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爱思想
一、烂尾楼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社会上对烂尾楼问题议论比较多，我谈一些个人在吉林长白山观察到的情况及体会。
我现在住的地方，在长白山北麓二道白河小镇，前些年，在这个小镇旁边建了一个很有气派的“长白水镇”。这个项目由外地房地产企业投资60%，当地企业投资40%，是一个混合投资的项目。
7月14日，我对其做了实地勘察。看到的是一座又一座的烂尾楼，一个半截子工程停在那里，据说有5万多平方米。
另外，有些楼虽然主体已经完工，但没有内装、没有售出，成了无人居住的“闲置楼”，同样也有5万多平方米。
这两项加起来接近11万平方米。目前，“长白水镇”杂草丛生，十分萧条。据说，现在只有三户人家住进。其中一户是做佛事的王女士，我曾经去现场看，那里门窗紧闭。
现在的“烂尾楼”现象，真是令人心酸！针对这个问题，当地政府，即长白山管理委员会一直在想方设法招商引资（因为目前相关企业资金链断裂），试图通过引进新投资者来盘活这片烂尾楼，解脱这个困境。但是，时到今日没有效果。
这个问题，我在7月14日个人微信朋友圈里用9张照片和文字已做了纪实。对此，有朋友留言写道：“这是一个全国普遍性的问题。”
既然是“一个全国普遍性的问题”，我今天提出来，建议大家深入研究一下烂尾楼问题，由此作为切入点深入研究投资和消费问题。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了一篇题为《2022年全国烂尾楼研究报告》的文章，当时没来得及细看，前几天为了准备发言，我再一看，文章在网上未能找到。大家可以找到这个原始资料，系统看看。
我个人只是“一孔之见”。我想，烂尾楼的现实是掩不掉的，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
今天早上，我看到网上有人转发文章称，全国超100个烂尾楼盘的业主发出停贷告知书，表明现在停贷问题在烂尾楼问题上表现得比较集中。
烂尾楼问题涉及整个中国经济多方面的深层问题。比如：（1）与城建部门和资源部门相关的房地产业发展问题、土地问题；（2）牵涉银行的金融政策，特别是信贷政策的问题；（3）涉及居民消费预期以及跟消费相关的收入分配问题；（4）涉及整个社会稳定和人们心理预期问题，等等。
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专门召开一个关于解决烂尾楼问题的专题会议，来化解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二、消费率问题
有专家提到了消费的问题，认为当前总的消费情况不佳，我同意这个判断。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表面看只是一个消费的问题，但实际深入摸下去涉及的方面很多，我在这里只谈基本理念上的问题。
我国这些年虽然提出了跟消费相关的各种比率和指标，但是我认为没有抓住“核心指标”。
关于消费应该瞄准的点位问题，我在《学术界》杂志2022年第4期发表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强调要分清“四率”扩大消费。因为，当前社会上与消费相关的认识，还处在一个比较混沌的状况。其中有“四个率”，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关注。
“四率”中，第一个“率”，为“社会消费品增长率”。现在报纸、杂志、电视上讲的就是这个，简称“社消零增长率”。这个指标不全面，因为中国现在居民的消费，不光是消费“品”，还有“服务”消费，而且据我看到的数据，服务消费大体上能占到中国居民消费的45%左右。现在的“社会消费品增长率”这个“品”字，是一个老的、片面的概念，不能全面反映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的实际状况，我觉得有缺陷。第二个“率”，叫“消费增长率”。把“品”和“服务”都纳进来了，的确有很大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它反映的只是消费的增长情况，未能反映居民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实际比重。第三个“率”，叫“消费贡献率”，指“消费对于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是GDP增长的思维。总之，这三个“率”各有内涵，也值得重视。但是，我认为，就跟“打靶”一样，没打到“十环”上。因此，我建议关注第四个“率”——“消费率”，特别是其中的“居民消费率”。“消费率”就是消费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
2021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为55.5%左右，但这是“总消费率”，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两部分构成。我认为，既然要研究精准化消费问题，就应该瞄准“居民消费率”，但我未见到官方统计的居民消费率数据。从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中看到，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是38.12%。在世界银行列的所有代表性国家里，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水平倒数第一。
根据我的研究，中国“政府消费率”里还有用于居民消费的部分，比如政府所提供的与居民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保、托儿等，我把它做了“剥离”，从“政府消费率”15%里扣除7%，加到世界银行所公布的38.12%之上，我国居民消费率大约为45%多一点，但在世界银行所列的所有代表性国家里，2021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水平依然是最低的。
因此，我提醒大家关注“居民消费率”指标及其变化。我建议，政府方面要讲“居民消费率”，这是与民生相关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指标。
三、绿码“加码控制”问题
中央提出，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别强调“疫情要防住，经济要保住，发展要安全”。但现实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防疫“加码控制”现象。
前一阶段，群众普遍反映行程码的“星号”问题，诉说“加码控制”所遇到的种种麻烦。现在，有关方面顺从民意，撤销了行程码中的“星号”，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群众有一种因政府“求是作风”而带来“小解放”的感觉。但是，现在的情况表明，撤“星号”后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从防疫的角度来说，看“绿码”是应该的，但现在存在“绿码加码”或称“加码越界”的倾向。比如，有储户去河南村镇银行取钱，无端被赋予“红码”，导致储户寸步难行，这种加码就大大“越界”了。
据我了解，现在人们担心，“越界控制”会不会外溢为一种社会控制的新机制？“加码控制”会不会使“权力任性”不适当地膨胀？我们要解除老百姓心中的这个“疙瘩”。这个问题涉及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建议有关部门要像“撤销星号”一样，来规范健康码的使用，以保障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