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NOOCN
她们喜爱阅读、写作、电影放映，地下音乐，热衷于探索城市里处于夹缝中的、有叛逆气质的公共空间。她们是一路升学上来的“好学生”，却因感受与目睹具体的不公，而成为行动主义者。她们如此年轻而又热情，假以时日，她们将承担起更多。如今，面临严厉的打压，“起点却彷佛成了终点。”但她们行动的意义才刚刚开启。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一名妇女拿著一张写有乌鲁木齐火灾日期的白纸，以悼念死难者。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发布，首发于端传媒。本文也是NGOCN关于白纸运动被捕者第二篇深度报道，第一篇为《被捕者：那些青年》。
2023年1月20日上午，农历春节来临的前一天。在失去自由29天后，27岁的曹芷馨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律师。
这是在北京朝阳区看守所的会见室。她穿着土黄色的棉布上衣，灰色的棉裤，这是看守所的“号服”。按照惯例，会见时间只有40分钟。
“她很坚强。”知情者说。
前一天夜里，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月19日晚上11点多，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的多名“亮马河悼念活动”的参与者，被陆续以“取保候审”的名义释放，其中有记者杨柳、秦梓奕等人，但曹芷馨没有在其中。她和她的另外几位同龄密友，包括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同时被宣布批准逮捕。罪名也由此前的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更改为“寻衅滋事”。
据知情者称当晚被批准逮捕的至少有20多人，他们都与2022年11月27日夜发生在北京亮马桥、反对疫情封控的悼念与抗议活动有关。
知情者说，曹芷馨在得知自己被批捕的消息后，感到非常失望。她确实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参加一个正常的悼念活动，会遭遇如此严重的后果。在收到家人以及男友的问候与关心时，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而在此次见到律师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在被抓之前录制的求助视频，已传遍了全世界。在这个视频中，她预感到自己将要“被消失”，而尖锐地发问：“我们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为什么要付出被消失的代价？我们是谁不得不交差的任务？”
早在1月9日，律师就为她提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但被驳回。1月17日，律师向检察院提交了“不批准逮捕意见书”，认为她只是“参与了自发的民众悼念活动，完全不构成犯罪。”但这份意见书并没有被检察院采纳。
和曹芷馨同一天被批捕的另一位年轻女性——27岁的翟登蕊，则没有在农历春节前见到自己的律师：繁琐的各种申请手续，以及不断出现的“意外”，让会见变得很困难。
在失去自由之前，翟登蕊正准备申请到挪威的奥斯陆大学攻读戏剧专业的研究生。热爱文学与戏剧的她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原本她的亲人想在律师会见时问到她的申请密码，替她提交申请，但因为律师迟迟不能会见，如今已错过申请日期，只能留下遗憾。
还有李元婧，毕业于南开大学，又从澳洲留学回来，是一位职业会计师，也是她们中“最有钱的”。以及李思琪，一位热爱写作与读书、自称“不自由撰稿人”的青年。她曾经毕业的伦敦大学金斯密斯学院，于2023年1月28日刚刚为她发出了支持声明。
她们四个人，是同龄的密友，在失去自由之前，都居住在北京鼓楼老城区的胡同一带。她们都有鲜明的文艺青年气质：喜爱阅读、写作、电影放映，以及地下音乐。她们热衷于探索这座城市里那些处于夹缝中的、有叛逆气质的公共空间。
她们关心社会议题，但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真正的公共发言。在一位密友的眼里，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们，大多数只是“半积极分子”，是一群热爱生活的、“对什么都有兴趣”，愿意什么都去尝试的年轻人。“但她们与真正尖锐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距离。”
她们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左右进入大学。从那时到现在，原本就十分薄弱的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处于被高度打压的状态。近十年来，在北京，很多公共领域的讨论与行动已难觅踪迹，而她们，身处文艺资源曾十分丰富的北京，在残存的公共领域的夹缝中生长起来，并有一条脉络可循。她们身上，有着这一代人的独特烙印。
“她们是一群有反思能力的人。她们也是行动主义者。”曹芷馨和翟登蕊的另一位朋友阿田（为保护当事人，此处用化名）说。他于2022年9月离开北京，去攻读博士学位。他说自己如果在北京，那天晚上，也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
“这一切迟早都会发生的，这三年极端压抑的疫情管控只是一方面。”他说，“在这片土地上，只要有不公不义在，反抗就一定会发生”。
“假以时日，她们可以承担起很多东西。但现在，随着她们仅仅因为一次街头抗议就面临严厉的刑罚，起点却仿佛成了终点。” 阿田说。作为朋友，他为此感到痛楚。
2022年11月27日，曾聚集大量悼念市民的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路牌被拆掉放在地上。网上图片
1 被捕
2022年12月18日，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当天，曹芷馨从北京到了上海。
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夜，她和一些朋友在网上看到了悼念乌鲁木齐火灾死难者的消息，就去了离家不远的亮马桥。“对她来说，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的男友后来说。
她带了一束鲜花，摘抄了一些诗句。有人看到了她在微信上发的两条朋友圈，那是她在现场。照片上也只是鲜花，诗句，还有站在一起的年轻人们。
已是深夜，离开现场后，她和朋友们又去了鼓楼周边的酒吧玩，然后于凌晨时回家。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到她那里。她一觉睡到大天亮，而此时，远在国外读书的男友，正在焦急地联系她。
11月29日中午11点多，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电话。男友在电话那头听到了曹的房间有警察上门，一片杂乱的声音。
“她是个心很大的女生。常常连门都不锁。”她的另一位朋友后来说。五、六名警察直接进了她位于胡同杂院里的小屋。
她被带去了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传唤或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和当日被带走的大多数人一样，次日凌晨，曹芷馨被放回了家，但手机和电脑以及iPad被扣在了派出所。
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丝担心，但依然正常生活着。12月7日，在亮马桥悼念活动发生10天之后，中国政府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条”，全面放开了疫情管控。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轮，曹芷馨也不能幸免。
政府在一夜之间放开管控，在全中国，买不到基本药物的人们都在自救。但无路如何，荒谬而严酷的清零政策终于结束了。“人们终于获得了在家生病的权利。”作家狄马曾这样评论。
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曹芷馨和她的朋友们多了一丝乐观。无论如何，政府放开管控，其实是间接承认了封控清零政策的失败，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议活动无可指责。
在第二次被警察带走之前，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讨论可能的后果。
“我们当时猜测：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这个事情会不了了之，毕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达了一下哀悼之情。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去了现场的人会面临几天的行政拘留。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她的朋友说。
但最终，出乎意料的，那个最坏的结果降临了。
12月18日的卡特尔世界杯决赛，直播是在中国的半夜。曹芷馨专门买了炸鸡，和男朋友约好一起看世界杯。球赛大约看到一半，她突然告诉男友，她全身都凉了。因为她得到了消息：曾去亮马桥现场的好几个朋友又被抓了，包括杨柳。
“那个夜晚，一方面是世界杯上的欢呼，梅西获胜的喜悦，一面我们的心又冷如冰窖。”她的男朋友说。那是个奇特的夜晚，愤怒、担忧交织在心头，让他至今难忘。
第二天，曹芷馨就坐火车回到了湖南衡阳的老家。“她觉得，哪怕被抓了，也是和家里的人在一起。”朋友说。
在老家的五天里，家人不知道，曹芷馨悄悄录下了一段视频。如果她被抓，这段视频将会被朋友们放出来。视频上，她穿蓝色的衣服，中长的头发。她有着明亮的眼睛，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12月23日，接近中午时分。来自北京的五六个警察敲开了湖南衡阳的家门，带走了曹芷馨。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乌鲁木齐火灾遇难者纪念活动期间，人们聚集在一起守夜并举著白纸抗议。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2 胡同里的“鼓楼文艺青年”
被警察带回北京的曹芷馨，先是被关押在平谷区看守所，又于2023年1月4日转移到了朝阳看守所。
很快，房东的电话就打到了老家，告知要终止租房合同，让曹芷馨搬家。寒冷的北京一月，家人只得委托了她的朋友，一点点把她的书和生活用品搬出了她租住的东旺胡同一号。
从湖南出来上学“北漂”在京，曹芷馨对胡同有一种热爱的执念。离开学校后，她就一直租住在鼓楼附近的胡同里。被抓之前，她租住在胡同里的一间一居室，在一个带大门的小杂院里头。
朋友说，她此前租住胡同的第一个房子更小，是一个铁皮搭的阁楼，“站在房子里，有一块地方都伸不直腰。”
2021年7月，曹芷馨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上学时，她的专业是环境史，研究生毕业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清末的长沙。她对城市的历史很着迷，看过那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她也很喜欢研究城市的肌理和市井生活。
“我是北京人，可我并不喜欢胡同。胡同里环境杂乱，没有厕所，一般人受不了。”她的朋友说。“我没有她那么热爱北京，但她和这次被抓的朋友，却最喜欢北京这种多元文化、民间生态，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这一次，他们抓了一群最爱北京的年轻人。”这位朋友说。
毕业后，男朋友想去国外继续读书，曹芷馨却想先去工作。她一直想进入出版业，还没毕业就开始就在几个著名的出版社实习，包括广西师大出版社、中华书局等。
在男友看来，她想去出版业，还是和她喜爱读书和写作有关。另外，学历史专业，本来就业就困难，周边的同学，或者考公务员，或者去国企、大厂什么的做宣传员，或者去中学当老师。这似乎都不是她的兴趣。
可他们也都清楚，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业其实“很窒息”，许多出版社都面临着财务危机，要在北京立足，对年轻人来说并不容易。
最终，作为一名优秀的实习生，她留在了北京大学出版社，并且转正成为一名正式职员。她工作也十分卖力。如今，在B站上，还有她介绍《全球通史》这本书的一个长视频。那时，她刚到北大出版社，正赶上推广这本书。
“她很聪明，老师也很欣赏她。她有学术能力，也有思考的敏锐度。我一直希望她也能出来继续读书。”男友说。事实上，她身边的朋友，很多都有留学的经历，她也想出来看看。
她的老家在湖南衡阳，父母在体制内工作，家里人大多是公务员。但最终，伴随着读书、成长、阅历，这个女孩，渐渐长成家人并不了解的人。
2018年，她和男友相识，2019年开始交往。他们在一个电影放映活动上相识，两人都在读历史学硕士。2021年毕业后，他出国了，两人开始异国恋，每天都要电话。有时，两人视频，什么也不说，各自做各自的事，她会弹奏尤克里里，唱着歌。爱情甜蜜，他想，只要再重逢，就要考虑结婚的大事。
2022年11月27日，上海的示威现场，一名示威者被警察逮捕并被押上警车。摄：AP/达志影像
3 “半积极分子”，“有趣的人”
在最熟悉和亲近的朋友眼中，曹芷馨只是一个有趣的、爱做些好玩事情的年轻人。她并不是政治上的活跃分子。“她太年轻了。从学校刚毕业，一切都开始，还没来得及做点什么。”
和那个晚上很多去亮马桥现场的人一样，她并没有行动的经验。“在前一天上海的抗议事件发生后，当天的北京，有一种很乐天的气氛。去现场的很多人，甚至都没有戴口罩。”一位朋友回忆。
在男友眼里，她和她的朋友们，此前并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也没有真正反对过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没有公开地发声过，也没有留下公共言论。
“可她又是一个多么有趣的人啊。”男友说。她和朋友还曾一起出去“卖唱”。她不是专业的歌手，就是觉得好玩，像玩闹一样。大家都很开心，也并不是很认真。“挺逗的一群朋友。”
他认为，曹芷馨和她这次被抓的一些朋友，最多算是“半积极分子”。她们一起做一些事，但都很正常，包括放电影、读书会讨论等等，这些放映和讨论关注女性、环境、家庭等议题，但并不是那些在这个国家绝对被禁止讨论的东西。
而她大部分的朋友，是这一年多才形成的圈子。毕竟大家都是刚毕业才两年多。
她有一位叫曹原的朋友，也是人大的同学，学社会学。那时候，大家一起去电影节看放映。“在路上见到好几次，后来回到人大，在食堂门口又碰上了，这就熟悉了起来。”
曹原参与一个人类学的公众号编辑。和大家一样，关注相似的议题，从文学、艺术、电影到女性主义，生态自然等，也包括政治自由。2023年1月6日，警察带走了她。
和曹芷馨一样，她的这些朋友也基本都住在胡同或周围。“对很多精致的年轻人来说，住进胡同里，没有厕所，而且周围住的都是快递小哥、送外卖的人。一般人接受不了。但大家都愿意接地气。”蓬蓬（为保护受访者，此处用化名）说。
蓬蓬也是她们的朋友。她说：“基本上我的朋友们都有这个气质。她们愿意去做一些生活中的微小抵抗。”这些抵抗，很多时候，基于对性别身份的认知，以及对各种肉眼可见的不公正而发生。
这次成为焦点的亮马桥，原本就是一个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那里原来河水污染严重，但在2019年完成了改造，成为一个很宜人的城市公园。而且这一带也是使馆区，文化多元，有世界各地的食物，中东菜、北非菜、印度菜等，吸引着有好奇心的年轻人。
但是，城市在外观上的发展和变化，不能掩藏这几年越来越压抑的政治氛围。近年来，中国对言论环境的严苛打压已毫不掩饰。不管是媒体上，还是学校里，各种议题渐渐都成禁忌。三年疫情的封控，环境愈发压抑。一位朋友说，每次聚会、放映等活动完，大家一起会讨论，但其实大家也都“挺迷茫的”。“讨论完了，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这些年轻人也会组织徒步，一起去郊野走走。曹芷馨喜欢小动物，也关心环境。此前她和男友一起去过南京的红山动物园。在这次失去自由前不久，她还在红山动物园认养了一只小野猪。每年捐几百元，“给小野猪加餐”。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人们聚集在一起守夜并举著白纸抗议政府防疫政策，同时纪念乌鲁木齐火灾中的遇难者。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4 酒馆、地下音乐，那些夹缝中不可言说的公共空间
2018年5月，正值1968年发生在法国的“五月风暴”青年运动50周年。
5月11日，位于北京五道口附近的706青年空间，举办了一场“致敬60年代”的朗读会，位于居民楼的二十层、被改造为图书室的拥挤逼仄的小房间内，挤满了人。这是为纪念“五月风暴”而举办的其中一场活动。
人们朗诵着文章与诗歌。空间里的一款黑色T恤上写着白色的字：“我们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直至烈焰将我们吞噬”。这是居伊·德波执导的纪录片的名字。
在“五月风暴”的纪念活动上，秦梓奕（2023年1月19日被取保候审）也在。她和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朋友。
706是由几位年轻人于2012年发起的乌托邦式的自治空间，因各种困难，如今在北京其实已难以为继。大家在这里读书、讨论、生活，是许多朋友相遇并互相影响的地方。翟登蕊和李思琪也是在这里彼此认识，并成为朋友的。
本世纪初，2000年前后，互联网在中国正蓬勃发展，经历过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发展，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北京，线上线下的公共空间，可以进行公共讨论的地方不断冒出来。三味书屋、万圣书园等都处于鼎盛时期。曾经的北京，有热气腾腾的公共生活。
2012年之后，当蓬蓬到北京上大学时，“新时代”已开启，很多过去老的公共空间遭到打压，渐渐萧条。706青年空间在夹缝中依然存在和生长着。在蓬蓬和朋友们常去的那个时期，“空间里的年轻人，对各种各样的不平等，不公正议题，都非常敏感。”
蓬蓬常去的是单向街书店，以及规模已缩小很多的万圣书园。除此之外，年轻人们更多去的是一些小酒馆，有地下音乐的酒吧、livehouse等。曹芷馨就是这样。她喜欢传统的民谣，包括新裤子乐队、张悬的歌等。“她也喜欢地下音乐，但还不是最激烈的那种。”她的男友回忆。
蓬蓬也喜欢地下音乐。回顾过往与朋友们相识的日子，她会想起胡同里一个叫“暂停”的小酒馆，虽然它如今已不复存在。那里只有10平米不到，挤在胡同里，透过一张开在墙上的玻璃窗，能看到里面。
10平米，这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酒馆了。但在一些朋友的印象中，当年那里却是一些“进步青年”常去的地方。
2018年，深圳发生佳士工人罢工事件，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前往现场支援。许多年轻人都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在关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观察者眼中，他们是“左翼青年”。
曾经，蓬蓬和她的朋友，也是这里的常客。她记得那些夜晚，很冷。小酒馆实在太小，有时大家只能站在门口。冬天冷的时候，大家站在寒风中瞎聊，酒馆会提供军大衣。
酒馆内常有“不插电”的演出。一个叫万花筒的音乐小组，曾在停电的晚上在这里即兴弹唱。在另一个视频中，这个音乐小组的人在胡同里的屋顶演出。冬日的下午阳光明亮而刺眼，风呼呼吹着，天很蓝，他们弹唱到夜幕降临，因寒冷而披上了被子。
曾几何时，北京这些边缘地带的酒馆，不仅承载了年轻人的文艺气息，更重要的，是为这些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他们在这里寻找气息相投的同伴。在监控越来越严密的国度，寻找自由。
这些自称“廉价而业余”的小酒馆，却吸引了很多乐手和艺术家光顾，年轻人也循声而来。“开酒馆本身不是我们最想做的。就像节目里我说的，人都是要有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在一些节目和文章中，酒馆的老板曾这样讲述。“我们酒馆好像有一种乌托邦气质，吸引来的都是好同志”。
“我一直在想，在北京胡同开一家⼩酒馆能有什么意义，其实趁年轻，开一间酒吧，帮任何人完成⼀次个人理想主义式的实验，这是目前这个社会所不能给的。”这或许可以看作是这些小酒馆的精神底色。
在朋友们的经验中，在北京，这样有个性的小酒馆不止一家。另一个酒馆，在2019年开张2个月，卖光了2019杯酒，然后就决绝关张。
除了这些小酒馆，在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们喜欢的鼓楼一带，原本就有很多音乐空间聚集。西至地安门外大街，往东南到东四，往北不超过雍和宫，不足5平方公里的地方，由几条大街和无数条小胡同组成的二环内核心区域，是北京小型演出现场的集中之地。
这一片，以音乐为载体，逐渐形成一个小圈子。年轻人喜欢聚集在这里听乐队唱歌。中央戏剧学院也在附近，影视公司，文化媒体出版机构多。很多时候，朋友们一起去看演出，“江湖”酒吧等都是她们常去的地方。
“至少在2005年到2015年的这十年间，这个片区是北京独立音乐和现场演出的心脏，吸引着全北京最负盛名的独立音乐人，以及最爱时髦和新鲜声音的年轻人。”有文章曾这样描写。
2022年12月18日，因为去过亮马桥悼念现场，记者杨柳和她的男朋友林昀被抓。早在上大学时，林昀就和朋友开了一家小酒馆，叫“不二酒馆”。林昀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音乐人。
一位常去酒馆的朋友记得，不二酒馆的风格很文艺，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风。很多酒都是以歌名或地名命名。不同于那些商业化的酒吧，这里会做一些读诗、观影的活动，也有露台上的演出。她记得，酒馆曾放映一部女性主义主题的电影《正发生》，让她印象深刻。
这位朋友是先认识杨柳的。杨柳做记者，文字很好，她们彼此加了好友，常在朋友圈互动，后来见面，便成了朋友。
如今回顾，蓬蓬觉得自己最喜欢北京的理由，是因为有这些不同的群落。2017年，北京打压“低端”人口，清理掉很多胡同里的有趣空间。加上这三年严酷的封控，走了很多人，很多公共空间在慢慢消亡。但蓬蓬觉得，北京还是有那种很丰富肌理的场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朋友之间的社群。
“我们之间的命运是连结在一起的。”2023年1月，怀念着那些失去自由的朋友，一位朋友这样说。
2022年11月28日，北京，为乌鲁木齐火灾受害者守夜后的集会上，一名车内的人拿著一张白纸抗议。摄：Thomas Peter/Reuters/达志影像
5 “一群认同行动主义的人”
在得知翟登蕊（大家都喊她登登）被抓之后，阿田去搜索，才发现自己和登登在好几个共同的群里，大多是关注疫情的。
阿田如今在读人类学的博士。今年9月才离开北京。此次失去自由并已被批捕的曹芷馨、翟登蕊都是他的朋友。“如果我在，11月27日那个晚上，我一定会和她们在一起。”他说。他也觉得，自己的命运和她们是连接在一起的。
“这次被抓的朋友，她们有很多女性主义的意识，但其实她们关注的议题是不受限的。她们都是同情心、能动性很强的年轻人。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事，都是先参与再说。”阿田说。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大家首先是一群行动主义者。
阿田回忆起最后一次和登登聊天。因为当天刚好参与了一个网络上的交流，议题是关于“躺平”的。阿田问登登：“是不是现在打算躺平？”她说目前还没有办法躺平。“我想，大部分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因素。”
登登是白银人。家境不错。她先是在福建师范大学上了本科，又考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研究生。在被抓之前，她的身份是“网课教师”。她的朋友、此次也被批捕的李思琪，曾经写过登登打工的经历。
研究生毕业后，登登先试在教培行业，后来因为“双减”，又去做直播卖教辅书。朋友们都很惊讶，登登那么爱读书的一个人，怎么会去做直播？但登登自己做得不亦乐乎。
朋友小可（化名）事后回忆，登登说过，其实这也是一个田野调查的机会，可以了解到很多家长到底怎么想的。登登兴趣十分广泛，她对戏剧非常感兴趣，所以决定申请奥斯陆大学的戏剧专业，去继续学习。
在阿田的眼中，自己的这些朋友，家境都不太差。家里也都和体制、半体制有关。在她们这次出事后，联络家长很困难，父母们的态度多都是“要相信政府”。也能看出，“他们和家人的沟通是不足的。”
阿田记得，2022年春节过后，他联络几位学社会科学的朋友，想去考察南方的一些有色金属的矿。四五个人一起去。他们选择了去湖南郴州的几个矿，曹芷馨也在其中，湖南是她的家乡。
“她性格非常外向，而且她比较沉着。虽然毕业没多久，但已可以很有底气地和受访者交流。”阿田回忆说。虽然此前大家并不熟，但可以聊到一块儿去。“我们都对不发达的地方有一些感情。”
在阿田看来，曹芷馨研究环境史，“她是真的关心环境”。他们曾一起聊过华南的这些有色金属矿和北方的煤矿有什么不一样。谈到北方的煤矿至少能给本地的农民带来利益，而南方这些有色金属矿都是国有矿，本地人并没有因此受益。
他们想研究那些不发达的地方，没有那么“南”的南方，结合历史、地理、环境的因素。而在这种探访性的田野调查中，阿田发现，曹芷馨可以很自然、“有谱”地去和人聊。“她完全是出于朴素的好奇，以及对社会的关心来做这一切。”
他们一起去了铀矿那边，找到一个寡妇村，这个村庄里，第一代“找矿队”的矿工全都得矽肺病死了，他们在得病之后，沦为最底层的城市平民。对这种发生在自己家乡的事情，“一般人如果不愿意多管闲事，都不会去。但她就去了。”阿田说。
2020年，一直在上学的阿田“想和社会接触”，曾去一家新闻机构做了半年记者，还是秦梓奕牵线。
在阿田看来，中国有太多的问题，而自己的这些朋友，包括曹芷馨、秦梓奕、翟登蕊她们，都对这些问题有关怀。其中一些朋友，想结合短线的新闻来关注，通过去做报道。“她们都有有机的问题意识。”在他眼里，这些朋友是这么年轻，又如此热情，是认同“行动主义”的朋友。她们关心眼前具体的不公，也是更加自我赋能的。
“基本上来说，她们都是一路升学上来的好学生，和社会原本隔着一层的。”阿田说。他依照自己的经验，认为，对这些“好学生”，也会有一些让你和社会隔着一层的工具，例如做学术。但是，总有一种力量，可能对这些一直升学上来的生命状态产生冲击。例如一些公共空间，例如一些社会探访，以及参与一些志愿行为。阿田认识的一位朋友，就曾在上海疫情中，去养老院采访，做出第一手的稿子。
“当你一旦开始关注社会，会很快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文章等，发生一些链接。”事实上，在北京，有更多这样的聚会，总是有一些共同的议题会引起她们的关注。这些议题就是比较广泛的“社会不公”。
阿田认为，对ta们这一代人来说，“八九”运动虽然震撼，但还不是最有肉身经验的不公。对今天的这群人来说，当ta们站出来，并不是意识形态先行，还是出于很朴素的正义感，大家也愿意去克服恐惧。“Ta们有能力去克服社会性的冷漠，而且不轻易屈服。但同时，大家也非常缺乏经验。”
“对她们来说，生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个别人参加社会事务比较多，更多的人是一种亚文化的气质。”阿田说。但他也认为，“这一切并不矛盾。大量的年轻人，并不是高强度关注社会事件。具体做一些事情，也和机缘有关。”
“今天在中国，你无论做一些什么，都会受到打压。但是，只要有不公不义在，反抗总会发生。你会问，为什么中国是这样一片无情无义的土地？然后，你就会想着要去做点什么。”阿田说。
2022年11月27日，北京，为悼念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市民在追悼期间点燃蜡烛。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6 “这些封控的日子，和战争没有什么不同”
在2022年的寒冬到来之前，因疫情彼此分隔的朋友们，曾经相聚一堂，有一些朋友是久别重逢。
年轻人相聚总是很开心，但大家总体的感觉还是“太压抑”。从2020年开始的清零政策，到2022年开始更为严厉。年初，先是西安封城一个月，接着是上海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城。整个中国，封城已成为常规手段，全员核酸，以及动不动的全城“静态管理”。她们身处其中，每日都感受着荒谬。
“元婧说，曾经有一次，她在寒风中排队四个小时才等到做核酸，还飘着大雪。”蓬蓬说。朋友相聚，私下也聊到“润”的话题，因为实在是太压抑了。
2022年5月11日，其中一位朋友的微博发了这么一条：“南磨房乡南新园小区，要求全小区所有住户去隔离酒店集中隔离，一人不留。未告知要集中隔离多长时间，未告知是否入户消杀。自5月8日以来，所有住户严格按照防疫封控要求，足不出户已久，每天配合上门核酸，突然拉走集中隔离恐会暴露在风险环境中。许多住户偏瘫、许多住户怀孕大月份、许多住户家有新生儿……现居民怨声载道，请有关部门重新考虑全小区集中隔离政策。”
这条微博，直观地描述了处于封控中的人们的生活常态。而小可后来才知道，此前，杨柳因为在微博上批评防疫政策，已经被网警找房东威胁。
在小可眼中，杨柳是一个责任感很强的记者，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喜欢写诗，也喜欢化美丽的妆。有时，男友林昀会把杨柳的诗谱成歌。在一个专辑中，有两首歌是专门写给杨柳。有一首叫《葬礼晚会》的歌，杨柳作词，翟登蕊唱的。“很好听”。
小可说，这帮朋友都很优秀，也都有自己的想法。杨柳本科在华南师大学社工专业，后来申请到新加坡的教育学硕士，毕业后原本可以呆在新加坡，一切都很稳定。但因为深爱写作，觉得没法离开自己的文化土壤，就回到中国，做了一名记者。她看书喜欢做摘抄，用钉子定下来，近些年，文字越来越好了。
疫情期间发生的荒谬而痛苦的事情，不断刺激着这些敏感的心灵。小艺（化名）记得，她们有一位朋友，是北京正念中心的创始人，叫Dalida，是前南斯拉夫人。上世纪90年代，Dailda来到中国。曾经经历过战乱的她，那时只有10多岁。如今，她目睹疫情以来发生在中国的封控，说，这些封锁，以及带来的恐惧悲伤，其实和战争没有什么不同。
小艺说，这让她突然明白，在自己身处的这个环境中，她和她的同伴们，本质上和难民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也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位置。自己所遭受的这一切，经历的这一切封锁，其实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她想起李元婧，那个原本最没有“政治色彩”的女生。“她只是经济条件好一些，有时和大家一起玩。但就因为她是Telegram的群主，竟被批捕。”元婧本来要去法国上学。她从小衣食无忧地长大，很胆小。11月28日第一次被带走，回来后曾说，只能吃馒头，脚都被冻紫了。
她想起12月22日是元婧的生日，原本想在2022年12月22日在“不二酒吧”为自己办生日，给大家都发了信息的，但这个愿望永远错过去了。
还有曹芷馨，1月16日，因为被关押后一直没有消息，她录制的视频突然被传开。她的男朋友看到了，觉得很恍惚，“没有勇气去看。”他想起她被警察第二次带走的那天，他在西半球，要去赶飞机，当天暴雪，飞机延迟。结果等他下了飞机，就知道她失去了自由。
她想念她们。在那个夜晚去亮马桥时，她们只是怀着热爱，毫无戒备之心。
2023年1月26日，正月初五，被关押的朋友们，有的见到了律师，有的还音信皆无。
“不二酒馆”重新开张了。但暂时不见了昔日的朋友，也不见了林昀和杨柳。不过酒馆里的“宝贝”，那个小小的黑板还在。
酒馆最早开在鼓楼，后来由于北京治理“开墙打洞”的政策，曾一度搬去三里屯。据说，当年搬家的时候，为了把一块小黑板搬走，把原来的楼梯都拆了。
小黑板上摘录了几句诗：
即使明天早上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诗句出自北岛的《雨夜》，还是2014年酒馆开业那天写上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