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湘辰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中国政府本周宣布将放弃严厉的新冠病毒政策后，许多中国人对那些勇敢反对惩罚性限制措施的抗议者表达了感激之情。经历了漫长的三年，全中国的民众都可以努力恢复正常生活了。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人们纷纷转发“谢谢年轻人”这样一句评论。有人贴出《时代》杂志最新一期伊朗女性荣获“年度英雄”的封面，将中国的抗议者与她们相提并论：“向伊朗勇敢的女性致敬。向勇敢的年轻人致敬。”
但许多上个月参加抗议的人觉得还没有到庆祝的时候，因为他们想更进一步：希望政府承认“清零”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仍有满腔的愤怒、沮丧和悲伤。政治行动主义赋予他们新的力量，他们希望继续为自己的权利而战，并追究政府的责任。
他们很高兴看到中国公众正在从长期的检测、隔离和封锁中摆脱出来，这些措施已经成为了大家生活中的一部分。然而，令他们愤怒的是，政府没有为失误道歉，而且可能永远也不会道歉——这一失误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死亡和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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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仍然受制于一个人的意志，即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们担心，中国在放宽限制方面缺乏适当的准备，将使公众再次遭受治理不善的后果。
曾在上海参加抗议活动的记者米兰达说，她从三年的“清零”中获取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一个国家走错路线会导致死亡。“这个牺牲着实太大了，”她说。
另一名抗议者董同学是东部城市南京的一名大学生，他回忆起那位试图向中国发出新冠病毒警告的医生，后来这位医生于2020年被噤声。他后来死于新冠病毒。
“李文亮不会回来，”她说。“因为过度防疫政策失去生命的人不会回来，被践踏，受屈辱的尊严不会回来。我们作为大学生，失去三年多正常大学生活再也回不来了。”
她称自己和参加抗议活动的同伴都是“被时代选中的人”。她说：“我一定会长期战斗下去。”
政府做出了解除限制的决定，早于大多数人的预期，很难判断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由11月的抗议活动促成的。这次抗议活动是自1989年民主示威以来最具政治性和最广泛的一次。经济已经低迷了一段时间。地方当局和民众之间发生过多次冲突。
但对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和一部分没有参加示威的人来说，中国政府采取行动的原因都是显而易见的：抗议活动在压抑的黑暗中打开了一道裂缝，带进了光明和希望。
“因为这些抗议者，我现在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在南方城市深圳当了三十多年高中教师的泰特说。北京的法学家叶青在Twitter上写到11月27日上海的抗议活动时说：“这是人民重启这个国家的第一秒钟，时间也许真的开始了。”
与我交谈过的抗议者都很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的角色和未来。
但他们现在更有动力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意识到，因为不能投票，政府可以自由地实施更多类似“清零”的政策，如同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一代遭受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
他们明白，自己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专制政府和数十年来中国最铁腕的领导人。他们近来的抗议活动当然不会影响到北京的权力架构。
但他们打破了不可挑战的神话。几位中国学者告诉我，一夜之间，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抗议者——都意识到习近平并非上帝，他对权力的掌控也并非牢不可破。
我几乎每天都与抗议者交流，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一个人不应该有那么大权力。”
其中三名抗议者被警方拘留了24小时，还有一人被叫去问话。与我交谈过的第五名抗议者被辅导员多次骚扰，后者甚至还打电话给她的父母。其他抗议者都选择低调行事。
他们均表示，今后还是会毫不犹豫地走上街头，或是选择其他抗议形式，比如利用iPhone的隔空投送功能向地铁乘客分享抗议口号，或在公共厕所涂鸦。
我采访的所有人为了安全，都要求我仅使用他们的名、姓、昵称或英文名。
一名被拘捕的抗议者说，她被抽血和虹膜扫描，手机也被没收。她还被要求脱光所有衣服进行体腔检查。这次经历让她十分害怕。尽管如此，她还是在我的中文播客上将她的经历分享出来，好让其他人知道后果是什么样的。
她说自己以前没有参与过政治。但因为发布或转发关于悲惨社会事件的内容（其中许多都涉及女性议题），导致她被微博平台八次删除账号，之后她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她说，大家抗议的原因各有不同。她要的是言论自由；另一些人呼吁废除审查制度，看他们想看的电影。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希望建立一个新式政府。
这些抗议者点燃的运动未来能否存续取决于两点：他们的组织水平，以及公众的支持。
他们赢得了一些中年群体的支持，这些人也经历了自己的政治觉醒。其中一些人向我表达了他们对抗议者的感激之情。
抗议者都清楚，与一个拥有人类历史上技术最先进的宣传机器的政府对抗，基本不可能有胜算。
那位叫米兰达的记者说，她打算与朋友进行更多对话，努力赢得他们的支持。她说，等到下一次抗议者再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会有更多人站在他们这边。
上月的一个晚上，南京学生阿彤（音）独自在外张贴手写的抗议标语，他无法信任任何人，不敢邀请其他人一起，而且两人行动会更加引人注目。现在，他成为了所在大学一个加密聊天群里80名学生的一员，他们自称“叛逆者”，正在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
他指出，在最近几次大学集会中，学生们都通过与校方谈判成功改变了新冠政策。他说，这在几周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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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问了这些示威者，如果这种低调的抵抗失败了怎么办？如果几年后一切还没有改变怎么办？
大多数抗议者表示，他们做好了坚持到底的准备。刚从大学毕业的夏某说，近年来政府打压像她这样的L.G.B.T.Q.群体的权利，她都看在眼里。她觉得自己必须反击。
“可能五到十年，甚至十几年，”她说。“很多人说有生之年能看到发生改变的话就已经很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