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上个月底，中国多座城市的大批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新冠清零”政策，爆发出惊人的愤怒。“解封”的呼声很快演变为“解放”，抗议者明确喊出了要求自由、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口号。
作为回应，党国动用了安全机器，虽然一些地方的民众仍在与警察发生冲突，但“白纸革命”最激烈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不过，在中国准备迈入一个充斥不满的动荡之冬之前，有必要停下来铭记一个恐将被遗忘的重要事实：这些波及全国全社会的瞩目抗议自1989年的示威活动以来从未有过，而它们的催化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的一场致命火灾，根据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的说法，中国政府对新疆地区的压迫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而那些在火灾中丧生的人，几乎可以肯定都是维吾尔人。
遇难者的民族成分有关系吗？许多人觉得没有。尽管中国各地汉族人民哀悼新疆死者的场面值得赞许、感人至深，但这种悲痛似乎主要发自基本的人性以及对遇难者的共情，即作为中国同胞，大家都在过度、非理性且危险的“清零”制度下承受相同的苦难。据报道，遇难者是因封控措施阻碍他们逃离着火的公寓楼而丧生。（官员否认了这种说法。）
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每位参与者到底在想什么，但在我看到的许多关于示威的图片和视频片段中，没有人直接提及新疆发生的暴行。尽管国外的一些抗议有提及，但至少在外部观察者看来，中国没有任何抗议者提出“关闭集中营”、“结束强迫劳动”或“停止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这样的诉求。尽管感激抗议者的同情，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依然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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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者的维族身份——以及新疆更广泛的危机——基本都被忽视了。网上流传的海报和标语截图写着“我们都是新疆人”，或称他们为“同胞”，但没有明确提及“维吾尔人”。留美的中国学生告诉我，哪怕是在这里，在美国校园反对“清零”的集会中，许多人依然不愿提及更广泛的新疆镇压。当我在Twitter上用中文询问示威者对遇难者的同情到底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人还是因为他们是更广义上的同胞，一些人质疑我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区分。“维族人跟汉族人有分别吗？”一位网友问道。“烂问题。”还有人回复道：“维吾尔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当然，光是共同的人性已经能让我们对这场悲剧深感同情。但新疆抗议的根源不应被遗忘。汉人为丧命的维吾尔人抗议的场面非同寻常，也令人心酸，因为多年来，党国一直靠将维吾尔人妖魔化为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最好的情况下也是需要进行强有力“职业培训”的无知农民——来为其新疆政策辩护。而现在，乌鲁木齐火灾的画面让全国人民都看到了维吾尔人人性和平常的一面。
习近平的新疆政策和他的新冠政策是共通的：起初只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医学比喻：让整个民族必须接受残酷的集体治疗，根除极端主义的思想“病毒”。而当真正的病毒降临中国，这一比喻就变成了现实，中共打击病毒的手段与其对抗隐喻性疾病的办法如出一辙。
在控制意识形态病毒的形势下，据信从2017年开始，国家将新疆超过100万人口关进了新建的再教育营或监狱，并收集生物特征数据，以便利用监控摄像头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追踪其他所有人口活动。国家收集人口行为和其他数据，将其分类为“可信任”或“不可信任”；被认定不可信任的人可能会遭遇审讯或拘留，其活动可能被局限于他们所在的村庄、社区或家里。手机装有未经批准的应用程序或内容都会被捕，而手机随时都可能遭到检查。
目前在全中国已经制度化的“清零”正是以完全相同的原理和技术运转。为了清零，民众被关在自家小区，或是被迫与家人分离进入隔离营。若有少数人检测呈阳性，整个市区的居民都会被禁足，在公共卫生层面上，这种集体性惩罚没有任何必要。
新疆的封控已经持续100多天，必须持有通行证才能离开这片广袤的沙漠地区。同样，在“清零”政策下，通过对国际旅客的强制隔离，整个中国实际上已经与世隔绝。中国的城市人口被限制在工作场所或公寓大楼。反复的侵犯性核酸检测日复一日地收集公民数据入库，成为赋码的依据；人的活动就取决于这种传输至手机以供检查的健康码。据称现在上海地铁里有警察检查手机上的违法内容，澳大利亚华人活动人士和艺术家巴丢草形象称之为“新疆化”。
无论是对新疆异见者还是新冠病毒，习近平政权的处理办法是一样的：用新技术或是粗暴而有效的老手段（高墙、钢筋和警棍）封锁和监守。那么，所有这一切封锁和禁闭的意义何在？这两种情况都成为了好像永远不会终结的紧急状态。20世纪初，政治理论家创造了“例外状态”这个术语，指的是专制国家利用危机，将特殊的法外措施常态化，并使其无限期有效。在中国，习近平首先将新疆置于例外状态，最近又以新冠为由对全国14亿人口采取了同样的办法。
因此，当中国人民冲出被封的小区，声援火灾中遇难的维吾尔人时，促使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不只有“清零”的重压。无论他们是否宣之于口，甚至可能都没意识到，但他们其实是在一起反对这种无休止的例外状态。他们的共同诉求暗含了对中共整条路线的拒绝，即对待任何问题都像敲钉子一样要把它捶打到服从，限制和控制人民，而不是为人民服务。
11月26日那天，中国抗议者们特地选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集会，哀悼他们死去的维族同胞。第二天一早，当局就把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摘下，显然是希望以此切断其新疆政策与中国其他地区现已明朗的关联。但正如一位中国网友所说，用成语来形容，搬走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就是“掩耳盗铃”。换句话说，他们在自欺欺人。或许，跨越民族界限的团结钟声一旦敲响，逆转大势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