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宝儿转自：美国知音
中国企业家网曾刊登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称“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这句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反应出企业家面临复杂的法律环境。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则称:按现行法律逻辑和罪名，中国企业家人人都是带罪之身，只要经营五到十年，列上五个罪名，量刑搞到死刑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用公检法的力量来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只是分分钟的事。
民营企业是经济繁荣的基础。当独裁者为了自己家族的利益，对民营企业家百般限制、敲诈、迫害时，还有人敢从事生产经营吗？看完这篇血淋淋的研究报告，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一定会崩溃？”
本文系公民力量研究所于2019年发布的【习近平时代民营企业面临的险境与出路 Dangerous Conditions and Salvation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in Xi Jinping Era】罗列了习近平打压民营企业的9大手段和大量案例。
以下是全文：
1. 全方位“国进民退”
习近平对民营企业的打击手段是一套明抢暗偷、全面掌控的“组合拳”，下面的案例虽然 是冰山一角，但大体体现了习近平时代，中共打压、严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兼并侵 占民企资产，加速吞噬民营经济的种种做法。
案例:2018年1月2日，一段视频引起网络热议，视频中，黑龙江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 长毛振华称自己在亚布力“被欺负、被愚弄”，“这个管理委员会来了之后，是亚布力最 黑暗的日子”。
毛振华在视频中控诉亚布力管委会及其执法机构非法侵占23万平方米的土地，建设非法 栈道、拦截旅行社、强买强卖等行为。
“在这里，我们一个正常经营企业，动不动就执法机构来威胁我们，今天查这个，明天查 那个，又是公安，又是什么食品检验，又是什么锅炉检查，天天找我们麻烦，他们没有为 我们办一件事情。”毛振华在视频中说。据媒体报道，最近一个月亚布力管委会以各种名 目对阳光度假村进行检查执法，阳光度假村管理人员持续受到度假区公安局的传唤。亚布 力阳光度假村总经理薛东阳曾在1月2日称，亚布力管委会动用当地公安力量，传讯公司 各级管理人员，弄得人心惶惶。“2017年12月初，我们在进行雪道维护时与现场租用人 员产生矛盾，事件进一步升级。”
公开资料显示，2014年5月，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组建了由省长任组长的亚布力滑雪旅 游度假区改革工作推进组，成立了新的省政府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由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代管，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局长王敬先兼任亚布力 管委会主任。
王敬先还是中国龙江森工(集团)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与龙江 森工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后者投资了10余家公司，包括黑龙江亚布力亚雪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其董事长为王敬先，法定代表人李春伟同时也是亚布力管委会规划发展处处长。
亚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包括旅游经营公司、旅游运输公司、旅游建筑公司和雪亚旅行 社。亚布力阳光度假村与之业务多有重叠。
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称，亚布力管委会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其下辖多个企业与 景区其他企业存在竞争关系，因此造成了矛盾。毛振华在视频中控诉，“他们是政府，但是他们也是个企业，他们打着政府的幌子，非法夺走我们民营企业，让我们外来的在黑龙江尝到了苦和难。”
亚布力阳光度假村总经理薛东阳称:“我们是最早到亚布力来进行旅游开发的，而亚布力 管委会自2014年介入亚布力后，非法侵占阳光度假村公司23万平方米的土地，包括占用 我们的雪道造雪厂，反过来和我们一起竞争。竞争出现矛盾时，亚布力管委会就动用行政 力量对我们进行打压。”
案例:80后刘忠良民企创业尴尬困局
这个案例最典型地反映了习近平时代民营企业家恶劣的生态环境，及其创业和生存的艰辛 (此案例基于刘忠良自述文章):
80后刘忠良2015年创建中能国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热超导无机传热技术推广。 他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中国法律障碍，法规规定注册公司必须是商用办公地址，中国不允许 像乔布斯在自己车库创建苹果公司，必须雇佣会计人员。租商用房和雇会计一下就让其创 业成本飙升几十万人民币。由于中国土地垄断、低土地供应，人为制造高房价高房租，结 果造成中国房价畸高，提高民营经济成本、挤压民营经济发展。
此外各种各样执照许可证繁文缛节数不胜数。个体户不敢转为企业、小规模纳税人不敢转 一般纳税人，因为一旦初具规模，工商、税务、公安、环评、城管接踵而至，各种检查找 上门了，各种打点的钱或上缴的钱极大增加。另外，中国是国企为主导的经济制度，一方 面国企高管普遍不作为，无利不起早，另一方面国企垄断了上游的基础产业，提高民营企 业的原料产品价格或获取难度，同时又垄断了很多市场，扼杀了民企的生存空间，让其难 于发展，甚至逼死很多民营企业，被迫被卖身给国企或外企。
中共党国的信贷系统一方面不断向效率低下的集权经济和僵尸国企大量授信，另一方面又 对创业民企的歧视百般刁难和歧视，让刘忠良无法从银行借到钱，只能到民间融资，但民 资利率高达60%。
由于中国股市未实行注册制，大量民营企业不能上市，风险投资不能在上市获利退出后再 投资，民营企业及其股东缺少资金进行再投资，结果导致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更加稀缺， 创业及新企业发展更加艰难。
高税费和社保金等其他费用让民营企业不堪重负，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 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达40%左右。在高税负压力和国有及行政垄断挤压之下，民营企 业为了生存，被迫偷税漏税或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也就是被迫违法犯罪。在中国创业，当 中国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老板，真苦、真累、真危险!
从社会层面来说，当下像刘忠良这样的年轻人就业和创业都极为艰难，导致社会阶层向上 流动板结。政府鼓励“万众创业”，但没有权力背景的人创业，多数是血本无归。
刘忠良认为造成以上种种困境的核心问题是，受到权力支持的集权经济挤压民营自由经 济，让其濒临破产，而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权经济严重遏制代表绝大多数利益的民营经 济。这是中国民企危机的实质。
2. 明火执仗“劫富济共”
在习近平时代，通过发动新一轮“劫富济共”运动，明火执仗地强行抢夺民企资产和市场 份额是中共的主要做法。习近平上台后强调金融安全，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没收民企和金 融大鳄资产是其金融风险防控战略的重要部分。民营金融界因此成了“劫富济共”的重灾 区之一。为了控制社会流动资本，从2015年开始，中共十部委联合对所有网上支付平台 实施全面监控，并全面控制个人外汇流通规模。2017年，对明天控股肖建华、安邦吴小 辉等一大批资本巨头设法拘捕，并强行将一批民企巨头收为国有。与此同时，阿里巴巴旗 下的支付宝也被收归国有。各地政府也如法炮制，一时风声鹤唳、人心惶惶。
案例:亿万富豪肖建华被跨境绑架失踪案
肖建华(1972年—)，系集团公司“明天系”的幕后控制人。经过他多年的经营，“ 明天系”掌控9家上市公司，控股、参股30家金融机构。这30家金融机构包括12家城商 行、6家证券公司、4家信托公司、4家保险公司、2家基金公司、1家期货公司、1家资产 管理公司。这些机构资产总规模近万亿元人民币。2017年1月27日，肖建华被不明人士 从其所在的香港的四季酒店与其保镖一起被5至6名便衣公安绑架带返内地。四季酒店向 香港警方提供闭路电视片段，虽然无显示房间内的情况，但肖建华被带走时在走廊和电 梯内并无反抗。后经证实，肖建华已经以非正常方式被带离香港，有媒体报道称，肖建 华现在被关押在上海松江，由正规军队而不是武警部队看守。肖建华有加拿大公民身份， 目前已被关押近两年，但外界几乎完全无法了解其遭遇。明天系的几项主要资产已经挂牌出售，如华夏人寿保险(Huaxia Life Insurance)的股份出售给中天金融(Zhongtian Financial)，另据《财新》杂志报导，“明天系”还计划出售部分其所持的包商银行股 份。
案例: 安邦吴小辉亿万资产被抢夺
吴小辉是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邦保险)创始人，安邦保险是一家全球化 的保险公司，总资产约为19710亿人民币。安邦在全球聘用了3万多名员工，拥有超过 3500万客户和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业务领域涵盖寿险、财产险和意外险、健康险、养 老险、银行和资产管理等多种业务，包括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邦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和谐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安邦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子公司。 它是中国最具盈利能力的保险公司之一。近年来安邦保险一直大举在海外收购资产，包 括2014年出资19.5亿美元买下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2016年从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以65亿美元买下的的战略酒店及度假村(Strategic Hotels and Resorts)。2017年 安邦保险集团入选《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名139位。2017年6月14日，中共拘留了 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半年之后，中共当局于2018年2月23日突然宣布 接管安邦保险，并宣布将依照“依法”起诉吴小晖。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 3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对被告人吴小晖，并以集资诈骗罪和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18 年，没收财产人民币105亿元。至此30多家吴小晖亲属团股东全部出局，安邦保险为3家 国企所持有:保险保障基金持股98.23%，还有两家国资上汽持股1.22%、中国石化持股 0.55%。吴小晖被抓后，安邦集团的法人代表已由吴小晖变更为何肖锋。何肖锋为安邦保 险接管工作组组长，为原中国保监会发展改革部主任。
案例: 政泉郭文贵被处史上最高罚款
中国富商郭文贵2013年因与合伙人北大方正集团总裁李友发生商业纠纷，遭李友举报， 导致郭文贵2015年流亡海外，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被双规。2017年初，郭利用海外媒 体发声，声称为了“保命，保钱，报仇”，披露多位中共权贵包括主管反腐工作的王岐山 等人涉嫌贪腐丑闻，也披露了他和北大方正集团前任总裁李友之间的商业利益争执。中共 抓捕了其家人、公司员工，同时启动国际行动要将郭遣返回中国。2018年10月，郭旗下 公司北京政泉控股被辽宁大连市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罚600亿元人民币，创中共建政 以来最高金额的法庭罚款判决。郭文贵手下5名公司高管分别被裁定“强迫交易”和“挪 用资金”罪名成立并判缓刑，5人都表明不上诉。
法庭称，2008至2014年，郭文贵决定以政泉的名义收购中国民族证券公司的股权以实现 控股。郭与时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共谋指使手下高管直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施压，威 胁、排挤竞争对手，最终政泉成功对民族证券控股。在此过程中，政泉非法获利约119亿 元。法庭称民族证券已收到还款共计4亿元，判决冻结政泉控股持有的18亿余股方正证券 股票，扣除其投资支出的60.9亿余元后的所有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并继续追 缴被挪用未归还的资金16.3亿余元。
一位中国法律专家对此案“强迫交易罪”提出如下看法:
一、任何法律诉讼都应有主客体。按中国的刑法，企业法人是不承担刑责的，只承担民事 赔偿责任，刑事责任要由自然人承担，如企业法人代表、实际控制人、股东、代表企业利 益的相关负责人等，但必须要有充分认定的犯罪事实、证据，与受到侵害的控告人。本案 应有充分的证据、证人唯一指向郭文贵本人或指使他人有犯罪嫌疑，且取证的程序要合 法，要当庭质证，否则不合法;就不是依法庭审，依法宣判，判决书称，五名服判者均受 到郭的指使，但并未见实物证据。
二、“强迫他人交易”罪，是采用暴力威胁等手段强买强卖，理应是刑责，而被强迫交易 的受害者是谁?(只能是自然人，不能是企业)判决书里没有具体的人名(只是称向单位个人威胁)，也就是没有刑事控告的主体，一个连主体都缺失的诉讼何以成立?
三、判罚金额没有法律依据，像是为郭量身定做的。不多不少，600亿罚款差不多就是政 泉控股在国内的全部资产。郭文贵一案，取证不合法，程序不合法，有先定性后罚款的高 度嫌疑。在民族证券与北京政泉控股有限公司两个企业的两次股权转让中或转让完成之后 (从2008年至2014)长达六年的时间，转让方从未就不公平交易而提出异议，或民事讼 诉。
对这一判决的疑问还表现在法庭不仅未出示政泉非法获利约119亿元的证据，并且将政泉 控股持有的价值数百亿的股票低价估值，予以没收，完全上缴国库，而不是用来返还给所 谓受害者的中国民族证券有限公司。
案例:国企收编支付宝及第三方支付平台案
马云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是中国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其用户一度达到两亿多。据易观发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一季度，支付宝的交易规模已经达22万亿元人民币，占移动支付首位，因此也动了国有银行 的奶酪。自2016年以来，人民银行连番发文 整肃支付宝等，要求其必须停止直连银行，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四大国有银行联合施压，使支付宝受到转 账、条码和持有额度的种种限制。央行多次 约谈蚂蚁金服，叫停花呗借呗金融等产品; 蚂蚁基金也被关停; 天弘基金余额宝的利息 被人为地一再压低。
最终，2017年央行下发《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 台处理的通知》，硬性规定自2018年6月30日起，支付宝和其他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 行账户的网络支付业务全部通过央行旗下的网联平台处理，一是断开直连有利于监管部门 掌握支付机构的资金流和信息流等，清理市场乱象;二则剪断了支付机构与银行之间的利 益链;还要求各银行和支付机构于2017年10月15日前完成接入网联平台和业务迁移相关 准备工作。3 央行支付结算司仅凭一纸通知，就将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 付机构、网联平台尽收网中。2017年6月30日，网联平台宣布正式启动业务切量，包括 支付宝、财付通在内的9家机构接入，这些机构的网络支付和移动支付的交易规模合计占 比超过96%。共有12家银行在6月30日前已先后完成接入。上述接入银行所覆盖的个人 银行账户数量，在市场份额占比超过70%。4 马云无奈地表示:如果国家需要，随时可将 支付宝无偿贡献给国家。2013年，马云接受《时尚先生》采访时曾谈到，“中国的企业 家确实没有好的下场。”
案例:“依法抢劫”黄冈粮油店案
2016年12月15日，湖北黄冈市黄州区的小商户张月华的粮油店里来了几名黄州区食药监 局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他们借口怀疑店内某品牌食用油有问题，要带走样品调查。 按照规定，执法人员应该向经营者提供相应的执法依据，但执法人员拒绝出示相关文件， 直接从店里往外搬油，一次性拿走了36瓶食用油，老板张月华情急之下说:“你这是抢 劫!”面对商户质疑，执法人员张杰大言不惭地说: “我就是抢劫，我是依法抢劫!” 最后 又补了一句:“你要明白一条: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这种利用权力，通过欠缺 监督约束的审批制之下的“吃拿卡要罚”环节，明火执仗地“依法抢劫”，其名目繁多， 花样翻新，数不胜数，大大增加民企的成本。压得民企喘不过气。
3.混水摸鱼暗偷民产
除了明火执仗强抢民企资产之外，中共吞噬民营经济最有效、迅速的方式是利用各种各样 的经济政策来控制民企发展规模和吞噬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改革就是其中做法之一，被 人们形象地称为公私合营2.0版。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即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 叉持股、相互融合，其主要目的是吸收民营资本。很多民营企业家认为这一举动实际上是 以改革国企为名，让国企借机大规模兼并民营企业，利用国资“抄底”收购民资上市公司。据统计，2018 年至今已有近 160 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 22家接盘方均为国资，接盘总市值已超过1330亿元。仅9月上半月，便有6家上市公司计 划向国资转让股份、控制权。
国资接盘的上市公司，大多存在极大的股权质押风险。如深圳国资控股的怡亚通，其控 股股东共计质押该公司5.66亿股，占其所持股份的73.82%。民企科陆电子控股股东饶陆 华，股权质押比例更高，已质押4.53亿股，占其所持股份的99.45%，而赫美集团的第一 大股东质押比例也已接近100%。国资可以轻而易举地抄底这些民企，根本不会带来所谓 混合所有制结构的优化，以及业务的强强联合。混改实际只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民企被 大规模吞并，二是国资流出中饱贪官私囊。
案例:中国联通“混改”
中国联通近几年成为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中业绩最差一个，国企病比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 更重，近几年来业务营收负增长，利润下滑，已接近亏损边缘。官方多次强调，联通混改 不是为了筹集资金，而是优化结构。实际上，从财务报表上看，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1%， 并不算高，说明联通不是缺资金而更缺的是企业管理与创新的体制与机制。
然而，联通2017年公布了规模高达780亿元的混改方案，百度、阿里、腾讯、京东、苏 宁云商、滴滴出行、网宿科技、用友网络、宜通世纪、光启互联、中国人寿等中国若干互 联网公司悉数参与，每家投入几十亿至百亿的资金入股。联通“混改”方案实现后，联通 集团合计持有中国联通36.67%的股份，包括民企在内的新战略投资者和核心员工合计持 股约35.19%，其他持股者为一般中小股民。联通“混改”后所有制并没有改变，仍是国 资控股的企业。7 联通混改吸纳了七百亿民企资金，为做大做强提供了财务基础，有更多 的财力来研发新产品和服务。但是除了吸纳巨额民企资金，联通并未引进民企管理与创 新的体制与机制，民企对联通也没有话语权和管理权，企业管理高层的任免，仍然由政府 国资主管部门决定，民企也无权决定公司内部的任命。按中共企业党建工作的要求，企业 党委或党组决定中层以上干部的任免。正如杭州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所指出的，民企“ 以高昂的价格与代价获取国企少量的股本，进入后既没有话语权、决策权，亦改变不了国 有企业的机制。”除此以外，国企和民企的目标不一致，一个是执行党的政策，一个要赚 钱。混合体制不可能改变联通党的领导和党的决策。正如中国一位经济评论家所说，联通 混改不过是一场“豪华盛宴，最后将会是一地鸡毛，不会对改善联通的经营困境有实质性 的帮助。”
更为诡异的是，联通混改通过股权激励方案，给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股票给了公司高层管理 人员和技术骨干，变相地吞噬了国资和民资，让那些把企业搞得一塌糊涂毫无业绩可言的 官僚一夜之间暴富。
4.血染的民企融资路
由于中国的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构建、执行运行体系、风控标准等等方面的制度性弊 端，中国民营企业永远不可能享有与国企同等的待遇和权利。民企这种被歧视性地位在融 资、借贷、授信方面体现最为明显。银行只钟情于国企和政府投资平台，民企历来向国有 银行贷款困难，银行通过种种借口不借贷，或“肆意”通过各种苛刻条件增加贷款成本， 或抽贷等方式置民企于死地，让民企举步维艰，只好靠借高利贷为继，造成恶性循环。在 经济下行的当下，民企借贷授信处境更为糟糕;民营企业家不仅贷不到款纾困，而且也无 门公开募集资金，民间集资者甚至会被政府以“非法集资”关进监狱或整死。所以，民企 融资路是鲜血染成的说法并不完全是夸张。《上海证券报》文章称，在所谓混改中，“有 分析人士认为，部分民企由于一时的流动性困难寻求转让，但所处行业前景不差，也有一 定市场地位，国资进驻后有望盘活资产，不排除这些企业未来还能产生不错的效益。”这 也反映了金融对国企、民企的不同对待，使民企处于被动地位。据统计，2013年以来， 流向民营企业的银行信贷所占的比重下降了80%。
案例:曾成杰等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职务侵占案
曾成杰是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湘西州政协委员。他在上世纪90年 代初期从做小包工头开始成为颇具规模的地产开发商，2003年，曾成杰获得湖南吉首三 馆地区开发权，因为开发费用巨大，从国有银行贷不到款，在当地政府公开大力支持和提 倡下，部分工程款项从吉首当地的民间集资。当地政府2008年换届之后，新领导要重新 利益洗牌，对民间集资的态度发生180度转变，地方政府以内部通知的方式要求党政干部 退出民间融资，提前收回本金和利息。“民间集资非法”的消息在坊间流传，立即引发了 挤兑，从而引爆了民间融资群体性事件，将曾成杰被当作替罪羊，他在政府提倡下的民间 集资行为被加上非法集资诈骗的罪名。难以令人置信的是，曾成杰作为嫌疑人还没有被定 罪时，他的财产已经被政府处置了。当地政府违反法定程序将三馆公司当时(经资产评估 和清产核资)价值23.8亿元(现在价值超过40亿元)的资产，以3.3亿元的低价变卖给湖南省 财政厅下属国企，并以其低价变卖的结果认定三馆公司资不抵债。曾成杰于2013年被核 准死刑秘密枪决，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曾成杰的律师王少光认为，湘西政府新领导对民间融资的180度的转弯和打压，实际上就 是在排挤政治异己，因为其他同样参与民间融资的企业家均被释放，唯独曾成杰由于跟 前任州长关系密切而被置于死地。王少光说:“说到底，一直到现在，包括吉首在内的 湘西广大地区，还在搞民间集资。前段时间我接到吉首群众举报，说曾成杰的三馆公司被 政府变卖后，新接手的领导也在继续集资。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不是做什么，而是谁在 做。”
在中国经济下滑巨大压力之下，中国银行对资金运转困难的民企不是帮助其纾困，而是用 抽贷手法落井下石，将成千上万地民企推向破产的火坑。下面几个案例虽然是冰山一角， 但颇能反映民企的融资困境。
案例:山东聊城于欢“辱母杀人案”
民营企业家苏银霞是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创始人，生产汽车零部件，以前年利润可达 200万至300万元，但2014年中国经济下滑后其资金链条发生问题，源大工贸在另一公 司的担保下从两家国有银行获得了2000万贷款。贷款到期后，源大工贸四处凑钱包括借 年息为120%高利贷还款以期续贷。然而当苏银霞借钱还上银行贷款后，银行以风险为借 口拒绝续贷，导致源大工贸资金链完全断裂。苏银霞东拼西凑，还了高利贷者吴学占的 184万元现金，并拿自己价值70万元的房产做抵押，但仍欠17万高利贷债务。2016年双 方矛盾加剧，吴派出暴力讨债人员。讨债人员暴露生殖器侮辱苏银霞，其子于欢用水果刀 杀死一人，杀伤三人，被判无期徒刑，后在民众的声援下改判为5年。民企在国有银行贷 款难，难于上青天。导致地下钱庄的高利贷盛行，涉黑性质的暴力催债近年来引发了数百 起高利贷刑事案件，包括致人伤亡的恶性犯罪。
案例:权天林走投无路自缢解脱
宝鸡圣丰乳业董事长权天林将扶风县天度镇西权村一家村办企业“谷物蛋白厂”发展成 为颇具规模的乳制品企业，其产品“小花牛”远销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四川、河 北、河南、甘肃等省市及省内各地市、县区。近年来市场疲软，圣丰乳业产品销售下 滑。2016年市场更不景气，导致权天林走向血染的民企融资路。他于2016年共向宝鸡市 农业发展银行贷款近1800万元，由于银行催缴贷款并承诺还款后续贷，迫使权天林借高 利贷2000万元还款。但当其还清农发行贷款后，银行反悔，停止向其贷款。最终，林在 高压之下选择自杀解脱困境。
案例:民营企业家因维权案遭死亡威胁被迫流亡美国
浙江省温岭民营企业家黄文庆1980年代开始创办渔付产品加工场，1984年开始建设改革 开放后中国最早最大的第一家私营影剧院，1986年开始做水产冷冻厂。后来冷冻厂出现亏损，在贷款时间未到期前被银行违约提前抽贷，黄向台州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遭判败 诉，冷冻厂和影剧院遭封。随后黄走上了上访之路，2011年在当地医院离奇死亡。家属 报警不立案，医院还不断恐吓家属。黄的外甥陈祥卫也是黄的生意合伙人随后因进京上访 过于频繁，被市级、省级、至直公安部将本人列入重点维稳黑名单，2014年5月陈和股 东去当地政府反映问题遭到暴力对待。2016年4月陈遭派出所扣押。 随后陈因为经常给 政府制造麻烦多次被国保约谈甚至遭到死亡威胁，2017年8月陈被迫逃往美国。
银行的这些做法是普遍和系统性的，源于中央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金融政策，不仅造 成一些民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而且让民企整个生存环境恶化，经营成本增加，艰难度 日。从2013年开始，中共全面收缩各大银行对民企的贷款规模，增加民企营运成本，中 国财科院的研究数据显示，民企的银行贷款成本比国企高出接近2个百分点，债券融资、股权融资两种方式民企的融资成本比国企高约1个百分点。
通过增加融资难度和成本驱赶消灭政府不喜欢的民企也是中共政权的一个阴招。如工信部 印发了《产业结构调整目录》，其中规定了被淘汰和要支持的行业、企业，银行不会给不 符合《产业机构调整目录》规定的行业和企业贷款。
由于银行信贷收紧，企业各个融资渠道都面临价格上涨、额度紧张。据了解，目前企业的 非金融机构融资成本已经达到20%。而一些小微企业更是面临无钱可借的境地。于是，企 业家们各显神通，采用一钱多用，额度滚动，小额借款，多家拼凑等方法，来渡过资金难 关。
案例:民企融资昂贵
秦楠是北京威斯汀豪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这家民企成立于2004年，公司有几十项专 利技术和领先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信用良好。2017年5月，该公司向北京某银行申请 一笔500万~1000万元的贷款，银行因其无地产等不动产抵押，拒绝贷款，秦楠只得通 过担保公司，抵押了价值近4000万元的股权和部分核心专利。但是担保、质押、变更手 续繁多，涉及若干部门，他费时5个月才拿到500万元贷款，一算下来，成本达到贷款 的10%。贷款到期时，因为资金周转问题，他只好从民间借高利贷偿还银行贷款。2018 年，秦楠向银行提出续贷，但银行的放贷条件更加严格了，除了专业担保，还需法人、股 东、核心技术人员做个人担保，而且还要子女担保。秦楠称不但向银行贷款抵押难，即便 贷到款，银行也会将其支付利率往上浮10%~15%，远远要高于国有企业。
据中国官媒报道，浙江省有300多万户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超过60%的企业或个体工 商户贷不到款。而占浙江省中小企业总量95%的制造业中小企业，能从银行渠道获得贷款 的仅占1%，80%以上依靠自筹资金或民间借贷。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全国范围内，100 家有银行信贷需求的小微企业中，只有57.8家去银行申请贷款。剩下的民企因银行贷款 标准高、手续繁、时间长、隐性费用高而却步。财务顾问费、承诺贷款收费、快放费、资 金调剂费、人情费不一而足，这些费用通常是贷款金额的3%，甚至更高。银行融资包括 隐性成本在内的各项成本加起来达到了17%。
银行还用“以贷转存”的方式敲诈民企。如民企在银行的实际融资成本账面上约为6%， 实际超过12%。民营企业的融资贵也因为银行可以收两遍利息。具体的做法是，先以贷转 存，然后存单质押再融资。这种“以贷转存”等做法是一家民企申请贷款，银行要求该企 业将全部或一部分贷款存在银行作为抵押，同时还要为这部分款项承担利息。
案例:民企的融资成本是如何被推高的?
A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1亿元，银行要求这1亿元A企业不能直接提走，需存在银行变成1 亿元的存款。然后A企业用存单质押，再向银行申请1亿元的贷款。企业拿到手的资金1亿 元，但倒腾一遍后在银行账上变为“贷款2亿元，存款1亿元”。对企业来说，其账面贷 款2亿元，实际到手的融资额仅1亿元，承担的却是2亿元的利息。一般资质不错的民企贷 款，基准利率上浮30%以上，表面贷款年化利率约6%，但两笔贷款利息12%以上，存款 的利息约1.3%-1.5%，扣除存款利息银行实际收取的利息在11%以上。尽管如此，这个利 率仍低于非标和民间融资的利率，所以很多民企还是会接受银行的这种要求。
由于习近平打压严控民企政策，引起社会反弹，中共近期又改变策略，变打压为扶植，决 定增加对民企贷款，还硬性规定了贷款比例:大型银行对民营企业的占新增公司类贷款不 低于1/3，中小型银行不低于2/3，三年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比例不低于50%。 这样的做法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甚至可能会制造更大的扭曲，导致贷款向不缺资金的民企 倾斜。民企的问题不仅是融资难，更重要的是其肩负的高税负、高社保(五险一金)和额 外的行政费等难以承受的企业的社会成本之重。
5.高税负加高社保:政府转嫁负担，民企雪上加霜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税务专家李炜光教授称中国企业税收、附加税与各种商业保险之和占 净利润之比计算出的中国总税率是世界最高的。中国企业的平均税率达百分之八十多。 他还指出，中国企业的税费实际负担过高，过高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死亡，相应的税率或可以叫 做“死亡税率”。 13 高税率对 国企不会有影响，税收不过是国 家把钱从左手换到右手，但对民 企来说则是生死存亡问题。
这样的高税率导致自2003年以 来中共财政税收的年增长速度高居不下，财政收入大约占GDP 的20%，其实政府可支配收入占 GDP的比重更大，因为有大量预算外收入。据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披露，从1997年到2017年，一般财政支出从占GDP比 重的11.7%增加到24.6%，提高了12.9个百分点。
更有甚者，由于中央政府允许无限制的地方超收，超收部分可以地方可以自行支配使用， 地方增收措施花样百出，导致有的地方财政收入年增速甚至超过40%。相当部分的超收是 压榨民企获得的。
这些海量财政收入被中共政权用于维持其专政机器，豢养军队、维稳人员和供养各种庞大 的官僚机构。光财政供养政府人员一项就达6400万以上，按GDP比为美国的4.8倍。近几 年来，中共一直高喊为民企减税，也出台了许多税收优惠政策，但民企的税费并没有降 低，反而却是越交越多。因为中共在实践中是减了国企的税，但加强了对民企的征税，尤 其是社保税和其他隐性税收大大提高，从而加重了民企负担。
天则研究所盛洪指出，自2012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净资产收益率减去无风险利率和合 理的风险溢价已出现负值;它表明不受约束的税负增加已经挤掉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中国 税法明显歧视民企。
中共税制重复征税和税负不公的现象严重。无论企业是否赚钱必须先交纳17%的增值税， 其后对企业所得部分征收25%的企业所得税。中共税法规定，最终投资方是法人者所得利 润不再交税，因为由于国企的最终投资人是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所以其利润不用交 所得税，而民企的最终投资人是自然人，所得利润还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 国企的税负是25%，而民企的税负是40%。仅仅高税负一项就会压垮大批民企。
据凤凰财网报道，民企税负重到了赚一块交五毛税的程度。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同2008 年相比，民营企业的上缴的税收增加了1.92倍。2012年纳税总额己经超过了税后利润总 额;税后利润增幅则逐渐落后于营业收入增长速度。民企更多的营业利润被税收拿走，党 国税收侵蚀了民营企业资本。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的研究也表明，民企上缴的税收从2005年的2.75万亿元上升到2014年的6.66万亿元，一年一个台阶，占比达到51.43%;而国企的税收贡献率整体呈 下降趋势。
中共为了转嫁政府财务负担，又假借改革提高了五险一金的社保税。这些税是压垮民企的 最后一根稻草。民营企业家哀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社保征收白了头!中共表面说“ 减税降费”，但2018年1-7月的税收收入仍飙升14.0%。中共一面喊减税，另一面又以改 革社保基金征收制度为借口，变相提高了企业和个人税费。据国泰君安证券宏观团队估 计，政府这次减税3,200亿元人民币，但实际上，企业和个人光补交的社保税就会高达约 2万亿元人民币。
连当时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都说养老保险缴费水平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 资总额的40%至50%。18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的计算，中国 户均税负已近6万。19 虽然各地缴纳五险一金的比例不一致，但绝大部分省市的缴纳比例 都在工资总额的40%以上。这样的税负已经超过了主要发达的福利国家，对企业和家庭以 及个人都过高。
这些增加的社保费支出给民营企业带来极大负担。从2019年1月1日起，中共将国税地税 合并、个税改革、社保由税务机关征收，预期会有大批中小民企因激增的社保开支而倒 闭。
根据中国会计专家马靖昊的计算，可以看出新增社保税的影响有多大:一个税前月薪1万 元的员工，扣除五险一金和个税后拿到手的钱是7454元，其中包括养老8%、医疗2%、 失业0.2%、公积金12%和个税;但是企业要为每一位员工缴纳养老20%、医疗10%、失 业1%、工伤0.3%、生育0.8%和公积金12%。总成本达14410元。社保改革之前企业需要缴纳的社保金为1163元;改革后企业要缴纳4410元，增加了280%。
这样的人工成本是民企不可能承受的，这会使使得企业成本急剧上涨，逼死一大批民企。 这些钱不会用于人民福利，而是用来拆东墙补西墙，填补养老金巨额亏空以及退休官员们 的医疗保障等等。未来保障拿到这些钱，政府还建立“黑名单”制度来严惩违反社保规定 的企业和个人，政府采购、交通出行、招投标、生产许可、资质审核、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等方面考公务员都将受限。
李炜光教授研究了2016年中国总税率68%的具体构成，他发现其中10.8%为利得税、48.8%为劳务税、10.8%为其他税;企业缴纳的劳务税即“五险一金”支出最大，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6.3%的3倍。李炜光认为在10%利润率的情况下，平均百分之六七十的税费占比会让大多数民企陷入困境，“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原因。”
李炜光教授的调研表明中国民营企业家认为税负过重:87%的企业家认为税负很重和较 重，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而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他说，这“反映出我国 总体税负水平可能已经严重拖累了企业经营。”
更大的负担来自税赋、社保之外的权力压榨成本。
案例:
2019年初，民营企业家陈天庸的文章《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在网上流传，陈天庸认为， 官员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官吏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更让企业防不胜防、不堪重负。
“我总结民企老板面临的外部困难，普遍来说，约20%来自于重税，20%来自于 干预用 工自由的劳动法规与社保负担，还有60%左右，来自于官员以检查、整顿、罚款、责令整 改、环评标准过高、强制限产、责令停业、拆违、赶人、限制经营范围、限制外来人口子 女上学、购房等等各种限制与折腾带来的麻烦，让企业动辄得咎。税收与社保虽不合理， 但只要规则清晰，企业还有个明确预期，可以部分规避或提前分散风险负担，唯有政府官 员随心所欲的权力之手干预企业经营，以及管理以执法为名的寻租滋事，如苍蝇防不胜 防，最令子夜经营者心力交瘁。应付这类骚扰的时间与精力，是企业经营者更大的成本。 但由于这种成本难量化、难表述、难避免，学者与主政者常回避这类问题，视而不见。且 政府还需养大批冗员以维稳，腐败是专制政体运行的润滑剂，“纵兵劫掠”也是养兵之 法。因此官员权力寻租与蛮横折腾企业带来的负担与损失，岁危害更甚于高税收与 高社 保，先行体制下要想预防与避免，基本无望。”
案例:女企业家的哭诉
在李炜光2016举办的民营企业家的座谈会上，一位具有相当规模、生产起重设备的机械 制造企业女企业家因为税负和其他隐性费用的重负，称自己经营十多年的企业最多再撑一个星期就发不出工资了，她哭诉，“感觉太难了，实在撑不下去了。”为了企业生存，这 位企业家把所有的个人积蓄都投入进公司，牺牲了家庭。甚至让在外国公司任职的女儿放 弃良好待遇回来帮忙，但现在连给女儿的工资都付不出了。
面对习近平新增的纳税重负，民企生存出现真正危机，民营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 救，一些企业靠借高利贷，东拼西凑，苦苦硬撑，有的靠偷税漏税苟延残喘;聪明的用脚 投票，把资产转到国外。玻璃大王曹德旺就是其中之一，他叹中国税负过重，不顾中国国 内“别让曹德旺们跑了”的恐慌和批评，2013把工厂搬到美国，三年就实现盈利。2012 年香港富商李嘉诚也卖掉房产撤出中国。近两年，跑路风潮更甚，大量私人资本流出中 国，引发中共当局的担心，并采取严厉措施制止民企出逃潮。
6. 限制民企海外投资转移资产
据香港《动向》杂志2017年8月号报导，近期中国顶级富豪持续抛售资产套现，SOHO中 国潘石屹出售资产约套现236亿人民币;前乐视董事长贾跃亭3次减持股套现约逾117亿 人民币;海南航空最大股东在纽约设立2千亿美元的慈善基金。报导认为中国金融危机正 在浮现，为防系统性风险爆发，习近平当局的新经济政策一改昔日的市场化及国际化发展 战略，改成稳定和管制。风向改变，富豪先跑，中国外汇储备连续3年下滑，从2014年 的近4万亿美元，到2017年初已跌破3万亿美元。
2017年12月21日，包括国家发改委在内的五个部委，联合发布《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加强对民企海外投资的审核。这份由发改委拟定，联合商务部、外交部、 人民银行、全国工商联等五个部委，明确规定海外投资要履行国内申报程序，主动申请 备案或核准。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须获核准;其他情况须申请备案。其中， 虚假境外投资非法获取外汇、转移资产、洗钱等被列为禁止范围。条文亦对海外投资的金 融把控收紧，禁止在获得金融机构出具承贷、承保意向书前，不得做出对外融资或保险承诺。
该通知一出，立即再次引发广泛关注，并被解读为官方试图拦截人心不稳的民企大规模外 逃。香港商报原助理总编龙镇洋认为，因为国内的政治左转，人心不稳，投资下滑，向境 外转移资金成为普遍现象。大家彼此都清楚，国内不可能给民企提供一个可以预期的安全 环境和未来，使得他们只要有本事的都往海外转移资金。贵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绍政表 示，美国减税也可能导致大量民营企业向美国转移，而官方在没有长效机制的前提下，就 会以临时性的规定为严管提供依据。在降税之前，美国的综合税负比中国要低35%。现在 美国又降税，可能要比中国要低60%到70%。这个对中国影响还是比较大，也会导致国内的民营企业向美国大搬家。从国内的金融安全、经济安全这个角度来考虑，中共在没有找 到更好的办法之前，只有采取硬性限制的办法。
案例:王健林被迫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2017年7月19日，万达商业宣布整体出售旗下文旅和酒店业务，总金额达600多亿。其中，旗下13个文旅项目91%股权以438.44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融创，77个酒店以199.06亿 元的价格转让给富力地产，而在此前公布的方案中，这些资产原定由融创全部吃下。富 力接手万达酒店资产的价格比原定给融创的价格打了六折，即少了136亿。王健林在此之 前没有这么狼狈过。2017年之前，他已经连续三年成为中国的首富，万达一直保持高歌 猛进的姿态，万达广场、万达城在国内一家接一家开工，国外的收购投资布局涉及地产物 业、影视娱乐甚至足球。直到银监会要求银行系统排查万达、海航等海外并购明星企业授 信及风险，一切戛然而止。随后，王健林对外表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 要投资放在国内。”27
7.借助P2P平台吸收并控制民间资本
为了进一步控制民间资本，从2014年开始，中共不计后果全面推行互联网金融，各级政 府拼命鼓励P2P平台大量吸收民间资本，再由各级政府控制P2P平台的资金流向，这也是 各地政府为P2P平台背书和站台的真正原因。
2014年，中国政府推出互联网金融，到了2015年，就遇到了互联网金融的“健康”问 题，2016年，提出要“规范”互联网金融，2017年，对互联网金融累积的风险已经达到 了需要“高度警惕”的程度，2018年，不得不提出要“加强监管”。发端于2016年的央 行等17个部门联手启动互联网金融风险的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两年以来，各地公安机关 共立案1390起，共有5074家从业机构涉嫌违法经营。 28 作为重点整治的业态，P2P网络 借贷和网络小贷领域存量风险化解清理任务更加艰巨。P2P是次级金融，资产是次级债， 这天然的劣势决定了P2P机构的整体风险要远远大于正规金融机构，中国政府对P2P机构 的隐形背书导致了极大的监管风险，弄不好会引火烧身。
据中共官方《大公报》统计，仅2018年12月宜贷网、爱贷网等近四十家网贷平台提现困 难或倒闭。去年全年全国就有658家平台出现网贷平台出现跑路失联、平台停业、主动退 出、提现困难等情况，预计2019年行业将有过半平台将退出(加注)。以每个平台5000个投资人估计，受害人多达数百万之众。
据报道，在目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银行信贷收紧，企业各个融资渠道都面临价格上涨、 额度紧张。一些地方大型企业也潜藏着巨大的流动性风险，这些企业的负债情况大同小 异，而局部违约风险正在加速暴露。2017年上半年企业民间融资成本还在12%-15%左 右，2018年普遍涨至20%以上，而保理公司本身在银行的融资成本也提高了1.5-2个百分 点。相比之下，资金中介的生意更加简单粗暴。从P2P获得资金，给企业放信用贷款。 表面上贷款年化利息不到10%，但加上多道中介费用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也在20%左右。
据悉，由于政府承担了为P2P平台背书的角色，P2P融资的70%被政府借用，变成政府的 隐型债务，投入企业最多20%，这就无形之中增加了民营企业的运行资本。
我们来看一下北上广前十名P2P平台中的一个案例。2017年12月，按北京、上海、广 东三省市选取各自发展指数前十位的平台,得出“北上广前十名平台榜”，宜人贷、陆金服和团贷网，分别居于三省首位。在三省市居前十的平台，多为国资系、上市系、风投系。
案例:宜人贷财报真相:414亿借款，73亿砍头息
2017年全年，宜人贷净收入55.43亿人民币，较2016年全年增长71%;净利润13.72亿 人民币，较2016年全年增长23%。在这份看似光鲜的财报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并不难发 现的真相:2017年宜人贷促成的借款总额为414亿元，其中包括前期服务费(也就是砍 头息)73亿元。宜人贷最近公布引入第三方担保，分别为中国人保和天达信安(北京) 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 32 政府背书下的网贷平台通过欺瞒和诱导等非法活动，向原本 处于弱势地位的借款人收取高额费用，极大地增加了诈骗、倒闭破产的风险。
再来看一个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判的互联网借贷平台的案例。
案例:互联网借贷年息24%
北京朝阳法院2018年4月11日就一起夏某起诉朱某的互联网借贷纠纷做出了一审宣判; 朱某通过互联网借贷平台向夏某借款12万余元，但在扣除咨询费、审核费和服务费合计 2.3万余元后，朱某实际上只收到了不到10万元。尔后朱某逾期未还款，夏某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认为，预扣中介费导致借款人实际收到的本金少于约定本金，但借款人却需按照借款 协议偿还本金及利息。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借款人实际收到的借款本金计算，借款协议 的实际年化利率已经超过24%，在有些案件中甚至超过36%。这样的高额利息，法律是不 予支持的。
最终，法院裁定，被告朱某按年利率24%支付利息、罚息及违约金，并偿还夏某剩余本金四万八千多元，并驳回了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8.“党建全覆盖”民产变党产
为牢牢控制民企，掌握其各种动向，从2013年开始，中共在民企和外企全面建立党组织，对重点企业还派特务渗透。
早在201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 作的意见(试行)》，明确规定，“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是党在企业中的战斗堡垒，在企 业职工群众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企业发展中发挥政治引领作用。”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党员达到3人以上，可以成立党的 支部;党员达到50人以上，可以设立党总支;党员达到100人以上，设立党委，若不足 百人，经上级党组织批准，也可成立。
2014年6月29日，中组部公布《2014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297.3万个非公有 制企业中，157.9万个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53.1%。次日，《人民日 报》发表署名中组部党建研究所党建平的文章，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非公有制企业 党员占比仍偏低，提出要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努力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面。
201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 试行)》(下称《意见》)。《意见》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包括私营企业、外 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 制经济组织等，要实行“党建全覆盖”，即党组织组建率必须达到100%。
据《人民日报》2018年7月1日报道，国有企业党组织覆盖率为92.8%;非公企业党组织 覆盖率为73.1%，已由2000年的4.4万个增加至2018年的187.7万个，增加了l183.3万 个，8年之间增加了41.66倍，平均每年增加5倍以上，目前看来，这个进程还会继续。
中共还专门制定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情况统计表”，此表在非公有制企业设立登记 和年检时发放并收回，详细规定界定了各种类型的非公企业如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 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资企业、外商 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外国(地区)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 事经营活动、外商合伙企业。党组织的组建情况比较明确。如单独组建:指有3名以上党 员单独建立支部;联合组建:指有党员，但不具备单独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条件，联合其他 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共同成立支部;其他:指既非单独组建，也非联合组建，采取依 托、委托、挂靠其他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乡镇社区居委会等，将其党员纳入组织管理和 活动的方式。
对如何实现“党建全覆盖”，《意见》给出了具体的措施:一要按单位建立党组织。二要 按行业建立党组织。三要按区域建立党组织。对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可以通过选派党建 工作指导员、联络员。没有党员的企业，可以派驻党员;有党员未建组织的，可以派进书 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意见》要求:民政、司法、财政、税务、教育、卫生、工商等 部门结合登记、年检、评估等工作职能，协同做好党建工作。这就是说，对党建未覆盖或 拒绝覆盖的民营企业，在登记、年检、评估等“关口”上给予“刁难”乃至“封堵”，迫 使其就范。这样一来，“党建全覆盖”的风潮便大规模地吞噬了非公企业。全覆盖使得民 营企业被绑架到党组织的船上，被囊括进了“党”的网里，其人权、财权、事权，党都要 插手，甚至最终都要由“党”说了算。有朝一日，党需要你放弃企业和全部资产，你必须乖乖地照办。
为防止民营企业家与中共对抗，从2015年开始，证监会便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A股上市公司老总必须是中共党员。2018年5月，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征求意 见稿)，明确规定，在上市公司中，“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35 到 了2018年6月，中共便发布通知，要求中国上市企业必须建立党组织，该规定从6月中旬 开始，进入为期一个月的“质询期”。此规定一旦生效，企业将不得不遵守。
案例:民营企业家拒绝入党卖厂移民美国
前些日，一位私企老板见到本研究报告的起草人之一，满脸沮丧地说:“中国的私营企业 肯定不会有好下场!我已经将厂子廉价转让了。”他是搞食品加工的，打拼了20余年， 业务颇具规模，据说身价逾千万，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他说，对外讲是经营不善，实则是要逃避中共的“党建全覆盖”。他不是党员，上面要他 申请入党，并承诺让他当书记。他说他是生意人，不信仰马列和共产，拒绝入党。厂里已 有的3个党员，都是不善言语的粗壮工，不是当书记的料子，行业党委要给厂里派一个退休官员来当书记。他顶着不答应。他的想法很现实，厂里若建立了党组织，我的企业就改 姓“党”了，“私产”就会沦为“党产”。由于他的顶牛，有关方面就给穿“小鞋”，设 障碍，经营不畅。于是他一狠心就把厂子卖了。儿子在美国大学毕业，事业有成，并拿到 了“绿卡”。他决定投靠儿子，移民美国求发展。
除了通过党建控制民营企业，中共不顾民营企业的产权性质，试图以职工抽象的“民主权利”威胁企业的所有权，2018年9月，人社部副部长公开宣称:“推动民营企业民主管 理工作必须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坚持职工主体地位，让职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共同参 与企业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事实上，在号称“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一般职工 恰恰无法享有任何民主权利，邱小平不征得民营企业主的意见，有什么资格要求私营企业 保障职工的民主权利，共同参与管理?
9.打着法律幌子严控民营企业家
为了达到控制民营企业的目的，中共的各种招数不断翻新。但是，如果上述招数都不能奏 效的话，中共还有一个最后的绝招，那就是一旦认为有必要“动”哪位不听话的民营企业 家，就会通过“查找”和“制造”产生于制度之罪的所谓“原罪”包括走政策法律的边际 线等行为，设计“构陷”，为民营企业家罗织各种罪名，最终迫使他们就范。
《2017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被定罪的中国企业家(2,292人)中， 国有企业家(328人)占比14%;民营企业家(1964人)约占86%。民企老板一旦获 罪、或者遭受刑事指控，其资产往往也会任人宰割，这或许是民营企业家获罪比例奇高的 根源，或者说怀璧其罪。
中国企业家网刊登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称“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在监狱，就是在通往监狱的路上。”这句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却反应出企业家面临复杂的法律环境。京衡 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则称:按现行法律逻辑和罪名，中国企业家人人都是带罪之 身，只要经营五到十年，列上五个罪名，量刑搞到死刑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用公检法的 力量来剥夺一个企业、一个富人的财富，只是分分钟的事。
河北大午集团监事长孙大午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列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最容易被构陷的十宗罪，并把这十宗罪叫做悬在中国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中最令人困惑 的就是“非法入罪”，非法不是违法，违法也不等于犯罪。非法不仅是一个口袋罪，而且还是某些特权官员违法执政的通行证。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民营企业家最容易被构陷的十大罪名。
一是虚报注册资本罪。《公司法》对注册公司的资本设有门槛。刚起步的企业，注册资本 一般会比较少，随着企业的发展，资本的增加，就会随时招致责罪的风险。
二是虚假出资罪。这个罪名和虚报注册资本罪容易混淆，两者的区别在于，虚假注册资本 罪欺骗的是登记主管部门，而虚假出资罪欺骗的是其他股东或债权人。
三是抽逃出资罪。跟虚假出资罪相关，在公司成立后，如果你是公司发起人或股东，除非 是经其他股东同意的正常退股，不能把入股的资金、房子、技术专利等转走，否则就涉嫌将注册资金抽逃。
四是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如果你是一家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将国有资产 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可能会涉嫌此罪。
五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国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则涉嫌此罪。
六是集资诈骗罪。如果未经主管部门批准，向不特定的社会人群募集资金，你就有可能涉 嫌集资诈骗罪。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陈有西称，这是民企的专属罪名。实际上最高 可到死刑。近年以此罪被判死刑的，都是民营企业主。
七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你经营一家特许加盟店，对会员许诺以高额回报筹集资金，就可能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当然，还有以支持生态环保、植树造林等为幌子变 相吸收公众存款的。
八是高利转贷罪。如果你的公司从银行贷出了一笔款，没能立即使用而成为闲散资金，为了减少利息损失，你将这笔贷款借给他人使用并收取高于银行贷款的利息，就可能涉嫌此 罪。
九是虚报破产罪。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老板，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仍隐瞒财产、积极转移和处分财产后实施破产，就可能涉嫌此罪。
十是非法经营罪。如果你未经许可经营专营专卖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都可能涉嫌此罪。此罪是从被取消的投机倒把罪中衍生而来。
上述十大罪名，并不能穷尽民营企业家被构陷的全部“原罪”。只要认为有必要，一些层 出不穷的罪名就会根据不同的企业家“量身定做”。在系统性的政策歧视之下，各级官员 出于个人目的侵害民营企业的违法成本极低。
陈有西认为，中国民营企业面临三大困境:消灭限制私营经济的基础理论环境;公权用刑 法手段强制剥夺私企财产的法律环境;以及高度垄断限制私营经济生存空间的金融环境。 这三大困境，仅仅用微观的刑罚界限去解读，是无法找到答案的。
在改革近乎停滞、中国企业家不安全感激增的大背景下，孙大午重点提醒民营企业家的 是:一是不要得罪政府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中国现状，有些人是可以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的，挑一顶帽子给你，弄个冤假错案，容易得很。二是离政治远一点。一旦碰了政治 稳定的高压线，某些特权是可以先抓人后找罪名的，官贵民贱，在有些人那里厉害着呢。
案例:民营企业家孙大午“非法”案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是大午集团创始人，他从承包荒地办养鸡场发展到拥有六七千工人的企 业、一所近万人师生学校和三甲医院。2003年，公司在发展高峰，又从国有银行贷不到 款，只好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员工借款。因为当地穷，农民无钱但有粮食而且卖不出去， 他的饲料公司通过向农民借粮食，同时付给利息，半年后按作价本利同付。不仅帮了农民 也促使大午集团饲料厂飞速发展，农民将这个做法叫做大午粮食银行。当地政府领导一不 高兴了，就把他找了一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处以有期徒刑3年;公司还有20多人被抓。
2015年，大午集团决定开发养老项目。2016年，得到当地政府批准。然后，土地局勘测 了土地，认定项目合规予以批准。2017年的7月被评为康养小镇，市委市政府还发了康 养小镇的证书。公司交了400多万土地使用费，开始建设。2017年的8月，土地局变卦， 称此项目违法，又不说违什么法。2018年，土地局发通知，要没收康养小镇，炸掉7.7万 平方米的养老公寓，并下达罚款通知。孙大午走投无路，只好将此案向行政法院起诉，但 是不断受到各方的骚扰和威胁。
案例:陈有西律师讲述:
“我们辩护的贵州打黑第一大案，黎庆红的案子，他被判了15年。政府说他的爸爸是一 个由五十七个人组成的黑社会团伙的第二号老大，我为他爸爸辩护，第二也是为他不涉黑 辩护。他爸爸是5个罪全部不成立，无罪释放。贵州打黑第一大案，我们这个辩护是成功 的。也就是说，57个团伙的第二个被告居然是假的，5个罪名全部是不能成立的，公安、 检察全部把他送上法庭，把他关了将近3年，最后无罪释放。最后，把他的儿子坚决要定 成黑社会，判他15年。他原来是贵州的政协委员，因为牵涉到黄瑶的案子，想从他这里 找到一个行贿的突破口，找来找去找不到行贿，最后把他搞成黑社会了。”
案例:得罪权贵石立军10亿资产消失
山东蒙阴县民营企业家石立军1999年设立了山东省蒙阴棉纺织有限公司，每年产值达4 亿多元，如数上缴大量税金。2013前，他拥有三家纺织公司、资产市值逾10亿;石立军 因为个性较耿直，怠慢了来棉纺厂视察的县委书记朱开国。朱开国想占公司棉纺厂地皮， 增加自己政绩，设计了职工罢工上访的阴谋。以此为名，派工作组进公司，强行清算， 同时派出公安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关押石立军，长达910天。公司土地，办公楼，生产 车间房产，生产设备和总价值11.6亿多元的其他资产被朱开国等人非法抢夺、侵占和毁 坏，导致企业全面停产，1000多名职工下岗，三年来造成的停产等间接损失更是无法计 算。朱开国公开宣称要要把石立军弄得倾家荡产。
石立军的企业本来是优良民企，本人是劳动模范，一直合法经营。警方找不到罪名，不断 虐待石立军，连续审讯不准睡觉，关押期间让其挨饿，警察声称是朱开国让他们折磨石立 军。最后公司内部运营借款中找到了未拿发票入账的五笔费用来栽赃石立军挪用资金。而 这五笔费用是给公安局四警区的赞助费.朱开国手下的司法部门以此将石立军入罪，石不 服，一直利用法律手段抗争。但是等到2016年11月11日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改判石立军无罪，他公司财产已被侵吞，至今仍不能收回和得到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