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香港：
（香港）人权观察在今天新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数以千计向中国当局信访的中国人民受到攻击，殴打，和威胁.协助上访人的维权人士也遭殴打和逮捕.
这份长达89页的报告，“我们可随时消失：中国上访人受到的报复和迫害，”第一次深入察视到北京上访的中国人民所受到的待遇，他们因受地方官员的苛待而上北京信访要求得到认可及解决冤情的答案.该报告是根据在中国当地所做的研究.
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思(Kenneth Roth)说，“信访人启开了一扇曝露中国各种的人权和社会问题的窗户.如果要了解中国社会的不安，只需看看信访人的申诉，以及他们为取得公正解决亲身所受到的经历.”
中国的信访制度自皇帝时代便存在，拥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经国家和地方法规的治理程序，该制度可让平民百姓对各样不同的不公事件，比如说警察暴力，非法征地，不良的基础建设以及贪污腐败，正式提出请愿申冤.
在现今的中国，信访人常常静坐于中国领导人居住和办公的中南海前，试图把请愿书递进大官的轿车里.其他数以千计的人民则手举标语挤满了在国家信访部门前的北京街道.而人数往往在重要的政治活动时剧增，如国家政治会议或外国首领的来访.
在2004年所提出的请愿书高达一千万份，然而在如此庞大的数目之中成功的例子似乎非常稀少.最近的一份研究显示，在受调查的两千名访民里只有三位访民的问题得到解决.
一名受人权观察采访的信访人说，“［公安人员］对我说，我们办了这件事情已经办了很多了.这种信我们看得太多了.它们只是一团废纸，一点用也没有.你想去哪儿都行，跟谁投诉都可以.你想去联合国，也可以！…我们最后还是会来抓你的.”
许多信访人来自农村，教育水平甚低，有的也没什么资源条件，时常为逃避地方上的暴力来到北京，此地成为他们最后寻求公正解决的地方.然而，当他们在北京等待他们的请愿被答复时，许多人被一群街上的便衣保安偷袭，殴打和绑架.许多人被送回他们的家乡，监禁起来，甚至受到酷刑.一些与人权观察谈话的信访人因在拘押所受酷刑而肢体残废.这些进行暴虐行为的歹人经常是政府人员或特务，他们的行为是不需负法律刑责的.
许多这些在北京对访民的暴力和迫害行为源自于地方官员的唆使，是为了阻止当地居民到首都抱怨申屈，害怕这些请愿会败坏他们在国家当局眼中所保有的纪录.
地方官员派“截访人员”－便衣保安－打击和信访人，并强迫他们返回自己的省份.而北京的公安也跟着加入其中：为了镇压日渐高涨的不满所构成的威胁，他们把访民居住在北京的简陋小屋夷为平地，围捕访民，并把他们交给截访人员，对报复的暴行不睬不理.人权观察说应对这些暴行采取紧急的措施来保护访民不受这系统化的暴虐行为和苛待.
罗思说，“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暴力的故事－我们把访民亲口所说的报道出来－令人打寒颤.这种高压手段的待遇使得已经遭受像贪污腐败，警察暴力这样迫害的平民更为气愤.”
虽然在2005年颁发了新的信访条例，但是它们在限制截访人员和他们的暴行方面似乎起很小的作用.人权观察说新条例虽是一个当局企图显示改革的表征，但并没把基本的公平公正引进这个功能失常的制度里.
到底该保留或废除这个制度的话题持续在中国有着激烈的争论.那些伸张废除的人认为这个制度的本质专横无常，并与人权的保护以及法治的发扬不相容.其他的人则认为该制度应受彻底的检查但仍应保存下来，因为请愿给一般的中国百姓提供了一个也许是唯一合法的认可方式来提出申诉，特别是许多具政治敏感性的案件.
对许多人来说，上访请愿提供的只是一个申冤赔偿的假象，而事实上带来的只有迫害和贫穷.人权观察说在一个欠缺让人民追究责任的政治制度里，政府和党往往对社会实象或人民失去真正的认识.没有提供其它更多的请愿申冤的门路，没有自由媒体，或结社，聚集的自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只把上访制度当作一个发泄不满的活塞以便维持社会的稳定.
罗思说，“在一个一党统治，不容异议的制度里，请愿上访是唯一的几个方法中能让一般的中国人民陈诉他们冤屈的一个门径.使用或允许暴力来镇压冤屈，当局们有效地关闭了国家里一些唯一的政治公共空间.他们应了解到这种行为事实上危害了他们真正企图想保护的事情－社会稳定 .”
附录：一些证词节选自“我们可随时消失”
康女士的案件始于她的丈夫在国营工厂受伤后，无法取得所承诺的工伤赔偿.指控官员在工厂管理上贪污腐败，康女士开始请愿行动，最后到北京申诉.2002年她在北京被捕，后被送回吉林：
［在吉林］我在拘留所里待了16天.他们把我的手脚绑在椅子上，我根本动不了.我全身都肿了起来， 我的手，我的脚.我全身都麻痹了.他们殴打我，我受不了了.实在很艰苦.16天以后，我被判处一年的劳教.那是在阴历年的第一个月［大概是2002年2月份］…我在那儿受到4次殴打，因为我绝食…
蒋先生和蒋太太的故事始于他们对他们村子的官员私吞了540000元人民币［美金66000元］的指控.蒋先生告诉人权观察后来发生的事：
在12月30日晚上8点，我们家的电路线和电话线都被切断了.村里的［共产党］党副书记骑了摩托车载着恶棍到我家来.副书记只在外头坐在摩托车上等候，直到这些人把我痛揍一顿后，才把他们带回去.他［副书记］付他们10000元［美金1200元］来把我打死.村里的副书记花钱雇他们谋杀我.他们是在当天吃午饭的时候安排好了的.
一位山西的访民，明，带着他11岁大的儿子住在上访村里说，当他引起公众注意他村里的党书记接受多种但职责相互冲突的政府职位一事后，党书记下命令谋杀他：
2002年1月31日晚上7点，五六个人到我家来.他们带了一个铁锤.他们进来后，什么也没说.他们不是我们村里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他们是一些恶棍.他们先用铁锤打我妻子和我弟妹的头.他们冲着我来，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对付的人是谁.我弟弟用椅子打［一名攻击者］的头，后来椅子打坏了，他用椅腿把他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