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大约80名抗议者脖子上挂着编号的挂绳卡牌，游行的队伍用警戒带围着，就像一个移动的犯罪现场。
上月这一奇怪场面是香港三年来首次获得授权的抗议活动——它经过高度编排，受到严密监控和管制，尽管这不是一次明确的反政府示威，与2019年涌上街头抗议中国加强对香港控制的人群截然不同。一名参与者说，这些反对填海造地项目的抗议者“像羊群一样被驱赶”。
这只是香港正在发生转变的一个例子。在这座科技程度很高的全球性城市，抗议活动曾在世界范围内被直播。但如今当局不仅遏制未来的抗议，还试图改写香港的历史。
历史修正主义——伴随着对记忆的改变或抹杀——是一种压制行为。这也是中国在暴力镇压1989年北京民主示威活动后使用的相同策略。然后逐渐实施国家引导的失忆症。政府先是大肆宣传，将这些抗议活动定性为必须镇压的反革命叛乱。但许多年来，政府慢慢消除了公众对其杀戮的所有记忆。
在香港，这种沉默来得更快。对不同声音的钳制和对过去的编辑以极快的速度发生，反映了现代新闻周期转瞬即逝的特性。这有其自身的逻辑；在香港，压制言论的手段越快实施，批评扎根的时间就越少，下一阶段的转型——无论会是什么——就能越快被引入。破坏的循环加速了。
我在香港曾经喧嚣热闹的新闻编辑室工作过，报道过那里沸腾的抗议集会。现在，我认识的大多数香港记者都已沉默。有些人被关进监狱，有些人在流亡，有些人不再写作，因为没有出版物会发表。在2020年香港实施严厉的国家安全法后，至少有12家新闻媒体关闭，其中包括广受欢迎的亲民主媒体《苹果日报》。其创始人黎智英可能因国家安全指控面临终身监禁，该公司的六名高管已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罪名，这是新国安法引入的一项模糊指控。一些被关闭的媒体从网上撤下自己的存档。这就是历史被抹去的方式，无论是虚拟还是现实层面。
那些继续发表文章的人也继续受到严密审视。香港最知名的政治漫画家之一、以笔名“尊子”为人所知的黄纪钧多次受到高层官员的批评，其中一名官员指责他“严重偏离事实”。他的困境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的话：“每个笑话都是一场小小的革命。”在这种气氛下，唯一的安全保证就是沉默。
失忆症的剧本包括通过“爱国主义教育”进行大规模灌输教育。新的学校教科书称，1997年被英国归还给中国的香港从来不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北京不承认将香港割让给英国的19世纪条约，尽管一些道路和公园目前仍以英殖时期的人物命名。
历史就是身份，挑战香港人经历的这一基本原则就是攻击他们的身份。英国没有在香港建立完全的选举民主，但它留下了对公民价值观、新闻自由和政治参与的顽强尊重，这些都为2019年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提供了动力。改写历史的行为动摇了这一遗产的基石，将香港人重塑为占领势力的受害者，而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香港的记忆无法被瞬间重新格式化。不能强迫人们相信他们被告知的东西，但他们确实需要通过行为上的顺从，向新秩序致敬，比如最近在学校引入的升旗仪式和公务员宣誓。遗忘是一个有很多步骤的过程。
还有一个步骤是清洗那些不肯忘记的人。在2019年的抗议活动中，有1万多人被捕。诸如向警车扔水瓶，或是穿黑衣、戴护目镜这样轻微行为都可能被判入狱。一些人被定罪的理由是他们帮助、协助或仅仅是鼓励暴乱者。语言被用作武器，在香港，“暴乱”(riot)一词的反复使用抹杀了过去的一个版本——许多抗议活动是和平的——同时创造了一个有追溯效力的替代现实，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2021年，47名亲民主人士被捕并被控阴谋颠覆，仅仅是因为他们举行了非正式的初选，以决定哪些候选人参加选举。大多数人仍然在押；获保释者被禁止谈论此案。
香港被改造的速度几乎超过了报道的速度，就像整个城市突然被拉开拉链，露出了潜藏在下面的影子社会。
许多重要机构——民间社会组织、政党和工会——做出了终极的自我贬低，纷纷自行解散。在2016年的选举中，亲民主派或其他非建制派人士赢得了香港立法会约三分之一的席位。经历了对选举规则进行大幅修改并遭遇民主党派抵制之后，2021年的选举的90个席位中只选出了一名非建制派议员。由于移民和出生率下降，香港人口连续三年减少。
仍然留在那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再谈论政治，即使是与家人或亲密的朋友——这一切发生在一个曾经充满政治色彩的城市。一位朋友说，他想给我在Facebook上的一条帖子点赞，但他不敢。在这种微小的不作为中，一次没有发出的点击令个人成为同谋，加速记忆的退化。
洛杉矶艺术家帕特里克·阿玛顿的数字艺术装置作品对审查制度发表了巧妙而隐晦的评论，其中暗暗提及了香港被捕的47人。这段视频在香港一条曾经挤满身穿黑衣抗议者的繁忙街道的大屏幕上播放。不出所料，上个月它被删除了；那些记忆的闪现威胁着正在构建中的宣传的脆弱外骨骼。阿玛顿告诉我，这本就是他的意图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