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郝江涛
《素书》中的“近恕笃行，任材使能”强调了选拔和使用人才应当宽厚待人、信任和依赖能干的有才之人。然而，习近平的用人方式在近年来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特别是在干部选拔和任用方面，越来越多的批评者指出，习近平倾向于选拔忠诚度高、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官员，而非依据能力与才干来任用人才。这种现象在现代政治体制中，似乎偏离了《素书》所提倡的“任材使能”的用人理念。
一、历史上的“任材使能”理念
《素书》强调“任材使能”，意味着选拔人才不仅要看其忠诚度，更要重视其实际能力，尤其是在治理国家和处理复杂事务时，拥有专业才能和实践经验的官员更能推动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尤其是在唐宋等朝代，往往能够较好地平衡忠诚与才干的关系。
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在选拔官员时，非常注重其治理能力，而非仅仅依赖政治忠诚。唐太宗的名臣如房玄龄、魏徵等，虽然与他并无直接亲缘关系，但因为具备出色的政治才华和治理能力，他们获得了高度信任与重用。房玄龄即使在与李世民的政治观点有所不同的情况下，依然能为唐朝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一位令历史钦佩的政治家。
然而，习近平的用人方式却偏离了这一传统。在当前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官员被提拔的标准似乎并非基于其实际能力，而是基于忠诚度和是否属于“自己人”。
二、习近平时期的用人风格
习近平的用人方式与《素书》所提倡的“任材使能”理念存在明显差距。习近平在用人时，首要标准是政治忠诚，而非专业能力，这一点在过去几年中愈发明显。
- 忠诚高于能力
习近平在选择重要职位人选时，首要标准往往是忠诚。例如，他大力提拔一批来自浙江和陕西的“亲信”，这些人多与他有着长时间的政治合作历史。李强和陈敏尔等“之江新军”和“陕北帮”的代表人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些人虽然具有一定的政治经验，但相比其他更为专业的官员，他们的政治忠诚度更高，而专业能力则并非他们被提拔的最主要原因。案例：李强，曾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的得力助手，后升任上海市委书记，随后更进一步进入了国家领导层，成为国务院总理。这一过程反映了习近平用人模式的特点：无论是在地方政府还是中央层面，政治忠诚似乎比能力更为重要。 - 强化政治核心与地方派系
习近平通过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根基。这一过程中，他通过提拔“自己人”来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并以此增强对地方的控制力。陈敏尔和李强等人的提拔，正是通过地方派系与个人政治关系的强化，使得习近平能够在地方和中央建立起一个更加紧密的网络。案例：陈敏尔，作为习近平在重庆的亲信，逐步升至中央，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敏尔的提拔和晋升过程并非完全基于其治理能力，而更多地与习近平的个人关系和忠诚度挂钩。 - 技术官僚的逐步边缘化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越来越多的专业化人才逐渐失去了政治核心位置。经济、外交等领域曾经的技术官僚，往往被那些政治忠诚度高但专业能力较弱的官员所替代。这使得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逐渐趋于僵化，尤其是在面对国内外复杂局势时，政策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遭遇了较大考验。案例：李克强，作为一位有深厚经济背景的官员，曾是中国的经济政策的重要决策者。然而，在习近平主导下，李克强的权力逐渐被边缘化，许多重要的经济决策逐渐由政治忠诚的官员主导。李克强的逐步失权，体现了习近平对“忠诚”而非“能力”的优先考虑。
三、批判：对“只用自己人”的反思
习近平的这种用人方式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但从长远来看，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 导致决策僵化与执行力下降
当政府官员的选拔标准偏向忠诚而非能力时，国家治理的效率和灵活性将受到影响。政治忠诚度高的官员可能并不具备处理复杂问题所需要的经验和能力，从而导致决策失误，甚至影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案例：在新冠疫情初期，一些地方官员因过于关注政治忠诚，而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导致了疫情扩散。这种决策迟缓的情况，正反映了技术官僚和专业化人才被边缘化的弊端。 - 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与制衡
在“只用自己人”的体系下，党内的监督机制遭到削弱，权力高度集中，容易导致腐败和内部不正之风的滋生。当所有官员都依赖于最高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时，缺乏来自内部的有效制衡和反馈机制，可能导致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案例：反腐斗争虽然清除了不少腐败官员，但其中不少案件背后也暴露出了一些领导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如孙政才和周永康的落马，除了腐败原因外，是否也有政治斗争和“亲信清洗”的成分？ - 人才流失与创新乏力
当“政治忠诚”成为选拔干部的唯一标准时，一些优秀的技术人才和专业官员往往被排除在外。这导致了一个问题：真正具有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难以进入政治决策层，从而影响到政策的创新与国家的长远发展。案例：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着技术人才的缺乏和创新能力的瓶颈。习近平时代的用人模式使得许多有潜力的科技官员被排除在外，创新政策未能得到有效执行。
四、结论
习近平的用人模式与《素书》中的“近恕笃行，任材使能”理念相去甚远。虽然他通过提拔“自己人”来巩固了政治权力，但这种做法却带来了决策僵化、专业能力不足、政治圈层封闭等一系列问题。短期内或许能够保证政权的稳定，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过度强调忠诚、忽视能力的用人方式，可能会影响国家治理的效率，甚至削弱中国的创新力和竞争力。因此，如何平衡忠诚与能力，如何真正做到“任材使能”，是未来中国政治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