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我以为这是一个极重要、很敏感的题目。说它极重要，在于中国文明和平转型的时间已不复存在。十年前借助经济发展东风与国际帮助是可能和平转型的，当然前提是当局需要切实的政治改革，这样，可望经历两代人的阵痛过后，这块土地进入一流文明行列。反之，今日的二流文明地位也将不保，从此沦落为三流文明，乃至再现古罗马帝国分崩离析局面。无疑，权贵们不会耐听这号语言，御用吹鼓手且能找出很多理由来反驳此题目荒谬至极，有什么奇怪，他们必须让屁股决定脑袋，况且他们中多数人也未必具备能经受检验的认知能力。说它很敏感，在于太多的国人，包括精英阶层乃至某些民运人在内，对此互为因果的三位一体的破坏性也不免认识不足。因为把今日国人的性格划归陈腐价值观和反动制度的同等层次上，有损太多人的自尊心，而自尊心是不在理智范畴内的。然而，被极权高压扭曲的自尊心无从推动文明的进步。所以，对此从未如今天这般严重情况的三位一体，是时候了要说道说道了。
拙文着重说说价值观与性格。因为制度在现时中国的恶劣作用，实际多数人已有了共识。但对价值观与性格的恶劣作用，多数人未必感觉很严重。
今人谓之的价值观，内核乃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人生观。笔者认为，此变化实由哥白尼的“日心说”发端，配以大航海、殖民而成不可逆转之势，再配以科技崛起、代议制被认可而处于不倒地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民主、人权作为现代文明保护层的重要性日见凸现。价值观不可或缺， 在于这是个永恒主题，不谈人的命运这个根本，一切无意义。不过，今天的科技手段在文明里的重要性已然居于主导地位，但这是一种新的时代病狂，源自自来强权的无序扩张，也来自人类的短视与骄狂，手段变异成为目的。从文明共相上讲，政治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使太多时间内生活太过沉重，人心不可测，导致人对自身命运感到迷惘甚至感到失望和绝望而不惜饮鸩止渴。不能不说，海权对陆权的作用并不都是进步。此局面只能导致两个结果：1、这个文明这个人类无救，是因不消停的无序扩张只能是个推石上山。2、这个文明这个人类改弦更张，进入不再从属政治的人权时代。看来，这个文明这个人类多半会从新的迷惘中走出来，因为趋利避害，不愿灭绝，在饱尝人生苦果后可望成为共识。
当今世界普遍不认可俄国侵略乌克兰，认为已尽脱传统的地缘政治考量，不免言过其实，但新的价值观里人类趋利避害的整体考量也清晰可见。此事可喜可贺。整体上还是应肯定海权文明优于陆权文明，在于新的价值观肯定了纠错机制的极重要性。二十世纪以来之所以社会主义败于资本主义，纯粹从理念上并推不出谁优于谁，是实践的作用。例如，今天的美西方并不乏庸才当政，但今天的美西方也不会允许斯大林式伟大领袖唱大戏，从而防止了重大灾难出现。又如，二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间好歹不再发生战争，社会主义国家间就做不到这一点。值此技术权能已大发威还将进一步大发威的时代，后者可不是小事情。
截止于十九世纪中叶西风东渐，中国人谈不上今人理解的价值观。不是说此前中国人没有世界观、人生观，而是说中国人没有立基于个人身心自由的价值观，没有立足于科学实证上的世界观。世世代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内核就是个“天不变，道亦不变”，人生观的最高境界就是个忠君爱国以及衍生品三纲五常。诚然，此种世界观受到了农耕文明的制约，大体上与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相适应。而在哥白尼之前，欧洲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也未必强于中国人，无论如何，欧洲中世纪近七个世纪的“黑暗时代”，并摆不上桌面。
但是，十五六世纪后，欧洲文明终究走上了新路。它仿佛一个人，它终于从少儿时代发育成了青年时代，这个比喻用于文明演进未必准确，却非常吻合中国人尤其强人被迫面对海风的心理感受：青年时代有什么好，叛逆心理，恶作剧行为，斗狠、争强等等，哪有少儿时代绕膝于父母，只要吃饱了饭便不再胡思乱想来得可爱，少却了多少人为麻纱。
此种看待海风与国粹的价位区分，今人眼里无疑是无知、昏聩、难以理喻、可笑至极。无论如何，人不可以停留于形象可爱的少儿时代，必要发育为时常莽撞行事的青年时代，再从种种磨难、挫折中吸取教训，逐渐走向相对成熟能作出贡献的中年时代。此实为不言而喻的生活常识。然而，思维已定势的太多的中国人只要看见“青年时代”的不顺眼之事，便本能地发出“人心不古”的感慨。这就是儒家文化日复一日熏陶下的价值观与性格。
当然这种陈腐价值观与阿Q性格以及它的酵母儒家文化，皆源自恪守既有秩序、实为坚守既得利益的陆权文明。从来的权贵们不是不明白陈推出新的进步作用，但绝不能容忍“标新立异”行为的可能危及自身统治。事实上，它们不能容忍文明“青年时代”的叛逆行为，也不能容忍单个人进入青年时代的非份言行。自汉承秦制，特别儒学全面得势，中国的每代王朝，皆是这么干的。它们皆孜孜以求于一个超稳固的社会大系统，为文化、文明尤其专制统治的传承不断而自豪，且自诩合乎国家、臣民的根本利益。今天的无所不在的维稳、不忘初心等等，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
这样的把戏今天的时代已尽现虚伪、霸道、可悲、可恶，已不言而喻。魔术早穿帮，今天的中国人还有几人相信“为人民服务”？但这是事态的一个方面，事态另有一个方面，便是理智上反对，情感上却默认，或者说只要做得不过分情感上便能接受。这就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国民性格的另一面，业经红朝七十年无情高压后进一步扭曲的阿Q性格。简单地斥其为奴性，多属情感语言，还应从理智上进一步剖析，它对文明演进，对子孙后代的极大祸害。今天，需要把此种国民性格与反动制度、陈腐价值观视作反文明的三位一体，全因这个三位一体已难解难分，互为因果。
本来社会生活尤其超大型社会生活，这个三位一体并少不得，它其实就是凝聚力、向心力。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形式，在于性质。近代以来的列强争雄，各领风骚，皆离不开硬件上的器物建设，软件上的这个三位一体。而只要把目光投向百年以上，软件比硬件更重要，软件上的打造也比硬件上的打造更难。但凡专制独裁统治的钟情于硬件打造，无非硬件直接刺激眼球罢了，得以凸现出政治功效。红朝七十年，毛皇的眼光其实远在同僚之上，他的某些见解并非毫无道理。例如他曾断言政党也罢，国家也罢，都将走向消亡。
但他失败了，他失败不在不该有远见上，在他的具体措施太不接地气上。毕竟，文化观念可以超前也应该超前，政治则只能依时依势而行，集思广益，最忌独断。前十年改革开放接了地气，取得了器物成就，但一时的器物成就只是一时的成功，在于软件没跟上。改开初期，先强调器物建设有道理、合国情。以后就不能这么说了。毕竟，社会生活是个系统工程，不同时段可以突出重点，但任何时候都要防止顾此失彼。
习时代则属于与五百年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统统对着干，驱使着这个早就被扭曲的三位一体朝向悬崖狂奔。它已没有力量使自己停下来了，是因它没有使自己刹车转向的纠错机制。它太傲慢、贪婪、太过迷信谎言与镇压功能，信用已荡然无存，这样的前提下刹车转向，等于自杀。它怎么会甘心自杀呢？
事实上，这也是古罗马帝国最终不可挽救的历史教训。说到底，罗马走向不可挽救，不宜全用政治得失作解释，它是价值观、制度、性格三重作用下的结果。
进一步说，现时中国凡有志于自由、民主、人权者，皆有必要关注一番中国的大秦故事和欧洲的罗马故事，当然须有不同于官样文章的参照系。强盛时期的大秦帝国何其令人头晕目眩，为什么“亡国灭种”后其子孙再不思复兴？而古罗马帝国在尼禄时代前怎么说也是一朵空前的人类文明鲜花，罗马到底是如何走向不可救药，从此只能漂浮在历史的天空？固然，历史给出了答案，大秦太过残暴，罗马太过腐败。但仅仅这样粗线条说是不够的。因为历史另告诉了我们，当残暴不问对象不加区分，便是自己人也会受不了。此时此刻，“亡国灭种”又有什么可惜可怕？它只能叫幸事。古罗马帝国后期走的是另一条路，便是它的腐化堕落把人心全给弄死，生活中找不着真正的罗马人了。事态到了这一步，纵然《米兰赦令》后把基督教抬升为国教，因人心全死，也无济于事了。说到底，文明的主体是人，当人不成其为人，文明也就不成其为文明。而这两个极重要历史故事的鲜明特征，红朝全占。毛皇时代，中国可谓遍布针对阶级敌人的屠宰场，党内那个绞肉机一样血淋淋。事实上，文革不能不终止，是权力场的反对力量主导的，主要是众多的革命元老一样吃不消了。邓、江、胡、习改开时代，中国成了口腐败堕落大染缸，只要掉了进去，便不由你不心黑、手狠，比赛大鱼吃小鱼。偏生多数党官早已形成群体嗜血性格，经济发展提供了他们嗜血的肥沃土壤，于是从比赛大鱼吃小鱼到全民冷血，也就自然而然。
这也是今天仍需要肯定民国新文化运动的一大理由。曾见一种论调，五四精神误人不浅，理由是催生了法西斯社会主义这个怪胎。不能不说，此种论调太过肤浅，严重忽视了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势，自有深刻的内在依据，很大程度上属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今天来看民国新文化运动的得与失。它所得不多，但这不是它的错，它固然影响了相当多的年青人，其中以在野的知识人为主，但无力撬动中国社会根基，便是汪洋大海般的小农。而正是这个小农阶级，构成了日后共产党革命，建立红朝的社会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在于唤醒这个阶级，在提升他们见识的同时改造他们的性格。不幸，中国社会已积重难返。让阿Q动情的是吴妈，让阿Q动心的是革命了可以手持钢鞭将你打。五四精神孽生的一个恶果是那一代原本热血的年轻人被迫卷入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后，自身的人格与行为皆被迫变形，竟幻想用激进的行为来改变国民性格，犯下了欲速则不达的错误。因为改造国民性格，是文化的事业，不是政治的事业，它需要在和平岁月里用几代人时间才能奏效。早期共产党不乏领袖人物，如陈独秀、翟秋白，应属于悲剧人物。他们与尔后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毛泽东之流以及大量红色江山接班人，不应相提并论。
科学与民主，是当年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一百年过去了，这两面旗帜在中国人心目中如何呢？民主，已事实上成了当局眼里的煽颠罪，成了国人嘲笑为“操空心”的鄙视，就不去说它了。关于科学，此二字早已成了各行各业的门面招牌，依我看中科院也不例外，但是几个人还关心它的精神？而科学抽掉了精神，它就成了神祇。
此事又与国民性格密切关联。因为科学精神不是科技成果，前者等于说教，后者才是实惠。这到底是新文化运动的错，还是现实变异的错？有趣的是，红朝权贵厌恶民主，却也欢迎科学，因为它的强军护党可不能没有科学助力。如果中科院的院士们也对科学奉行实用主义，红朝一样接受不了。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是近几年来的芯片大跃进，纷纷报喜捷报的后面，是天文数字的资金砸下去后，实际效果可怜巴巴。权贵们敢揭示深层次原因吗？它把治下的人变异成了这样，就算真个对体制改革又能怎样？看来，某贵人相信他的思想会扭转这一切，可是历史告诉了我们，在一个权力即思想的国度，思想太多了，往往廉价得就如同女人的卫生巾。
这就是陈腐价值观和阿Q性格交合后的超强能量。中共怎么会想得到呢，它打造的特色价值观所培育的臣民性格会如此反噬自身。也许，它已有所醒悟。但即便如此，也晚了。事儿明摆着，红朝不倒，此种臣民性格便不会变。而就算红朝倒了，此种臣民性格仍会存在相当时期。因为凡有相当阅历的人皆知，人心不可测，利他的性格总是凤毛麟角，利己的性格源自天性。希翼前者发扬光大，从来收效极微。而不使利己的性格走向失控，需要健康的价值观、道德、制度不能松懈的多重作用。我们为什么追求民主，根本理由在此。实际，对生活失望形成的灰暗心理与偏执性格一经泛滥成灾，就是一场高烈度瘟疫，无分贵贱，皆会感染，而当形成免疫力后，纵有健康的价值观和良好的制度，于性格的本能反应也作用有限了。仍如前所述，让阿Q动情的是吴妈，可不是孔子和马克思。当然，贵人们断不会承认他们也是阿Q，但这事重要吗？
这就不得不对红朝七十余年的作为再作梳理了。笔者以为，红朝前三十年是大秦，后四十年是罗马，是能够成立的。这两个阶段属于因果关系，但侧重点也不同。就对国民性格的强行重塑来讲，毛皇时代，逻辑上真还不是一点不通，至少形式上仍有五四精神遗风。从逻辑上讲，用那个时代不失为时髦的马列学说来取代早已无生命力的儒家说教，属于革新之举。儒家学说能统治中国思想十几个世纪，靠的是它虽然窒息了良知却未剿杀良心。在那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农耕文明时代，良心于维护世道人心是有功的。但是，无论儒家学说对农耕文明有多大贡献，它不再适应工商业文明也是显然的。时代已变化，海权注重的乃是人的自主性、创造性、新个性、新情感。海权不避讳人性不完美，敢于承认人性有善也有恶，等等。儒家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却为了既有生活秩序“长治久安”，硬是奉行鸵鸟政策。儒家最大失误也是最大罪过，乃是为了讨好专制皇权，不惜扼杀人的自由天性，让臣民皆成为“国朝”的工蚁，让虚伪又凶残的奴性充斥生活的每个角落，于是严重违反了流水才能不腐的自然律，从根本上堵塞了文明走发展新路。针对新时代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认定儒学需要让位于科学与民主，是民初有志于新生活者的共识，根本上没有错。
但自毛泽东得势尤其建立红朝后，中共初衷全变。这里有时势不由人的原因，作为一个建立在小农与流民的社会基础上的新贵政权，它需要论功行赏，满足新的官僚群体打江山、坐江山的原始诉求，否则，红朝只一个内部生乱就不免崩塌，至少治理效率不会显著。不能不说，日后史书上提及红朝，一定会承认它的统治效率高。笔者以为，1957年由鼓励鸣放到对知识界大剿杀，不全是毛泽东言而无信的品行问题。他不能不要江山，没了这块平台，他怎么办？所以他不能让新贵们太失望而离心。偏生他的革命目的是再做千古一帝，正如他反孔的目的是要超越那位古人的名气声望一样。此外，上船容易下船难，红朝想不打马列社会主义招牌都不行了，一是会自己否定自己革命的合理性，二是找不着能维系独裁统治更靓丽的招牌，无论如何，它不能再打皇权皇朝的旗号，于是管它是假戏还是真戏，只能照演不误。致命性的癌病毒就这样注入到了红朝身上，也注入到了中国社会身上。
可是，这个癌病毒一当注入红朝和中国社会身上，它就自有它的演化曲线。截止于文革爆发，它不失为处于潜伏期。文革十年，严格来讲，它仍属于中期。改革开放前十年，是它似乎还有自愈可能的表现。六•四以后，它就进入晚期了，今天从性质上讲癌症已进入了垂危期，世道人心从激情走向迷茫，再从失望走向绝望到无可救药见证了这一点。改开后经济上的扩张、发展掩盖了这一点，但那是肥皂泡般的美丽。作为其它阶层，看不见这一点，不奇怪，作为民运人也看不见这一点，就令人无语了。一个集汇了十几亿人的大社会，绝大多数人被弄得人生之哀，已莫大于心死。不要以为这是生活边缘人面对高压的一时屈从，而是绝大多数人已然性格冷血下的比赛“天塌下来自有高子顶”，纵观古今中外，休说文明的大转型尤其打造新纪元，就是相对健康的社会生活，是由一个死灵魂群体完成的？
抚今追昔，再展望未来，中国文明之病，实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历史已经远去，法律上似不宜多问责历史旧账，文化上及引申的价值观上却不宜把此历史一风吹，对仍然“不忘初心”也就是坚持走旧路的红朝历史更不能一风吹。
那么，如何理解台、港和新加坡仍属儒家文化圈，却不影响它们进入现代行列的现实？
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儒家作为皇权伥鬼，极力主张国人向古圣先贤看的主功能应予否定，不等于它肯定良心润滑世道人心作用的次功能也要否定。社会生活的平衡少不得相当的默契，只要不涉及重大命题，理性就不可以也无必要强行凌驾于情感之上。正如俗语所言，“夫妻间不是讲理的关系”。特别是，新加坡和曾经的香港步入现代之路，靠的是法治，这个法治来自民主、宪政理念，而不是来自儒学的君臣父子。关于台湾，谁都知道它的民主转型源自现代人权新价值，既非“兴灭国，继绝世”，更非什么“特色”。
另有一点也应谈谈。中国真个性格普遍冷血，近乎精神已死么？君不见，战狼外交，网上不绝于耳的讨伐美帝的正气凛然声音，几个党团员二次宣誓时不是神情庄严，拳头高举？生活中又有几人欢迎不和谐言行？它们，能说不是时代强音，不是大国崛起的民族新精神？
然而，我以为面对这号政治魔术，不排除中南海也会有人苦笑无语。所谓战狼外交，当事人奉命行事罢了。最高要显示他才是男儿，当然要命令必须吃党饭的戏子演戏给怀疑他能力的臣民看。网上那些正气凛然声音，有几条帖子经得住逻辑分析和时间检验？特别那些标题党和吓尿体，实在不该出现在大国的身上。如果很多帖子真个由监狱犯人中的舆管员所发，那就更搞笑了。骊山囚徒充军后真会真心保卫伟大的大秦帝国？项羽得以在巨鹿战役击败秦军主力，其中有没有这个因素呢？关于二次宣誓时的神情庄严，拳头高举，中南海群英里只恐只有习总书记发自内心，因为那个誓词的背面明明写的是，我就是党。我有个朋友就是中共党员，我看过他的二次宣誓照，决不比电影里的表演差，事后我问他的感受如何，他生气地答：“你是嘲笑我，还是当了真”？而那个生活中的不和谐言行不受欢迎，反证的是几个人不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而讨厌“操空心”。
这就是伴随大国崛起的民族新精神，由这样的民族新精神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灯塔？那大量的小粉红仗着有后台，侮辱国人智商当然可以，侮辱得了人类的智商么？
结语。
我个人坚信专制不合时宜，民主事业必胜。此非喊口号，唱高调，而是世道人心已不可持续给出的结论，是文明进入海权、空权和未来人权时代的要求，是人终究希望自己活得有尊严、有价值的本能反应。
但是，我也深信中国的事情不会如此简单。既然红朝的七十年，前三十年是大秦，后四十年是罗马，且分明获得了这块土地自觉不自觉的配合，它就势必引发时势不由人的后续效应。
看来，中共伟光正不是虚言。一部《二十四史》，鲜见哪个王朝有它的如此魄力，短短几十年间就把朝野的良知和新文化运动激活的正气扼杀得如此干净。它仍不满足，不肯消停。外部世界已进入了空权时代，其显著标志是信息可瞬间全球流动，思想必要活跃，中国人迎来的却是紧箍咒时代，那个“不得妄议”，不正是唐僧制伏孙悟空的紧箍咒。孙悟空再也不敢大闹天宫了，天庭得以和谐、宁静，但是嫦娥的凄苦冷清生活几人察之？李商隐写了“嫦娥应悔偷灵药”，他却不知他若生在红朝，他就是个标准的“煽颠”分子。然而人间若无煽颠言行，文明将停留在刀耕火种时代。
一句话，理论上中国当然可望跻身一流文明之列，但至少也是半个世纪后的事儿，多半要等上一百年。理由很简单，价值观、制度、性格这个三位一体的能量太大。那些假大空口号、目标，其实世界和国人见识得太多，结果是纷纷沦为笑料。重要的不是“唱衰”不“唱衰”，而是皆要有经得住时间检验的依据。
今日中国，经济萧条，政权内斗，将强烈冲击这个三位一体。挑起台海战争是中共解体的导火索，台海若开战，于中南海只会凶多吉少，再步今日克里姆林宫骑虎难下的后尘，一样将强烈冲击这个三位一体。但都不足以使这个三位一体解体。甚至，新生代的可望大觉醒大抗争，固然能加速民主时代到来，但那是政治，不是文化。
中国已失去了文化上再生的历史条件，国民性格上也就失去了一两代人时间内知耻后勇的基础。但是中国希望跻身一流文明行列，又决然离不开文化上浴火重生，否则改造不了这个让人无语、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价值观和国民性格，进而导致新的民主制度仍有空转危险。化解这个顽疾，传统的路数已很难奏效，不排除要靠国家强行解体这个激烈手段的矫枉过正。若果如此，导致此局面的原因何在，罪在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