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身穿白大褂，在武汉视察国有半导体公司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家下属企业。那是2018年4月，就在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电信公司中兴通讯与美国供应商做生意后不久。
这一禁令对中国科技行业及其领导人来说堪称一个“卫星时刻”。尽管中国在智能手机、电子商务平台和高速铁路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他们意识到，科技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西方技术基础上，尤其是为几乎所有东西提供动力的芯片。他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而且要快。
习近平对长江存储的高管说，半导体对制造业的重要性不亚于人类的心脏。据官方媒体报道，他说：“心脏不强，体量再大也不算强。”他敦促大家抓紧时间，取得技术突破，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
此后，习近平一直在重复这一信息，随着美国试图限制中国获得关键的半导体技术，他的心情也越来越迫切。但是，上个月对中国半导体行业名人的一系列腐败调查表明，习近平可能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东西，或者至少不够快。
接受调查的包括在2018年带习近平参观的前长江存储负责人，以及一个俗称“大基金”的巨型国家基金的负责人，该基金投资了数十个中国最大的芯片项目。
他们领导的这些公司是中国推进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核心，半导体是相当于计算机和其他设备大脑的小硅片。他们的失败等于是在公开承认中国正在重新考虑其“淘金热”的方式，也就是往很多项目砸钱，希望其中一些能够成功。这对中国实现技术自给自足的努力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挫折。
在这场整肃行动的背后，是习近平关于政府主导的科技自力更生愿景与半导体本质之间的矛盾。
芯片行业是高度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它依赖于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并利用不同地区的专业知识：美国的设计；台湾和韩国的制造；中国的组装、包装和测试；以及荷兰的设备。每个地区的比较优势都是通过数十年的资本支出和研发建立起来的。
“任何考虑推动半导体行业自力更生的政府都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英特尔前中国公司总经理唐睿思(Christopher A. Thomas)在接受采访时说。“半导体代表了人类工程成就的最高形式。它们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创造的最困难的东西。一个国家怎么能靠自己来‘包揽一切’呢？”
曾在台湾海峡两岸工作过的台湾半导体行业资深人士高启全最近在接受报纸采访时表示，他曾多次试图告诉大陆的科技高管，中国大陆可能需要30年甚至50年的时间才能成为行业领导者。
这种说法不可能是习近平想听到的，预计他将在今年的一次重要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获得第三个任期。习近平越来越执着于科技“瓶颈”，这些“瓶颈”让中国在与美国的贸易战（包括对中兴等公司的禁令）、台湾海峡可能爆发的战争，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中处于弱势。本月，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2800亿美元的法案，旨在加强美国国内半导体在制造、设计和研究方面与中国的竞争。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习近平开始更多地回过头去使用毛泽东的策略，当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朋友很少，自力更生是一种需要。毛泽东时代自上而下解决重大障碍的方法就是调动国家资源，习近平毫不掩饰自己对此的喜爱，他声称这是中国举国体制的一大优势。
这种向内和倒退的视角决定了习近平对中国应如何推进科技自给自足以及这一进程应有多快的看法。他提拔了来自航天和国防工业的技术专家，他们完成了具有技术挑战性的项目，他认为这证明了中国制度的力量。
被整肃的半导体企业高管没有达到这一标准。
习近平2018年那次访问中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站在他身后的是长江存储的董事长赵伟国，他曾是业内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通过自己控制的清华紫光集团对大型芯片项目进行了一系列令人瞠目的投资，赢得了“芯片狂人”的绰号。他在西方最出名的是2015年收购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失败。
另一位接受调查的“大基金”负责人丁文武同样很有影响力。该基金已成为中国政府向芯片制造商发放资金的工具。
至少还有另外五名曾与这两人共事的高管也因腐败指控接受调查。监管该行业的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也是如此，不过尚不清楚这三起调查是否相关。
中国政府用来引导国内芯片行业发展的“大基金”和清华紫光集团取得的结果好坏参半。
业内人士说，中国芯片制造商在过去五年取得了比过去十年更大的进步。据位于华盛顿的行业组织和游说团体半导体工业协会的分析，2020年，该国的芯片销售额增长了30.6%，达到398亿美元。
半导体的产业链极长，中国取得的大部分进展都位于它的低端，在更先进的细分市场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缩小。中国在芯片上的花费仍然高于其他任何进口商品。
尽管有大量的政府资金和补贴——或者正因如此——还是出现了失败。根据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旗下杂志《中国经济周刊》的分析，2020年前10个月，注册为芯片相关的企业超过5.8万家。该杂志称，一些公司过去从事的是时尚、建筑和其他行业，更改注册信息只是为了轻松获得资金和廉价的土地。至少有六个投资10亿美元的半导体项目已经破产。
然后是赵伟国的清华紫光集团，自2020年底，该公司开始在巨额债务下崩溃。今年它被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以近549亿人民币的交易收购，该公司由一家投资公司牵头的财团组建。
尽管有这样的混乱，自2014年成立以来已筹集近500亿美元的“大基金”似乎在财务上表现良好。该基金的负责人丁文武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它既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又要盈利。但批评者指责它投资低风险项目，而不是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亏损但最终会产生技术影响的高风险项目。
不难想象，北京看了这些结果后会认为它的表现平平。看上去更多是逐利，而不是爱国义举——这与习近平想要看到的相反。
习近平一再表示，他希望看到更多的成果，比如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两弹一星”，当时中国在经济条件差和国际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研制了自己的核弹和氢弹以及第一颗卫星。
2019年以来，在攻克关键科技挑战的背景下，“举国体制”一词也开始出现在习近平的讲话和党的文件中。该体制是中国1950年代至197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的遗留，在那个时代，政府通过行政命令来动员和分配资源。许多中共理论家认为，新的举国体制将政府指挥和市场作用力的好处结合起来。
习近平相信中国可以通过新举国体系和“两弹一星”精神实现成就，中国最近在太空和国防项目上取得的许多成功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例子。2021年，中国将一辆探测车送上火星，还将宇航员送上了一个新的空间站。
一些人认为此举暗示了习近平在半导体上的想法，他在7月任命了一名官员接替正在接受调查的工信部部长，而这名官员曾领导中国首架国产客机的研发。
由于涉及全球的复杂性，一些批评者警告不要在半导体领域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
前官方媒体《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在5月接受采访时表示，举国体制帮助中国赢得奥运金牌和制造原子弹，“但不适合制造半导体芯片”。
习近平不断推进他的理念。6月，他参观了武汉的另一家半导体公司。他强调，科技自力更生是中国繁荣的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关键。
“我们必须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说。“如果我们每一座城市、每一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每一家科技企业、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能围绕国家确定的发展方向扎扎实实推进科技创新，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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