在封城期间有所下降，部分原因是交通事故减少了。
尽管如此，就连官员有时也承认严格封控的代价：那名护士去世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表示，医院应确保及时救治病人。
但当局继续坚称，放松清零政策将导致灾难。反对的声音遭到压制。
本月，上海知名医生缪晓辉估计，上海封控结束时，糖尿病的超额死亡人数可能会接近1000。他的估计基于武汉超额死亡率的研究，该研究除了跟踪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外，还显示，在武汉封城期间，心脏病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的死亡人数比预期高出了21%。
缪晓辉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为什么不可以考虑走一条‘清零’与‘躺平’的中间路线呢？”
他的原文已遭删除。
执行封控措施的负担
今年3月初，随着疫情进一步扩大，上海普陀区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被派往当地社区对居民进行多轮病毒检测。据两名了解情况的人士说，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几乎没有时间休息。由于担心遭到报复，这两人要求不具名。
据这两人说，普通外科的一名马姓护士（两人都要求时报不给出这名护士的全名）开始感到不适，皮肤上出现了紫色斑块。马女士40岁，最终被诊断患有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这种疾病会导致身体停止产生足够的血细胞。两人表示，虽然还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医生认为马女士的病与疲劳有关。她已于4月6日去世。
记者打电话给马女士工作的医院询问她的死讯时，一名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说，她没有相关信息可提供。
负责对街道进行封控的社区官员也因工作量过大而筋疲力尽。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据说是居民与官员的通话录音中，官员表达了沮丧或无助的情绪，
周四，当局证实了上海卫生官员钱文雄的死亡。虽然他们没有给出死因，但一份官方小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在社交媒体上写道，钱文雄死于自杀。
“这一悲剧显然加剧了上海防疫让部分基层人员不堪重负的印象，”胡锡进写道。
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的继续传播，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类似传染性更强、但所引发的疾病似乎没有那么严重的变异株，对这些严苛防疫措施的代价进行权衡的必要性只会越来越大。
“这不是最后一次，”牛津大学的陈铮鸣在谈到上海的封城时说。“我认为，需要对这种做法进行适当的评估，以尝试找到一种减少危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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