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北京——起初看不出那是一群人,只看到日落后北京的一条河畔有一团黑影。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几乎有点紧张,几十名穿着厚外套的人,站在叶子已黄的柳树旁。人群中间有一个布满蜡烛和鲜花的小祭坛,那是为上周在中国西部一场火灾中死亡的10个人而设的。
两小时后,人群已增加到数百人,一大群人边走边高呼口号,要求自由、法治,以及结束已实施了三年的新冠病毒防控措施,这些措施让中国人的生活陷入几乎停滞的状态。虽然气温很低,但人们在河边呆了好几个小时,甚至超过了周日晚上在这里监视整件事情的那班警察的执勤换岗时间。
“不要核酸!要自由!”抗议者高呼着口号蜿蜒西行,穿过北京一个有整齐草坪的使馆区,从耸立在出售传统煎饼早餐便利店之间的四季酒店前走过。“要新闻自由!要出版自由!”
这是个不同寻常的场景,很少能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到,更不用说在威权主义领导人习近平统治下的首都了。但交织在片刻欢欣鼓舞之中的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焦虑。一些人开始高喊带有明确政治色彩的口号后,另一些人劝他们把诉求保持在针对新冠防控措施的更具体事务上。就连如何描述这里发生的事情也取决于你问谁、什么时候问——这是抗议活动吗?还是只是守夜活动?
这种不确定反映了此时此刻更广泛的不确定,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转折点,不仅是对于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也是就习近平对国家的强硬控制而言。最近几天,从火灾发生的西部城市乌鲁木齐到东部城市上海,中国各地都爆发了抗议活动。遏制新冠病毒的过度措施让人们团结起来,这是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动因。但在一个异见很快就会遭到扼杀、大多数人从来都没有机会抗议的国家,许多人拿不准他们想诉求的东西,更不用说实际会发生什么了。
唯一能确定的似乎是一种紧迫感,人们意识到这是个必须抓住的难得时刻。
北京的示威活动是在不满情绪长期积压之后发生的。经历了三年新冠清零给生活几乎每天带来干扰后,随着感染病例上升,北京的大部分地区近几周来还在进行封控。许多居民被命令足不出户,大多数商店都已关门。唯一的人群是接受强制性核酸检测的长龙,北京要求进入少数仍开门的公共场所的人出示48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
不满情绪已在周末早些时候开始沸腾,一些被封控的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发生了冲突,要求解封。
但在其他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周五晚在乌鲁木齐、周六晚在上海)之后,北京的群众行动似乎才也有了可能。许多参加了周日晚间活动的人似乎都不敢相信这种事情正在发生。“是不是应该走了?”整个晚上,人们都在相互低语。
不过,难以置信的同时,也有一种与其他发生抗议活动的城市团结一致的令人目眩的感觉,在那天晚上,上海、成都、武汉以及更多地方同样也出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压抑情绪的爆发场景。
“我们都是上海人!我们都是新疆人!”人们高呼。
就连警方的反应也增加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感觉。尽管整个晚间警力一直在增加,但警察与人群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至少目前情况如此,尽管他们在对参与者进行录影,但几乎没有与人群发生身体接触。许多参与者曾预计警方会进行迅速且猛烈的镇压,大家都在低声问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警方可能在什么时候开始抓人。
在集会开始前的几小时里,人们对抗议活动的陌生感就已经很明显了。虽然有审查,但随着中国其他地方的抗议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人们开始在中国境内被禁的加密群聊平台讨论在北京的聚集地点。位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周日下午早些时候发生了罕见的数百名学生抗议活动,增加了人们的兴奋情绪。
但有消息说,警方已开始包围一个拟议的集会地点,据推测是因为有人在受严密监控的中国即时通讯应用微信上分享了集会计划。其他人则尝试用暗语交流:“有人打算晚间出去散步吗?”甚至在晚上9点的活动开始前的几分钟里,人们仍在焦虑地交换信息,询问其他人是否真会参加。
他们真的去了。到晚上9点30分时,大约100人聚集在亮马河北岸的一个临时祭坛周围,他们的年龄似乎大都在20多岁或30多岁之间。有些人是独自来的,但大多数人是几个人结队来的。几乎每个人都戴着口罩,这既是为了隐瞒身份,也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病毒感染。没有明显的组织者,而且人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站在那里,在一种几乎尴尬的沉默中期待着什么,许多人高高地举起手机,将这个场景拍下。
后来,有人开始唱《国际歌》,其他人跟着唱了起来。“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他们几乎犹豫不定地轻声唱道。
“其实很令人诧异,我们刚来的时候是没有人的,”一名叫塞西莉亚·孟的女子说道。她说她和丈夫周日下午刚可以出门,前一周他们一直在家隔离。至于周围的其他几个人,“好多人都不知道谁是同伴。”
但后来,人们看到他们手里拿着白纸后走了过来。白纸针对的是审查制度,很快成为这些抗议活动的象征。“我们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伙伴。”
随着人数增多,情绪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悲伤、反抗和幽默之间迅速转化。一名女子在某个时刻大声说,她来自新疆,为家乡感到悲痛。接下来,人们会开玩笑地对聚集在河另一边的人群大喊,叫他们游过来。
一名警官叫人们不要再喊结束封控后,人群迅速改了口号。“继续封控!我要做核酸!”他们高喊道,与最近几天在网上流传的讽刺做法相呼应,人们用夸大赞扬政府的方式抗议审查制度。
在人们不会因说出自己的想法而面临危险的世界其他地方,这种抗议活动可能会在任何时候发生。随着河边的守夜活动变成向西走的游行,一小群人开始高呼口号:“四通桥英雄万岁!”他们指的是一名独自行动的抗议者,10月中旬曾在北京一座立交桥上挂出两条横幅,谴责新冠清零政策,要求习近平下台。
但其他人马上叫他们不要乱喊。
“不要乱喊口号!”他们说。
“我们不谈政治!我们是好公民!”一名男子大声补充道。
这也许是当晚的核心矛盾所在。单从抗议活动本身来看,就是非常大胆的举动。但在很多方面也是非常保守的,背后原因是参与者充分了解抗议活动的脆弱。他们的一举一动似乎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为的是尽可能延长活动的时间。
与上海周六的抗议不同,北京的抗议者避免直接提及习近平或中共的名字。上海的抗议活动已演变成更暴力的对抗,警方逮捕了至少两车人,据目击者说,但不清楚那些口号是否是抓人的原因。
所有这些活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人民已经习惯于被政府统治而不是得到回应的国家,抗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诉求不会得到回应,我们就是来表达我们的情绪,”北京的一名参与者激动地对一名官员说,该官员一直在与示威者对话,直到凌晨一点左右。
“不行,一定要有回应!”人群中的其他人马上喊道。“要解决问题!”
一名仅透露自己姓王、从事电影制作的参与者说,他不指望抗议活动会让政府的做法有多大改变。
“我们中国民间人,搞这样组织的能力还是太弱了,没有这种素质,没有经验也没有意识,”他说。“已经很难得了。”他指的是能聚集在一起。
而且,尽管当晚的抗议活动持续的时间超出许多人的预期,但它最终也许仍是短暂的。警察的人数在临近凌晨2点时增加了不少,几支身穿完全一样的黑色毛领外套、戴着白色口罩的警察队伍快速地在街上走着,将越来越少的参与者隔开,三五一群地驱赶到人行道上。在一群人中,有名女性呼吁大家一起离开,这样就不会有人被单独带走。
街上不再有人,只剩下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发生的话)的又一个不确定。周一的街上很安静,封控和新冠清零仍在继续,虽然多了守卫在一些地铁站和十字路口的警察。网上有人讨论了周一晚间举行另一场集会的计划,提出了一些参与者都能支持的潜在诉求,例如政府向乌鲁木齐道歉。
但也有人担心警察已渗透到这个活动中来;有人说,他们已接到当地警方打来的电话,询问他们头天晚上去了哪里。傍晚时分,人们为当晚选择的聚集地点周围全是警车。参加者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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