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极权与威权是两个有着本质区别的不同概念，近年来却被许多人混为一谈，特别是不少人(包括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政界人士甚至许多民主宪政人士)把中国大陆和北朝鲜这种典型的共产极权统治体制也称之为威权统治体制。
殊不知极权体制和威权体制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两种统治模式都是由一个政治强人和他的政党在它所统治的地区实施的一人、一党的独裁专制的统治模式，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威权体制虽然也是由一个政治强人和在他所领导的、在他所统治的地区占绝对优势的政党所实施的独载、专制统治体制。但在这个体制之下，还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民主宪政的基本构架，诸如：表面公正的宪法、议会、法院，和某种程度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和独立的新闻媒体，也有貌似公平的选举（实际上是由某政治强人及其政党幕后全盘操控的选举）来选举民意代表和各级直至最高领导人。
这些宪法、议会、法院、反对党和独立新闻媒体和选举，尽管遭受该政治强人和他的政党的打压，忽视，使这些机构无法正常履行其职能。但它们对该政治强人及其政党所实施的独裁专制政策，还能起到某种程度的制约，尽管很难产生较大实际作用，但至少使该政治强人及其政党在为所欲为时，还多少有所顾忌，还有点它们不敢轻易逾越的底线，这就为威权体制今后在国内和国际适当的条件之下，逐渐演进成民主宪政体制留下了一线空间和希望，特别是当这个威权体制的政治强人的人性尚未完全泯灭时，这种可能性更大。
以政治强人为首的威权体制尽管也试图以这位政治强人及其政党的思想、言行统一全国民众的思想、言行但它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位政治强人及其政党和威权政权并未完全掌控它统治下的每一位成员的全部个人生存资源。在威权体制下的民众，大都保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居所和迁徙自由，也就是说在威权体制之下，民众的生存权利和生存资源并没有完全被被该政治强人及其政党和政府所掌控。
因而在威政体制之下，民众仍保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尽管威权体制为了鞏固其威权统治而时常以某种借口对其治下的某个人、某些人的这些权利加以限制，甚至加以剝夺；但威权体制通常都不会、也不能在所有的时间内，把它治下的所有人的宪法赋与他们的全部基本权利和生存资源全部都加以剥夺。
而极权体制则不同，它是以某种主观癔想出来的冠冕堂皇的主义或思想为宗旨建立起来的政党建立的个人（（治强人）、一党的专制、集权、独裁统治体制。这个体制为蒙骗国内外民众，尽管也设有民意代表机构(尽管名称各下相同，但表面上都相当于民主国家的议会)、法院、监察机构。执政党之外的所谓党派，也有宪法，也有电视、广播、报纸等新闻媒体……，但在极权体制之下，这一切均徒具虛名，形同虚设，并且完全被极权统治的政治强人及其政党和政权所掌控。不能对极权体制的政治强人及其政党的一切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起到任何监督、制约作用。
在极权体制之下，所有的这些机构全部都是由这个政治强人通过他的政党所掌控，全部都是这个政治强人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推行其所崇奉的某种主义的工具。尽管这个政治强人有时实际上并不真正相信他所崇奉的这些东西，这也不妨碍他利用这些东西来剝夺他治下的民众的权利，并驱使民众牺牲自己的一切权益甚至生命，去实现这位政治强人的个人野心。
极权体制除了以上这些与威权体制不同的特征之外，其与威权体制另一重大区别在于：极权体制及其政治强人剝夺了它治下的民众赖以生存的一切生存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使其治下的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沦为没有自己的人格、尊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自由的、这个政治强人及其极权体制的附庸和奴隶。
在极权体制之下的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全被该极权体制的政治强人、政党和政府所掌控，在极权体制下的每一个人，其生存状态的的好坏、甚至能不能继续生存下去，都完全取决于他这个人对极权体制及其政治强人的顺从程度。
极权体制所具备的这些特征。是极权体制及其政治强人完全丧失自我纠错能力的根本原因，也是极权体制实现社会进步最，走向民主宪政最大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而威权体制并未掌控民众的一切生存资源，民众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尽管有时受到某种侵犯)，由于民众拥有通常不会被无理剝夺的私有财产，所以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生存资源基本上不仰赖于政治强人和威权政府，因而民众并没有完全被沦为政治强人及其威政体制的附庸。所以在政治强人的威权体制之下，由于民众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拥有自已的居所和拥有迁徙自由(即拥有自己生存空间)。因而民众拥有一定程度思想言论的自由，以及拥有宪法所赋与民众的种种权利，尽管民众的这些权利经常被政治强人及其威权政权以种种借口加以浸蚀、剝夺，但在威权体制的统治之下，民众的这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力基本上不会被剝夺殆尽。威权体制的这些与极权体制不同的特征，为威权体制的社会进步和逐步走向民主宪政提供了可能。
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陆、金氏子孫三代统治下的北朝鲜和波尔布特时代的柬埔寨都是典型的共产极权体制，他们均以马克思癔想出来的、具有极大诱惑力和欺骗性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其指导思想，剝夺并掌控了它们统治下的民众的一切私有财产和生存资源，使全体民众都成为它们的附庸，成为政治强人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的工具和炮灰。
极权体制及其政治强人为实现其通过共产革命赤化全球的个人野心，不惜践踏人类的良知、道德、传统和法律；不惜通过镇压、屠杀、制造饥荒、谎言欺骗、洗脑灌蝓、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掌控每个人的一切生存资源……等惨无人道的方式以震慑民众，使民众沦为没有人格尊严、没有独立思想、没有言论和行动自由、不敢反抗、不敢发声的极权体制和政治强人的驯服的奴隶和工具(阅读一下毛时代中国大陆、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金日成祖孫三代统治下的北朝鲜和波尔布特时代柬埔寨的真买历史便可明白这些)。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现在在的中国大陆所实施的统治，仍然是一种新形式的共产极权体制，笔者将其命名为“半市场化权贵共产极权体制”，因为这个体制除了具备共产极权体制的一切特征之外，也有其独特之处。
自四十多年前中共为挽救其因毛泽东倡导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经济和政权所而临的濒临崩溃的危险局面，不得已而在经济领域引进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因素，以“政革开放”的名义准许私人工商业的存在，并在农村实行了所謂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分田到户）这使中共当局不得不暂时放松了对民众生存资源的全面掌控，民众开始有了多少不等的私人财产，许多人也有了自己的居所，民众的户口迁移虽仍受到中共当局的严格限制和管控，但人口的迁徙、流动也较前自由了许多。
中共的“改革开放”不仅挽救了中共在中国大陆濒临崩溃的共产极权体制，而且隨着对外交往的日益密切，促使已部份掌控了自己的生存资源的大陆知识阶层的觉醒，基本摆脱了多年的贫困、飢饉困扰的中国大陆民众(主要是知识份子和学生)开始在政治上提出了自已的要求。
知识阶层的觉醒；对“改革开放”后造成的贪腐横行、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社会道德沦丧……等社会现实的不满；再加上在前苏联和东欧政治经济政革浪潮的激励之下，终于在1989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学生运动”。这次声势浩大的学生、市民的和平示威运动，使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顽固派，面临末日来临的恐俱，因而不惜派出数十万军警对游行示威的学生、市民进行疯狂的镇压、屠杀，造成近万名学生市民的死伤。
中共当局并没有从正面吸取“六四运动”经验教训，切实进行真正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以从根本上克服只进行部份经济改革而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造成的诸多不可克服的社会弊端。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顽固保守派，反而认为“六四运动”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共在引进一定的市场经济因素时。放松了对大陆民众特别是对知识份子和学生思想言论的管控；放松了对新闻媒体、文化艺术的管控；放松了对大陆民众甚本生存资源的管控所造成的。
因而在“六四运动”之后，从江泽民时代起，便开始重回加强对大陆民众思想言论、新闻媒体、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管控；同时也不断加强对大陆民众基本生存资源的管控。
经过胡锦涛时代，直到现在的习近平时代，中共对大陆民众各方面的管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到毛泽东时代，而在应用高科技手段管控民众方面。其在管控范围和管控的严密程度上，都已远远超过毛泽东时代。
现在从表面上看，中国大陆民众似乎都有了自己不同程度的个人财产，有的甚至还有数以亿计的个人财产；许多人都有了自己的居所，尽管有的是自己私有、有的是租用；许多情况之下，人们也可以在国内旅行迁徙(但户口不能隨人迁徙)，甚至到国外旅行，这看起来大陆民众似乎已经掌握了自己的生存资源。
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其当局隨时都可以把民众手中的生存资源加以剝夺，你的财产，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隨时都可以以偷税、扫黑、扫黄、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等罪名，甚至是任意捏造的罪名而加以剝夺，郑州的曹天、河南的孫大武、王健林、马云、许家印、吳小晖……等著名大款和无数中小企业主均被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以任意罗织的罪名搞得顷家荡产、负债累累，有的家破人亡、有的避居国外、有的坐牢；对你的豪宅、普通居所、租居场所中共隨时可以以种种“罪名”加以没收、拆迁或威胁房东不敢把房屋租给你，使你居无所居，被迫返回原籍；以习为首的中共当局还隨时可以以任何借口（最典型的就是以“新冠疫情”为借口）并以人脸识别、摄像头、手机定位系统、健康码、行程码……等高科技手段，非法剝夺或限制你的行动自由。所以直到现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依然牢牢地掌控了中国大陆每一个人的基本生存资原。
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内的大屏幕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军队讲话。（2022年10月8日）
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仍然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些反文明、反人性的极端主义思想为其崇旨；它的各级人大委员会、政协、法院、检察院……等机构仍然形同虚设，都沦为贯彻习迎平个人和中共意志的工具；它的军队、武警公安、国安、国保……等强力部门仍然是习近平个人对付党内外异己，和镇压民众反抗的私人工具；所谓的九个“民主党派”实际上不过是挂着XX党招牌的中共的一个党支部，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现在都是靠中共出钱、出人才得以继续存在和运转的，他们除了充当习近平和中共向国内外展示的“民主厨窗”里的花瓶之外，就是不遗余力地为习近平及中共涂脂珠粉、掩饰罪恶；他们仍然垄断所有的新闻媒体、电视广播、电影、文艺书刊、报纸……，并利用这些工具来掩盖中共的罪恶，对习近平和中共进行吹捧、歪曲掩盖历史和现实真像、向民众灌输共产极权教条对民众进行洗脑。
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仍掌控了这个国家的一切权力，它的宪法、法律仍然是是它可以任意修改和解释的一纸空文，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个人权力隨时都可能被中共以任何借口加以剝夺。从这些方面看，现在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体制，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共产极权体制，它具备极权体制的一切特征。
台湾的蒋经国时代（特别是这个时代的后期）、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时代和当今俄罗斯的普京时代所施行的都是典型的威权统治，这几个时代的统治体制都具备本文前述的威权统治体制的一切基本特征，所以威权统治体制的台湾和韩国都先后和平转变为现代的民主政体。而俄罗斯转向民主宪政体制也是迟早的事。
当今国内外不少人混淆极权体制与威权体制的区别，这主要是这两种体制都是由一个政治强人和一党独裁专制，但是，许多人并没有看到这两种体制的独裁专制的程度和这两种体制所造或的灾难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别。威权体制的独载专制还是受到它内部某种种度的制约，所以它造成的灾难是有限的。两蒋时代国民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对中共地下党的镇压、对岛内自由派的镇压造成的死伤每次仅数以百计、数以十计；每次关押的人员也仅是数以百计数以十计。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时代对民众学生游行示威活动的镇压造成的损害也和台湾的两蒋时代差不多。然而在这两个威权统治为稳定社会环境造成这些损害的同时，分别都为台湾和韩国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进步，最后都先后演进为民主宪政体制。
而共产极权体制的独裁专制其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这种体制剝夺了它治下的民众的一切个人权利。这种共产极权体制在前苏联斯大林时代，造成了三四千万入死于镇压和飢荒；共产极权体制在中国大陆造成了至少八千多万人死于镇压和饥荒；；产极权体制在柬埔寨造成该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屠杀和飢荒；共产极权体制在北朝鲜造成数百万人死于镇压和飢荒。而且造成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社会倒退的恶果。
许多人（包括台湾民进党內不少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实行独栽专制的统治，它们没有什么区别；许多韩国人认为，北朝鲜的金氏共产极权统治和朴正熙、全斗煥都是独裁专制统治，没有什么差别。实际上这两类统治的独裁专制统不仅在独裁专制的程度和造成的恶劣后果上存在巨大的差别，还有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对于威权统治而言，独裁专制仅仅是它稳固统治、稳定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过程中采用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而对于共产极权统治而言，独裁专制不仅是它的手段也是它最终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