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 阿克顿勋爵 （Lord Acton, 1834-1902）
绝对权力绝对黑化。一个完全没有制衡、完全没有监督的绝对权力必然黑化；所谓权力黑化，既是指黑社会权力化，也是指权力黑社会化：法制清零，人权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正义清零。
权力的黑化，或黑化的权力，必然制造绝对的恐怖。以黑暗统治形成对社会的威慑，从而控制整个社会。面对权力黑化，人们唯有绝对服从才能生存，任何蔑视权力的行为都将带来灭顶之灾。
- 是为序。
习天下
中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结束标志着中共从“党天下时代”正式迈入“习天下时代”。习近平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从而开启了权力的绝对腐败，开启了权力的绝对黑化。
“党天下”是极权主义的典型标志，但并非中国独有。苏共，朝共，越共，古共，罗共，……，但凡由共产党掌权的国家无不如此，一党天下，它不容政治反对势力存在，甚至不容第二政治势力存在。即便如希特勒，解散国会，取缔社会民主党，但也没有完全剿灭所有其他的政治势力，可见“党天下”比之希特勒的极权主义更为黑暗。
“习天下”是“党天下”走向极致的产品，是迈向权力绝对化的一个标志。它不仅具有极权主义的一般特点，而且具有“新时代”下的中国特色：权力黑化。阿伦特所描述的极权主义的所有特征，“习天下”都具有：（一）以意识形态控制民众的思想，以谎言制造愚昧；（二）以警察国家对民众施以威慑，以暴力制造政治恐怖；（三）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剥夺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此外，“习天下”还具有阿伦特所没有描述到的独到的中国特色：（四）全过程专制，即专制不仅发生在权力高层，同时也发生在权力的其它层面，包括权力的底层；（五）权力黑化，权力的来源、权力的构成、权力的运作全盘复制黑社会。权力黑化不仅发生在权力的底层，而且发生在权力的高层。
“习天下”彻底关闭了党内民主，结束了集体领导，从今后一切由习说了算。这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一言以蔽之，“习天下”开启了权力的绝对腐败和黑化。权力的专制化从国家机器的顶端向国家机器的底层发展，即从上向下发展，但凡权力所及，全过程专制化；同时权力黑化从国家机器的基层向高层发展，即从下向上发展，但凡权力所及，全面黑化。
黑社会权力化
权力与黑社会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一方面黑社会权力化，另一方面权力黑社会化。黑社会权力化呈现于“党天下“的初级阶段，权力黑社会化则呈现于“党天下”的高级阶段，即“习天下”阶段。“习天下”站在权力黑化的顶端。
黑社会权力化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到了20世纪，黑社会已经基本渗透了基层政府。历史学者何清莲对此有过描述：
“黑社会组织除了与警界及司法界建立关系网之外，不少政府官员（工商、税收等部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与官员结盟所涉及的领域要宽广得多，而且中国的黑社会组织并不满足于依靠官员的庇护获得金钱，它们更喜欢在民间使用权力并炫耀权力，一些黑社会头目除了拥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荣誉性政治衔头之外，还为自己谋求官职，以至不少黑社会组织在当地被称为‘第二政府’”。
黑社会成了“第二政府”，说明黑社会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已具有一定的政府功能，黑社会已经政府化。黑社会并不仅仅满足于求得政府庇护，而是渗透到政府内部，掌握一部分权力，取而代之。黑社会占领着国家政府机构的基层，黑社会老大就是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就是黑社会老大。黑社会在政府中的势力有着上升的趋势，不仅控制着某个乡，某个县，甚至是某个地区，某个城市。
黑社会原本就劣迹斑斑，一旦掌握了政府基层权力，则更是嚣张。它们可以呼风唤雨，挟国家公器而行黑道。
公民“被无辜活摘器官”是黑社会权力化的劣迹之一。近期屡屡发生12-18岁少年失踪案件，无不与国家立法让器官移植合法化有关。活摘器官的背后都有政府纵容的影子，因为活摘器官需要手术环境，尚诺没有政府支持，手术很难秘密进行，并且需要器官者中不少是年迈的中共高级干部。只有政府默许，这样的黑市器官移植交易才可能得手，才可能杀人取器，牟取暴利。
一下是近两个月来（2022年最后两个月）的青少年失踪报道:
2022年10月14日江西上饶铅山县致远中学15岁高一学生胡鑫宇在校离奇失踪，
2022年10月23日广州番禺大石街道大兴村17岁女孩张益林失踪；
2022年10月31日江西赣州12岁女孩失踪；
2022年11月2日陕西咸阳市秦都区17岁男孩宴嘉庆失踪，
2022年11月4日吉林18岁高三女生郑春梅失踪，曾遭一男子尾随；
2022年11月5日广东茂名市15岁女孩苏柏丹失踪；
2022年11月5日广东汕头市金平区15岁男孩李奎源失踪；
2022年11月7日贵州毕节市12岁女孩宋亚琴失踪；
2022年11月12日武汉市黄陂区武湖正街光明路14岁中学生刘奥成离奇失踪；
2022年11月16日太原富力城13岁小女孩XXX失踪；
2022年11月15日南京市男孩XXX失踪；
2022年11月17日四川南充17岁男生唐豪失踪……；（以上资料来源：RFA）
2022年12月9日广西柳州柳南区14岁男孩唐志鹏失踪；
2022年12月10日江西上饶铅山县13岁女孩刘依娜失踪；
16岁男孩王善承失踪；
14岁女孩 张钰琪失踪；……；（以上资料来自网络寻人启事）
案情还在发展中，令人奇怪的是中共可以通过健康码追踪每一个公民，但却无法找到一个失踪的青年。唯一的解释是政府的确知道失踪的年轻人在那里，只因他们自己卷入了案中，所以无辜的年轻人们不得不当了祭品。大量青少年频繁失踪，造成社会性恐慌。
国家不仅立法让器官移植合法化，而且还建立了器官移植基金会，并在各地建立器官移植医师培训体系。但是政府却对防止社会上青少年失踪案件一发再发无所作为。黑社会政府化，政府黑社会化，双向而行，相互依存，方能使黑市器官移植交易变为现实。何况强迫失踪制造社会恐惧，有利于维护极权统治。
公民“被无辜注射假疫苗”和无效疫苗，是黑社会权力化的又一劣迹。自共产党掌握政权以来，疫苗乱象就不断，并在二十世纪初大规模爆发，多年连续发生疫苗注射大规模致伤致死事件。中国的疫苗研发事业受到政治运动的连续冲击，而经常处于停滞状态。由于有关法规的不完善，存在巨大的监管漏洞，为黑社会制造假疫苗提供了契机。
远有长春长生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康泰生物乙肝疫苗造假事件，近有新冠疫苗造假事件。这些假疫苗之所以可以流入市场，危及百姓生命，应是腐败的地方政府支撑下的黑社会行为。政府官员被黑势力收买，为假疫苗发放通行证，是假疫苗猖獗的根本原因；黑势力勾结政府对公众隐瞒真相，是造成危害继续蔓延的根源。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遭到解职，或调离，造成寒蝉效应，有正义感的记者群体迅速衰落，从而使得假疫苗制造更为猖狂。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买通政府有关审批部门，健康的疫苗上市受到刁难，造成疫苗政策性断供，或冷链失效（运输和冷冻链失效）。
2004年江苏宿迁假疫苗案，无经销资质，无质量保证，冷链失效，盲目推销；
2005年安徽甲肝疫苗异常案，造成一人死亡，20人重伤，121人异常反映；
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发生大批儿童中毒致伤致死案例，该案件被政府长期隐瞒，直到2010年方被揭露；
2009年大连狂犬疫苗案，违规添加不明成分，造成疫苗无效；
2009年广西来宾假狂犬疫苗事件，无效疫苗，导致5岁孩童死亡；
2010年江苏延申疫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劣质狂犬病疫苗和造假疫苗事件；
2012年山东潍坊非法假疫苗事件，涉及全国，价值过亿，包括流感疫苗，乙肝疫苗，狂犬疫苗和水痘疫苗，无经销资质，无质量保证，冷链失效；
2013年乙肝疫苗造成婴儿系列死亡事件，涉及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汉信和北京天坛生物；
2016年山东疫苗案，在经营和运输过程中违反冷链标准，大量提供无效的过期疫苗和变质疫苗，涉及18个省市，涉案金额高达5.7亿；
2018年长春长生生物和武汉生物研制、生产和销售无效狂犬病疫苗，批发量达国内第二，篡改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在国家资产私有化过程中，侵吞国家资产，以行贿作为推销手段；引发吉林省副省级官员被免职，长春市长被免职，以及三十多位国家、省级和市级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被免职。
2019年江苏金湖县过期疫苗事件，大约两万多受种婴儿有不良反应，引发大规模群众抗议，武警介入，实行武力清场，多人受伤；
2019年石家庄疫苗错种事件，接种工作不规范，管理混乱，使用替代品接种，尚在立案中；
2020年发生以生理盐水及矿泉水制造并销售假新冠疫苗事件，并走私到海外。
公民“被强制接受假核酸检测”，是官黑勾结在新冠疫情期间的最新劣迹。从近期揭发出来的案件看，核酸检测造假现象与疫苗造假现象一样十分普遍，乱象丛生。近3年来，随着清零政策的推行，新成立的核酸检测公司大约有一万两千多家。仅仅据山东教育电视台报道，其中就有超过11家核酸检测机构涉嫌造假，包括济南华曦医学检验公司、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合肥和合医学检验室、合肥诺为尔医学检测实验室、上海中科润达精准医学检测公司、北京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北京金准医学检验公司、北京中同蓝博医学检验实验室、河北石家庄和合医学检测实验室、昆明寰基医学检验所、内蒙古赛斯基因公司等等。地方黑势力与政府勾结，以假核酸检测牟取暴利，核酸检测的规范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被严重忽视。
深圳核子基因和兰州核子华曦的核酸业务在新冠疫情期间呈现爆发性增长，涉及较为突出的核酸检测造假案例，创始人张核子，监事张珊珊，竟然兼任数十家核酸机构主管，其建立的核酸帝国遍布于深圳、长沙、武汉、和北京。张珊珊在全国布局了38家核酸公司，仅在2022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新成立了16家核酸公司，通吃核酸红利。“哪里有张珊珊，那里就有疫情”，“哪里有张珊珊的核酸检测，那里阳性案例就明显增多”，假核酸检测，造成无辜的人们一会儿阴，一会儿阳，无所适从，检测局面一片混乱。很多被抓去方舱医院的人，健康码显示是阴性；而阴性人员中，却显示核酸检测结果异常。张珊珊的公司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以利润分成为诱饵，拉地方政府作点背。在假核酸背后明显存在着恶劣的制度性根源，张珊珊之所以能够能推广假核酸检验，乃是因为她持有各省司法厅和卫计委颁发的执业许可，其中医学检验所牌照11块，司法鉴定所牌照20块，是国内持有相关业务牌照最多的企业。从张珊珊经营合法公司销售假核酸检验剂的罪恶中，可以看到官黑利益链是如何伤害民众生命的。
女性公民和年轻妇女被拐卖，被胁迫从事性交易或卷入性剥削行业，包括被迫卖淫，强制婚姻，色情事业等，使中国成为世界各地遭受强逼卖淫的妇女的重要来源地。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罕见贫穷地区是人口贩卖的主要输出省份，而福建、广东和山东等较为富裕而妇女严重短缺地区则是人口贩卖的主要目的地。人口贩卖是中国政府长期实行一胎化所造成的男女性别严重失衡所致，暴露出的一整套黑社会操作机制，反映出黑社会的猖獗和政府的渎职和无能。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陕西佳县铁笼女事件，河北保定郜艳敏被拐卖事件，湖南岳阳逼童为娼事件，贵州习水嫖宿幼女事件，上海小红楼赵富强拘禁多名女性对官员进行性贿赂事件，这一件件人口贩卖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条拐卖妇女的黑线。这些事件曝光后，政府或保持沉默，无实质作为，或轻描淡写通报一番，民众看到的是政府与黑社会之间的默契，看不到政府根除这一恶瘤的措施，盖因地方政府与黑社会有利益重叠，盖因权力黑社会化。
活摘器官，假疫苗，假核酸，拐卖妇女这些黑社会行为之所以具有强迫性和欺诈性，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它已经渗透到了政府行为中，不仅仅是官员被贿赂和收买，也不仅仅是它在政府的羽翼庇护下犯罪，而是它本身就是政府犯罪的一部分。不仅仅是黑社会企业化公司化，而是政府权力代理人化，私人化了，政府权力黑化了。政府不仅仅为黑社会提供行业准入资格，市场准入资格，提供开发权和经营权，而且协助黑社会垄断资源和市场，欺压受众。黑社会政府化，为政府黑社会化构建了社会基础。
权力黑社会化
阿克顿说：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他在说完这句话后，紧接着就说：伟人几乎总是坏人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
习近平太想成为一个“伟人”了，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了权力的黑化，权力的黑社会化：法制清零，人权清零，民主清零，自由清零和正义清零。如果说他的前任们还把法制，民主和自由当遮羞布，那么他是彻底全裸了。权力有个特点，使掌握它的坏人变得更坏。习近平无疑是变得更坏的那个，他使得权力无人胆敢妄议，他使得中国黑到没有一丝光亮。
中国黑社会有着这样一些特点： 通過秘密結社凝聚组织力量；以亲密的人际关系結誼成為社团中坚；以利益最相关者构成权力的核心；效忠帮主，帮主一人操纵着整个帮派团体的运作；黑帮运作与资本结合，掌握着一方金融势力。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完全具备了上述黑社会的特点：政治局常委清一色靠人际结帮，人马全部由来自习近平在福建帮和浙江帮的旧部以及陕西帮的亲信们组成；但凡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人，无一不是向习近平多次表达效忠并肉麻吹捧的人，“效忠”成为入帮的必要仪式，通过效忠将个人的政治前途绑在了习近平的战车上；整个政治局常委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外之徒，他们不受法律约束，但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法律和阉割法律，像蔡奇在北京，李强在上海，赵乐际在陕西的胡作非为，无不如此；在全国实行恐怖主义，在党内也是如此，像胡锦涛那样被绑架出党的代表大会所制造的党内恐怖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用，相当彻底地打击了党内的反对声音，而党内反对派则恪守缄默法则，如李克强，汪洋，韩正为个人青名，对习的倒行逆施保持缄默；黑帮团体内部只排位次，不设接班，实行帮主终身制。黑社会如此，中共政治局亦如此。习近平操纵党务和政治局运作，独断专行，顺习者昌，逆习者亡；习近平操纵着政府运作，使总理一职形同虚设；习近平操纵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掌控国家金融体系和经济命脉，扶植国企，打击民营，以国家资本主义霸占国家资源。
习近平近臣蔡奇在北京清理和驱逐低端人口的政府行为是典型的黑社会行为模式。被清理和被驱离的北京低端人口主要指向外来流动性劳动人口，尤其是从事生产服务型行业和社会服务型行业的人口，诸如建筑工人、外卖、快递、街道清洁、废物处理、家庭服务、保姆；这些工种多为体力劳动，从事肮脏且不体面的工作，被视为有碍观瞻，有损北京大都市形象。蔡奇动用政府权力和国际机器，利用警察和城管将其一一驱逐，下手粗暴、狠毒、无情，令几十万低端人口在寒冬中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是一场无情地清洗低端收入人口的阶级灭绝行动。
中共依靠低端人口夺取了政权，进了北京，享受到了荣华富贵；现在又把低端人口驱逐出京，全然不顾人民疾苦，彻底撕去了其为贫苦劳动大众谋幸福的虚假面具，这是对劳苦大众赤裸裸的背叛。将底层人民，弱势群体定义为低端人口，人为地制造社会撕裂，更是人格侮辱。通过群体隔离、限制流动，剥夺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劳动和生存的空间，这种粗暴的驱赶行为，犹如纳粹驱赶犹太人，是非人道的、践踏人权的黑社会行为。蔡奇以这样一个黑社会老大的作派，以一个类似纳粹党卫军的残忍无情，晋升为政治局常委，这一事件成为国家层面政府黑社会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习近平近臣李强在上海“清零”过程中，置市民于生死边缘，在封城中将黑社会的手法使用得淋漓至尽。闵行区、浦东区、嘉定区频频传出跳楼事件。小提琴家陈顺平患急性胰腺炎，由于医院拒诊而跳楼自杀身亡。闵行区红旗三村碧江路402巷患有癌症的老人因居委会不让他外出取药而跳楼；浦东区康桥镇有一位14岁的小姑娘确诊后，因被歧视而跳楼身亡；浦东市民董先生的父亲是尿毒症患者，医院拒绝对来自封控小区的病人给予透析，求助无门，只好在家等死；闵行区古美街道大量市民由于作核酸而被已经感染了病毒的医务人员感染，而成为密接和次密接，从而成为政府黑社会化操作的牺牲品。
上海清零封控缺乏科学性，在盲目中造成极度的混乱，乃至民怨沸腾。搞什么“人海战术”，“人人过关”，人为制造携带病毒者和健康人群之间更多更密切的接触机会，人为扩散疫情；上海清零具有“创意”地提出“网络化筛查”，把各区再度切分为小块，分块封城，百姓称“全封闭九宫格”，令人窒息；上海还提出分阶段封控，实质就是把无意结束的前一阶段封控用所谓后一阶段封控来延续，“坚持清零不动摇”，将第一阶段的封控延续至第二阶段，乃至延续到第三段阶段、第四段阶段。“清零”停止公交，限行车辆，严禁出户，不仅剥夺公民正常的生活空间、医疗空间、乃至生存空间，而且对依赖于消费和商品流动性的企业以及服务性行业造成严重打击性，不惜以经济下行和市场萎缩为代价，以粗暴的政治管控，演习着对全社会的恐怖统治。
上海清零是一场控制全民行动的政府操练，用黄码即可轻易地将人们控制在指定区域，画地为牢，它更像是战时的社会控制操练，全然忽视沸腾的民怨。
赵乐际与习近平两人的父辈有着上下级的密切关系，习上台后，按照中共的政治生态逻辑，原属江泽民门下的赵乐际改换门庭，卖身投靠了习近平。赵乐际主政的青海是劳改和监狱大省，他深度参与了活摘器官的罪恶，他是青海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第一负责人，他深陷秦岭龙脉别墅案和千亿矿权案，难辞其咎。赵乐际的部下和副手都因贪赃枉法而被绳之以法，唯有他逍遥法外，他难逃枉法之嫌。
公民“被精神病”是权力黑化的主要劣迹之一。“被精神病”特指权力部门，也就是政府部门，将无精神疾病者，或无需送往精神病院的人，强行送往精神病院，以此打击持不同政见者，打击异议人士，打击上访公民，打击维权人士。这是政府犯罪行为，司法为权力驱使，成为迫害公民的工具。
董瑶琼直言对中共专制的不满，批评中共暴政，揭露中共对民众实行脑控，并向习近平头像泼墨。董以“政治犯”身份被关进精神病院，受尽精神折磨。出院后，神情呆滞，沉默寡言，判若两人，身心受到巨大摧残。此案乃上海沪警所为，显然沪警已经黑化。
南京人权捍卫者丁燕因发表公开信批评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批评上海的防疫方式，“把我们打回到旧社会”，“伤害人民”，结果被南京警方送入六合怡宁精神病院后失联。可见宁警也黑化了。
因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数据，湖南湘西教师李田田被地方政府送往精神病院，微信公众号被封号删除。湘西政府黑了。
湖北访民李小燕因上访被关押到房县精神病院。湖北房县政府黑了。
因到王府井散发政治传单被关入山东临沂第四神经病院的丰晓燕，在院期间精神受到极大摧残，出院后，说话大舌头，行动僵硬，头脑发木，思维木讷。山东临沂政府黑了。
四川成都工程师朱爽因与当地警察发生语言冲突，由此而被精神病，关了四十天。在精神病院他受到电刑、注射不明液体、性虐待、激素药物迫害、殴打，留下了怕光怕响声的后遗症。朱爽当时的妻子被警察胁迫打胎和离婚。此案反映出成都黑社会渗入警察系统，抑或成都警察系统黑化了。
公民被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是政府黑化的重大劣迹。学运领袖，人权捍卫者，族群利益捍卫者，上访人员，维权律师，报导真实疫情的记者等等被一一戴上“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而被抓捕入狱。他们/她们被失踪、被拘留、被酷刑和被无罪监禁。
1989年，中共发布六四通缉令，缉捕21位学生领袖，王丹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共6年；
1989年，李贵仁案，因在西安地区组织游行示威，撰写批判文章，而被判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期5年；
2001年，李秦华案，因浏览、下载和征集有关六四屠杀的照片和文章而被判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2002年，王炳章案，在越南广宁省遭大陆国安绑架，因间谍罪和领导恐怖组织罪被判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