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怀念李慎之
前几天草草地做过一个姑且算是纪念李慎之离开这个世界二十周年的稿子。自己不懂学术，想起什么说什么，且只能抓住李先生“一点”而不及其余。当然，现在再做，也还是只能草草，不是要找借口，感觉“认真”不起来。
真是应了杜甫那句“庾信文章老更成”，李慎之文章也是：越老，出手的越好看。特别是从1997到2003他去世前的几年时间，可说篇篇精彩，哪怕只是个提纲，也好看。
李慎之晚年关注或说讲的最多的是有关自由民主、公民教育。那时候，即中国加入WTO前后，自由民主、公民教育几乎还是禁区（当然事实上现在也是禁区），即使连“纳税人”都是敏感词。估计不少网友都看到过一个视频，即央视“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远在某大学演讲时提到当年做记者，领导要求所有稿件中不许出现“纳税人”三个字。
崔永元不理解，问领导：有没有纳税人啊？回答当然有啦。又问：那为什么不许出现呢？回答：如果老出现，就会让这些纳税人意识到他们是“纳税人”。意识到纳税人会怎么样呢？后面的话没有说，意识到纳税人那就会要求纳税人的权利，那样，纳税人可能就不那么好统治了。可见，直到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国家，居然还害怕人民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掰掰指头，七十多年过去，因一直害怕人民知道真相，也就一直用瞒和骗的手段，忽悠到今天，终于忽悠成功了（当然，现在连瞒和骗也懒得用，直接指鹿为马）：估计有99%以上民众相信了他们的统治是正确的，道路是正确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现在中国人的这种所谓“生活方式”自然也是“理所当然”。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爱国贼”那么多脑残，或说在100个中国人中想找一个认知正常者都难。有时想，当一个乃至一群人成功地变成脑残后，再想让这些人变成正常人，怕是同样需要相当长时间。这大概正是统治者想要的吧。
可只要有95%的中国人在认知上不能称之为正常人，那么，不仅现行的一切都不会改变，而且还会继续下去。这就让剩下5%甚至更少的中国人对国家对民族感到毫无希望。
回归正传。1998年秋天，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在北京抑或别处召开了一次会议，李慎之与从美国赶来参加会议的杜维明先生在会上有个对话，后来发表在1998年《国际儒学联合会简报》。在这次对话中，李先生一上来就数次提到中国人或者中国这个国家最难改变的是政治思想，且在对话第一回合就提出三次，每次提法都略有区别。
对话是李慎之先开口。在做了简短的开场白后李先生说：“我近来越来越认为中国人这一百年来最难改变的是政治思想。”不一会儿，又从“佛教不能使中国的哲学印度化，它自己倒是完全中国化了”进行提问：“从这个角度看，到底什么东西没变，最难变呢？”他自己紧接着回答了：“就是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生活，这是最重要的。”显然，这次加了“政治生活”，意思是中国人不仅政治思想最难改变，政治生活也一样。
在本人看来，有政治思想，才会有政治生活；有政治生活，才会有政治思想。对于曾在所谓机关工作过的中国人，单位“开生活会”是家常便饭，再熟悉不过；而生活会，就是要与会人员“做批评和自我批评”，所以说，当年的“生活会”其实就是“政治思想会”。
从《李慎之文集》中看到，不仅是作者先开口，且一口气说了一千多字。就在要结束这一千多字时，李先生又一次提到政治思想最难改：“中国的维新与革命，搞了一百多年，现在的改革也改了二十年，我觉得最难改的，是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
这次与前两次显然又有不同，李先生不仅提到政治思想，还提到政治制度。我们知道，没有政治制度，也就不会有政治思想、政治生活；政治思想、政治生活，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必然产物”。到这里，可不可以说，李慎之的意思：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生活虽然“最难改”，但比政治思想、政治生活还要难改的，是中国的政治制度。
难在哪里？难在伟大领袖公开承认在他的独裁统治下，中国没有官僚主义，有的只是专制主义。且看李先生在这篇对话中如何说：“我认为中国的过去，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专制主义。这是根深蒂固的。”李慎之告诉对方，他曾“写过一篇文章（按，即《‘大民主’和‘小民主’》），透露了一个内容，就是毛主席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我们不是官僚主义，我们是专制主义。’毛主席还说：‘我们执行的是愚民政策。’从秦始皇以来的两千年，中国实行的都是专制主义，到现在也没有变。赞成还是反对专制主义，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大方向。”
当然，这种话也只有伟大领袖可以讲，别人讲是滔天大罪。就像伟大领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这种话，别人是万万讲不得的，谁讲谁的脑袋十有八九就会搬家。
其实，毛时代的专制一直延续至今。看许志永在法庭上如何慷慨陈词：“……这一次因为表达美好中国的梦想，倡导大家做公民，我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做真公民就是颠覆？践行他们的核心价值观，追求民主自由就是颠覆？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就是颠覆？他们的政权何其虚伪荒诞，何等腐朽不堪。”“独裁者令中国丧失公共道德！我们并没有扰乱社会秩序，没有堵路、拦车，在法律上完全是无罪的。对方指控我们，是因为我们要结束专制，追求民主、法制、自由、公益、爱的美好中国，所以他们给我们定罪，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被定罪也是必然的，这是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为这个民族的担当！”
如此专制，难怪受到联合国以及美国国务院的谴责，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两名维护公民权利的中国正义人士。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杜尔克在许志永、丁家喜被中国政府重判后表示：“根据人权法的准绳，任何人均不应因批评政府政策而被检控或承受惩处，并有接受公平审讯和合适程序的权利”。这些话，中国的统治者会听吗？很难！
眼看新世纪又过去五分之一还多，而中国之所以是现在这样一个中国，不是别人不许它变，是它自己不肯变。别的不说，10年前即2013年3月4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自信的声称：“中国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确道路，而且正在取得成功，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我们有13亿人民，13亿人的智慧和勇气足以使我们能够克服困难、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她进而质问道：“一些发达国家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不比中国的困难小，但是没有听说他们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制度，要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
这位前外交部副部长，说得多么理直气壮。可十年过去，到底是西方面临严峻的困难还是东方大国面临严峻的困难？自由、民主、人权，早已成为人类普世价值，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都在践行。七十多年前，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国民政府是举了手签了字的。对照宣言，后来代表中国的政府做得如何？中国的政治制度到底是自由民主还是独裁专制？如果公认是独裁专制，那么，难道是不是要用独裁专制与自由民主相抗衡呢？记得本人曾在评论傅莹副部长的一篇稿子结尾处有这么一句话：“一个国家最大的进步，就是政治进步。只有政治进步，其他方面才会跟着更好的进步，这是人类史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的，没有理由怀疑。”中国官员振振有词，分明就是认为中国的政治完全可以与西方文明政治相媲美。
有时想，这个族群更多的不是人性，而只是在长久专制下形成的中国人独特的“人性”；而中国人独特的“人性”和普遍人性是不一样的。不然，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把那些仁人志士的理想完全抛诸脑后；不然，对得起谭嗣同以及“戊戌六君子‘吗？对得起秋瑾吗？对得起刺杀安徽巡抚失败而惨死的的徐锡麟吗？对得起那些”为了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吗？对不起！一点都对不起！今天那些不肯改变的中国人不是有愧，而是有罪！
李慎之对19世纪末中国人“维新变法”的解释是：“维新”，就是要赶上先进的西方国家，就是要现代化；所谓“变法”，就是要变专制为民主。这句话虽没打引号，但确实是李慎之先生原话。然而，眼看一百三十年过去，中国既没有赶上西方国家的先进，更没有要变专制为民主的意思。特别是后者，不仅没有要变的意思，反而还在大踏步倒退。
李慎之还特别指出：“可以说，中国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要求就是中国要现代化、要民主的要求。”紧接着，他痛心地说道：“可惜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惜牺牲，而迄今未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