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宋晓星转自https://lyz.com/chain-woman/

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已经发酵一个多月，在网络上累积逾百亿次点击阅读量，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受关注的非官方主导事件。在朋友之间和网上，大家讨论热烈，观察角度都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却讲不透问题的实质，也找不到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拐卖妇女大量存在，根源在于国人的主流思想，是民族信仰出了问题。
一 事件简介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几代人，本来严格限制生育，近一两年来却发现新增人口太少，不足以支撑经济发展，于是政策急转弯，开始大张旗鼓促进生育。2021年下半年，政府相关部门在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欢口镇董集村发现一位“英雄父亲”董志民，有八个孩子，于是组织一批“正能量”网络博主配合，宣传他“父爱如山”的事迹与精神。
2022年1月27日晚，抖音上一位名叫“徐州一修哥”的人发布在董志民住所拍摄到的视频。片中董给孩子穿衣、吃饭，他的妻子却被铁链栓住脖子，呆立在小院子里的一个破屋中。当时气温接近冰点，她衣着破烂，牙齿零落，食物看似狗粮。之后此影像被默默转发，不久后流传量爆炸。丰县“铁链女”事件就此形成。

图1. 董志民，网红“英雄父亲”，身上挂了几个麦克风，以及他的妻子“铁链女”
社会反响
铁链女的影像直击人心，渗透着社会的邪恶与丑陋，让人不忍直视，良心受到鞭挞。她被董志民买来后，一直铁链栓头，被当作性奴和生育机器，早已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事件爆发后，原本被社会忽视的大量类似事件也集中出现在网络上。人们发现恶性人口拐卖，内含暴力劫持、拘禁、强奸、奴役、虐待、直至人为致死等情节，在大陆长期广泛存在。据1989年出版的纪实报告文学《古老的罪恶》中的不完全统计，仅徐州六县平均每天就有40多名妇女被拐卖，有的村三分之二的媳妇是买来的。1980年代是建国之后最开明开放的时期，信息较为透明。1989年64事件之后，这样诚实全面的报道再难找到。苏北地区并非特别，山东、安徽、湖北、陕西、山西、广西、贵州、四川、河南、河北等省也居留着大量被拐卖妇女。她们来自全国各地，包括中国最发达和安全的上海和北京等地，从未成年女孩到中年人妻，从农家女到女大学生、硕士、博士、留学归国人员、大学女老师等。可以说，没有任何女生是安全的。

图2. 网友们提及的几个被劫持、拐卖、失踪、拘禁、奴役的女生，有多年前被拐的、有近几天失踪的。有当年稀有的女大学生、留学归国女生，也有未成年小女孩。
让普通人觉得更可怕的是，各级政府漠视、包庇、甚至协助拐卖人口的行为。比如丰县铁链女被拘禁几十年，在当地人人皆知，甚至施暴者主动上媒体，司法系统却完全不作为。不但基层政府如此，县市省和国家级政府也类似。在此事件成为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大新闻后，县市省连出5份调查报告，都明显自相矛盾，连最基本的受害人姓名调查都漏洞百出、不能服众。而国家级公检法依然对事件暴露出的官员疑似渎职、犯罪行为没有任何动作。但对于探究真相的热心群众和记者，江苏省各级政府公然阻止、拘禁和殴打。对于网上串联、督促调查真相的网友，国家级安全机构约谈和威胁他们。围绕丰县铁链女事件的情况并非特例，政府对其他拐卖事件的处理方式也大同小异，否则这种现象不可能如此广泛存在。由政府控制的文宣也在为这种罪行洗白。比如长春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出品的主流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依照真实案例改编，却把男主角家非法买媳妇改编成善意解救，把强奸女主角的丈夫写成“喜欢上了姑娘”。电影的主旨竟然不是谴责犯罪、解救被拐卖妇女，而是鼓励她们接受悲惨的命运，安心呆在被拐卖地，把一生奉献给罪犯的家庭和所在的乡村，完全在美化拐卖妇女现象。

图3. 网友们对政府行为的各种怀疑与指控。他们没有完备的调查能力或调查权，所以上述所有指控未经证实。
铁链女事件让很多人警醒，尤其让很多女生和有女儿的家庭感到恐惧。近年来，大陆官方对世界与国内大力宣传 “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中国比美国更安全”等。在铁链女事件爆发前，一些拥有一官半职的同学和朋友们经常自豪地谈论这个话题，很多在国外的小留学生们也相信。但事件爆发后，这种声音迅速衰弱。更多的人顶着官方压力为铁链女喊怨，比如各大学校友们自发在网上串联，为铁链女发联名公开信。但人在国内的签名者陆续被安全机关“邀请喝茶”、明确威胁。可喜的是，支持铁链女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很多人还在继续为她的自由与尊严而努力。这些言行饱含正义感，这些人令人钦佩！

图4. 上图来自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下图显示世界人口买卖状况，其中红色代表当地是最严重的人口买卖来源国，数据来自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
二 怎样消灭拐卖妇女现象？
法律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发现问题的最终目的是解决问题。铁链女引爆民愤，获得网友最广泛支持的诉求是“调查真相、严格执法”。官方报告认为“铁链女”是来自云南的杨某侠、小名小花梅，但网民普遍不认同，而认为她是来自四川的李莹。当地人分别对亲临丰县的网友和日本媒体讲过，铁链女虽然精神不正常，但知道自己的姓名和身世，曾说过自己叫李莹、来自四川，本村与邻村的人都知道。也有身为精神科医生的网友说，绝大多数精神不正常的人记得自己的姓名与身世。网友们发现确有四川李莹在多年前失踪。如果铁链女来自云南，她不可能知道四川李莹的姓名与身世。网友猜测，官方掩盖铁链女真实身份，是因为现任高官和当地官员曾参与性侵她。为了保护官员们，司法部门利用假身份把证据链引开。网友们还认为，此案必然涉及大量官员知法犯法、营私舞弊，否则铁链女不可能持续、半公开地受害几十年。

图5. 网友们对官方调查结论的怀疑，目前还没有被官方证实。
毫无疑问，政府应该查出真相，严格执法。如果他们做到了，丰县铁链女的案情很容易大白于天下，她就可以与亲人团聚，罪犯们就可以被惩罚，正义就可以在此案中得到伸张。但到目前为止，政府还没有担起这些基本职责，铁链女还深陷魔窟。网友们是她背后最大的支持力量，所以网上呼吁很重要，所有人都应该尊重和帮助。
但是之后呢？仅丰县一地就有成千上万的被拐卖妇女，苏北的众多县市与丰县类似。在江苏之外，全国各省都有被拐卖妇女，江苏还算文明程度较高的省份。在更落后地区，情况可能类似或更坏。假设明天国家最高层出面，下令采用类似建国初期北京市清除卖淫嫖娼那样的霹雳手段，或采用慈禧太后督办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那样的高压方式，解救出铁链女和丰县所有被拐卖妇女，并把所有侵害妇女的罪犯和包庇他们的干部都抓起来，那无疑将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全网和全国都会欢呼，但我还会继续悲观。因为这样做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可以解决一个地方或一时的问题，但无力根本解决全国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拐卖妇女问题。

图6. 2022年3月5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总理做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铁链女，但提到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也算对铁链女事件的回应。过去很多年政府一再重复要“严打拐卖妇女行为”，但问题从未解决，也没有实质性好转。
还有人看得深一步，认为不但需要调查真相、严格执法，还需要修改现行法律，才能威慑拐卖妇女的罪犯。体制内法律专家和国内一般知识界人谈到，现行法律不合理，对人口拐卖的惩罚力度太轻，才造成铁链女现象泛滥。比如网红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讲到，购买一只被保护的鹦鹉，最高刑期5年，而购买1到12个女人，最高刑期只有3年。可见在现行法律里，女人的自由与尊严是多么廉价。这一派认为，惩罚加重了，人贩子就会缩手。

图7. 现行法律不合理。背后主要原因是所谓“法不责众”，政府怕打击手段加重后，社会反弹，威胁政权。
试图用“严刑峻法”解决拐卖妇女问题，现实困难是敌对面太大。任何政府都难以不打折扣地推行，所以就赚足吆喝，但不真出力。社会民怨民愤太大时，领导层出面说些狠话，重判几个典型，再大力宣传，名曰“严打”。运动式严打让老百姓消气，但必然虎头蛇尾。拐卖妇女现象在严打期间进入低潮，严打过后又重新活跃，因为严打不能改变男女人口严重不平衡的事实。根据2020年版人口统计，在婚恋活跃期年龄段15-44岁，大陆男性人口2.9亿，女性2.66亿，男比女多2千3百万人。全国城镇与乡村人口比例大约是65%：35%。按此推算，农村婚恋活跃期男性人口大约1亿。城乡差别大，城镇比乡村条件好。如果城镇里缺乏女性，农村女性会自动填补。在大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甚至女比男多，出现大量“剩女”。她们即使在城市里找不到配偶，而不会到农村婚配。这就造成2千3百万婚配年纪女性缺额几乎100%，甚至超过100%，都由1亿农村婚恋年龄男性承受，缺额比例惊人。

图8. 原始数据，2020年按年龄与性别分类的人口数。

图9. 天然的婴儿男女比例大约是105:100。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婴儿男女比例严重失衡，造成到了婚恋年龄后，女性缺额巨大，男光棍众多。
那么多人找不到配偶，堪比很多人饿肚子，对社会产生巨大的潜在威胁。在《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一书中，美国社会学家赫德森与邓波尔回顾中国历史上性别失衡的恶果，认为从1853年到1868年，施虐晚清19年的“捻乱”，也称“捻军起义”，一个关键起因就是光棍太多。捻乱就发生在徐州一带。苏北在那时就盛行溺死女婴和富人纳妾，造成大量底层男性找不到配偶。众所周知，再上溯一千六百年，秦朝实行严刑峻法，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陈胜吴广也在徐州附近起兵。丰县就是汉高祖刘邦故里，自古民风彪悍，匪患不断。在这种地区和形势下推行严刑峻法，可能点燃火药桶，任何当政者都不得不瞻前顾后。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来政府一直高喊“严打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却不见实质进展的原因。
改变政治制度也无济于事
民间恶习如此黑厚，连政府都忌惮，于是一些人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当时毛主导的中央说一不二，任何政策都能贯彻执行，无论多少人反对。比如一声令下，全国的土地都充公，延续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顷刻终结。今天买卖妇女的农民肯定没有当年地主的政治能量大。如果毛时代的制度能够干净利落地推翻私有制，也一定能够干净利落地禁止买卖妇女。另外，在毛时代没人抱怨拐卖妇女问题。当时的口号是“妇女撑得起半边天”，妇女地位看似高。于是有人要求回归毛时代的制度。
那时的政府确实有力量推行严刑峻法，即使违逆底层大众的广泛诉求。比如1959-1961三年大饥荒时，为了保持城市的秩序与形象，民兵持枪把守道路，不允许饥民出村乞讨。广大农民即使活活饿死，也无力撼动中央的决心。那时的农民非常穷，没有人会花很多钱买媳妇。女饥民们如果遇到有人愿意养活自己，经常会感谢对方、自愿跟他过日子，不会抱怨他“买自己”。比如在著名电影《牧马人》里，女主角就是饥民，遇到男人后主动讲，“谁给我一口饭吃，我就愿意嫁给谁”。这类情况在毛时代很平常，不仅在三年大饥荒时，其他时期也有。所以，之所以拐卖妇女在当年没有成为社会问题，根本原因是大家都吃不饱肚子。当时的农民之所以那么服帖，是因为他们被严格的户口等制度捆绑在土地上，地位极低，政治力量极少，类似于中世纪欧洲或18世纪俄罗斯的农奴。在今天，如果我们为了解决拐卖妇女问题而回归毛式制度、让大家重新饿肚子、把农民重新变成农奴，那是让民族从一个屎坑跳进另一个更深的粪坑，得不偿失。
一些知识界人士借铁链女事件批评共产党，提倡民主化。首先，规模化拐卖妇女现象并非共产党掌权后才出现，自古就有。比如张秀丽等人所著《民国北京婢女问题研究》记载，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首都北京就曾出现大量拐卖妇女的情况。那时在中国的城市与乡村活跃着一批先靠花言巧语、然后暴力劫持女生的人贩子，与现在类似。中国老百姓历来轻视女孩。生存压力大时，父母溺死新生儿、孩子生病后父母选择不予治疗、甚至父母贩卖孩子的情况，自古就主要发生在女婴和女孩身上。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里推行一胎化政策，确实造成父母有更大动力打掉女胎。但这不是男女比例失衡或拐卖妇女现象泛滥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
政治民主化可为中华民族带来很多好处，但对解决拐卖妇女问题没有直接帮助。在移风易俗方面，民主制度通常不如独裁制度有效。简单讲，独裁就是政府听从独裁者的想法，而民主就是政府听从老百姓的想法。如果老百姓的想法错了，在独裁制度下，独裁者可以利用政府权力强行改变老百姓。但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很难那样做。比如美国在1788年就施行以“人人平等”为原则的宪法了，但到1860年代奴隶制还存在，最后只得依靠非民主方式的内战才终止，之后又花了一百多年才逐步消除各项法律里的种族歧视。再比如中国历史上有男人纳妾的传统。在 1949年以后，大陆、台湾、和港澳都试图取缔这个陋习。其中大陆取缔得最彻底和最快速，就是共产党完全撇开民意，靠独断专行实现的。虽然台湾与港澳在当时也不是民主，但他们的政府更听从民意，所以他们社会里男人纳妾的陋习保持得更久。拐卖妇女现象在中国历史悠久。在现有的民情状态下不存在根本解决办法，但有相对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动用国家机器强力取缔。在这方面，独裁制度比民主制度更适合。
三 思想是根源
铁链女案发地是孔孟之乡
“铁链女”事件激起网上海量讨论，却都停留在法律与政治层面，找不到根本解决拐卖妇女问题的办法，因为问题的根源不在法律或政治范畴，而在国人的内心。苏北与周围的山东、安徽、河南、河北等，都是儒家传统深厚的地方。铁链女案发地离孔府只有120公里。那个地区里的很多人笃信孔孟之道，观念里孝最重要。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中的“后”专指儿子，因为只有儿子可以延续祖先的姓氏、家族的香火。如果没有儿子，无论有多少个女儿，在传统儒家思想里，家族都会“绝先祖祀”，当然是严重的不孝。这套儒家思想促使很多父母选择性打掉女胎，造成如图9所显示的男女人口严重不均衡，为拐卖妇女提供了社会土壤。
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拐卖妇女猖獗的地方都是穷乡僻壤，野蛮落后，其实不然。丰县隶属徐州。《徐州通志》记载，“先有徐州后有轩，唯有丰县不记年”，大意是在轩辕黄帝之前就有徐州，而丰县的历史更久远。徐州、丰县一带是华夏大地最早出现文明的地方之一，儒家文化积淀深厚。铁链女的丈夫董志民，祖上世代居于董集村，家族在当地根深叶茂，成员之间团结，势力很大。家族内部从来推崇儒家传统，比如他们的字辈顺序是 “宽厚存心，中正立志，诗书继世”，处处彰显儒家信念。董集村一直是各种“先进村”，相对富裕，敬老氛围浓厚，在全镇第一个建立敬老院，并且尊师重教，儿童入学率100﹪。在这种地方有人买卖妇女、而且事实上是公开的，并不是偷鸡摸狗式的被逼无奈，而是旁人默许、环境使然。

图10.左为傍晚时分的丰县，右为董家祭祖的场面。铁链女案发地并不贫穷荒凉。
儒家传统浓厚的省份名单，与拐卖妇女现象严重的省份名单高度重合，并非偶然。大家都知道，孔孟之乡的很多人至今还保持“女人不能上桌吃饭”等旧习。他们重男轻女，并非因为他们不读书、或没有道德观念，而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读了更多老祖宗的书，保持了更多古老的道德规范。他们认真严肃地相信儒家思想，所以认真严肃地重男轻女。这才是董志民的邻居们看到他家常年有一个被铁链栓头的女人而视之平常的根本原因，也是那个地区的人民大量打掉女胎的根本原因，也是他们几十年里大量买卖妇女的根本原因。
很多城市人谴责农村人按性别打胎，要求政府强行禁止。这些城里人没有看清自己其实也做了本质一样的事。个人自愿打胎、和政府主导打胎，在中国非常普遍。为了让国家快点富裕起来，政府硬性要求所有母亲都杀掉自己腹中未被批准的胎儿。很多城里人为避免生活水平下降、住房拥挤、妈妈变胖、或父母错过迁升机会等，主动选择打胎。他们用行动承认了“胎儿生命不如物质利益重要”。而农村人打掉女胎，是为了传宗接代。相比之下，农村人的原因比城里人和政府的原因还更重要一些。大家都杀死腹中婴儿，城里人凭什么限制农村人？政府和城里人支持为利益打胎在先，就失去了道德高地批评农村人为传宗接代打掉女胎。
当人为了利益而杀掉腹中胎儿时，利益就成了人的“目的”，胎儿生命就成了“手段”或“工具”。生命因此不再神圣，依据其对利益帮助的大小而有了“价码”。不同人对利益帮助不同，他们的生命价码也就有了高低上下之分。在广大农村，人们看重传宗接代，于是传宗接代就是目的，孩子就是工具、被物化。对于传宗接代，男孩的价值高于女孩，所有人们重男轻女，选择打掉更多女胎。于是造成男女人口不平衡，也就滋生了拐卖妇女的社会顽症。
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源
世界上很多信仰体系和文化都把人看成“工具”，物化生命，物化女性，重男轻女。不但儒家如此，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北美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化等，都不能免俗，虽然程度与理由各不相同。国人的主流思想是儒学与共产主义思想的混合体。其中儒家认为在君臣、父子、男女关系中的下等人应该为上等人牺牲生命。比如传承千年的《赵氏孤儿》歌颂作为臣子的程婴用自己的孩子或买来的孩子替君主的孩子去死。“埋儿奉母”的故事则推崇为了母亲生活得好而杀掉儿子。《三国演义》推崇刘备的两个太太为他投井自杀。在儒家看来，生命的价值因人的地位不同而不同。越南比中国大陆更好地保持了儒家传统，尤其在农村。有个著名笑话，越南旧规矩是男女一起走路，男人必须在前、女人在后，因为男人优先。但越南战争之后产生一个新规矩，女人必须走在前、男人走在后，因为路上可能有地雷。人分等级、等级低的人是工具、女人等同物品、所谓“女人如衣服”，在儒家思想里从来都是理所当然。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活动的根本原则是发展生产力，而人只是其中一个成分，于是人被物化。不同人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不同，他们的生命就有了不同价值。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家们应该被暴力消灭，因为他们阻碍生产力发展，他们的生命没有工人的生命重要。在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里，人都被分成详细的等级，生命的价值也差别巨大。比如北朝鲜大力宣传儿童为保护金日成画像而牺牲的故事，含义就是领袖如此伟大，连他的画像都比一般人的生命更宝贵。中国也曾大力宣传少年英雄赖宁，只为了保护国家的树木，就自愿牺牲生命。还有我们这代人耳熟能详的《草原英雄小姐妹》，两个小女孩为了公社的羊不被冻死，宁愿自己去死，结果一个被冻掉脚趾，另一个膝盖以下截肢。

图11. 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包括儒家和马克思主义，都物化人。所以相对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中国的个人与政府都更倾向于物化人。左下图，物化最亲密的家人。左上和右图，多地出现军训时要求小孩子舍命压手榴弹的戏码。
马克思主义号称“解放女性、男女平等”，但依据的理论是“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现实中女人要得到社会尊重，就要做平时男人做的事，当然也就要停止或减少做女人本来做的事。于是在苏联和越南等地，女人上战场，和男战士一样杀敌。在中国文革时，女人做屠夫杀猪，在政治运动中冲在最前线等。在所有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里，传统女性责任，比如生养和教育孩子、操持家务等，都被看低。不但被男性看低，女性也看低。女性美被批判，不给女人机会或条件打扮，甚至不允许女人打扮。常有人提到的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实际意思是如果每个女人也像男人那样干活和打仗，我们就可以把一半的任务交给女人了。说到底，马克思主义把男女都看成工具，所主张的平等是男女的效用、或用途等价，也就是“只要你对我有用，我不在乎你是男是女”。
但在灵魂之外，男女确实不同，各有千秋。女人独特之处在于生育下一代和维持家庭，对社会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侧重经济、以及相关的政治与社会等问题，把养育孩子只看成劳动力再生产，忽视了人格中高贵的品质，比如爱、美、正义感等，对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也就贬低了家庭、以及母亲和妻子的价值。在中国，生育更是长期被认为阻止经济增长，对生产力发展起负面作用。总之，马克思主义以效用评价人、又低估女性特有的效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国家里，比如苏联、中国、越南、北朝鲜、古巴等，女性的地位都远低于男性，女权的发展远落后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直高喊“男女平等”的口号。
基督教最尊重女性
基督教把所有人的灵魂与生命都看成神圣，保证了根本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基督教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是按神的样子造的，所以本质都一样，而且都神圣，高于所有世俗利益。反映在现实中，即使某个人“没用”，他或她的生命与灵魂也是神圣的，与你我一样。《圣经》中耶稣平等对待麻风病人、残障人、寡妇、妓女等，把他们看得与常人一样、与耶稣自己一样。基督徒哲学家康德提出了“人是目的还是工具”的著名问题，并依据基督教“道德金律”而主张，人应该被视为目的、而不是工具。
在西方基督教社会里，女人也不能延续家庭姓氏，平均收入也比男人少，在科学家、政治家、将军等社会精英里的比例也没有男人高，但这些都不能撼动基督教里“男女灵魂、人格与生命一样神圣”的信条。基督徒尊重女性的生命与基本尊严，不是因为女人能赚钱、打仗、当官、发明新科技、或任何其他在现实世界里的效用，而是因为女性也来自神。两千多年以来，基督教文化圈里的先进分子们一直在探索，怎么样把基督教基本信念更好地体现在现实里。关于人口买卖、也就是奴隶制，在公元9世纪，教皇若望八世第一次正式宣布，基督徒把其他基督徒当奴隶，是罪恶，应该释放。在13世纪，神圣罗马帝国设立法典，认为人是按神的样子造的，所有奴隶制都应该被谴责。1833年，在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威尔伯福斯推动下，英国废奴。大家都知道，美国经过内战后，于1865年废奴。下节将讲到，1912年中国在西方列强推动下废奴。理解耶稣精神、把它贯彻到现实中，从不会一蹴而就，而是艰辛的、永不停歇的过程。
与儒家思想不同，在基督教里，婚姻中女性的生命权、要求丈夫对自己忠诚的权力、直至性生活权力，从一开始就被规则保护。《圣经》中明确要求男人要准备为妻子牺牲生命，而没有要求女人为丈夫牺牲生命，这与儒家思想截然相反。欧美基督教一直严格执行一夫一妻制，无人可以逾规。著名的例子是16世纪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因为皇后生不出儿子，社稷难保。国王花了半生时间试图离婚再娶，但罗马教皇基于基督教义坚决不许。经过几十年皇室与国家的巨大波折，最后英国开创西欧女性做君主的先河。亨利八世的两个女儿先后成为英国女王。君主被一个女人拴住，在华夏大地上从古到今绝无可能。在性生活方面，《圣经》明确要求夫妻都不可冷落对方，丈夫的身体属于妻子、妻子的身体属于丈夫，双方责权对称，这又是儒家追随者难以想象的事【24】。关于打女胎、杀女婴，耶稣的12门徒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打胎或杀婴行为【25】。基督教文化圈里从没出现过规模化专打女胎或专杀女婴的情况，《圣经》里倒有记载大规模专杀男婴的行为。
在尊重女性生命权和基本尊严、保护女婴方面，基督教文化圈走在世界前列。像董志民那样把太太用铁链栓头，周围邻居都知道，却无动于衷的情况，在基督教文化圈里不可想象，因为《圣经》里尊重女性的教诲写在每个基督徒心中。在西方文化深入中国社会之前，各种奴仆，尤其是婢女，在中国广泛存在。婢女就是女奴隶。当时的达官贵人、知识分子都参与买卖、拥有和役使婢女，没人觉得是恶行，因为善恶的标准是信仰，而国人当时的信仰是儒学，儒学支持人分等级的观念。现在中国城市精英谴责人口买卖，他们的心理标杆就是欧美先进国家基于基督教的理念，虽然他们中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

图12. 晚清名士赵烈文（1832年－1894年），政治家、史学家、佛学家，曾国藩最重要幕僚，才华出众，对世界局势有远见卓识。父亲是清朝进士。他在日记中记录购买未成年小妾的过程，在今天看来是禽兽行为，他却沾沾自喜，毫不羞耻。他的道德观来自儒、佛等思想。今天的我们觉得他禽兽步入，因为我们的很多道德观念来自西方基督教文化圈，但是大多数人并不自知。右侧文字节选自【7】。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拐卖妇女问题，就需要改变国人物化女性、物化女性生命的思想，就要超越、扬弃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要做到这点，国人就需要新信仰体系，而基督教就是最好的选择。基督教尊重女性，因为它认为男女的灵魂都来自神、生命都一样神圣。不接受这个基督教基本观念、只在法律或政治层次上打转儿，最多可以治标、不可能治本。
为什么日本韩国等地没有大规模拐卖妇女问题？
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港澳等地和大陆同属儒家文化圈，为什么他们没有规模化买卖妇女问题呢？简单的答案是，因为在这些地方，从政府到民众、全社会紧跟基督教文化圈，而大陆不愿意对西方亦步亦趋。现代化道路有两条，要么你从内部产生现代文明，要么你跟随外部先进文化的引领。
历史上，这些儒家文化盛行的地区也曾存在大规模买卖妇女现象，而且根本原因也与大陆一样，重男轻女、物化女性。比如我们年轻时风行的日本电影《望乡》，讲述20世纪初期大批日本妇女被卖到南洋做妓女的历史。故事中一个贫苦家庭有兄妹两个孩子，为了让哥哥娶上媳妇，全家，包括妹妹自己，选择把妹妹卖掉。父母和妹妹虽然没有受过什么学校教育，却都坚定地把哥哥看成家庭未来的主人，而只把妹妹看成可以换钱的物件。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曾与日本不共戴天，但同样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对待女性的态度也类似。1980年代台湾电影《老莫的第二个春天》反映在台湾延续几十年的社会热门问题，众多来自大陆的老兵花钱买山地人家的女儿做老婆，只不过电影极力用温情粉饰这类赤裸裸的人口交易。一个重要情节是，买来的年轻老婆喜欢上年迈的老莫，因为老莫比岳父更尊重老婆。山地人比汉人更男尊女卑，山地女人只能吃男人的剩饭。而老莫请老婆与自己同桌吃饭，感动了老婆。山地人不信仰儒学，但也重男轻女、物化女性。东亚各民族传统上都类似，在基督教传入之前，不知道或不承认所有人的灵魂同样神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保护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安全，并帮助他们从赤贫迅速富裕起来。这三地的政府和人民在很长时间里都诚心佩服美国，愿意全方位跟随美国。美国也直接介入三地政府与社会运作。新加坡、港澳等则采用西方殖民者遗留的制度，走全盘西化之路。所有这些地区的主流大众虽然不信仰基督教，但现实中全方位跟随基督教社会。所以他们接受了一夫一妻制、保护女性权利等西方观念。台湾承认同性婚姻的过程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美欧诸国一直存在关于同性婚姻的激烈争论，两派的出发点都是基督教义。一派认为所有人的灵魂平等，所以同性恋也应该有结婚的权利。而另一派根据《圣经》对家庭的描述和对同性恋的谴责而认为，不应该合法化同性婚姻。台湾并没有深入讨论过，更没有提出过独到见解，却快速立法承认同性婚姻，只因为有些欧洲小国承认了，台湾不想落后，于是照样子学。台湾人没有明说的社会共识是，只要西方先进国家做了，我们就跟着做，即使还没完全理解。日韩新等国对西方也持类似态度。
晚清与民国也曾希望依靠照搬照抄西方而实现快速现代化。比如清廷在1910年颁布、1912年民国成立后开始施行的《钦定大清刑律》，废除了在持续几千年的人口买卖与主奴关系，代表奴隶制在法律层面上终结。这样重大社会变革并非因为中国社会内部就此问题充分讨论后达成共识，而是由1905年在上海租界发生的一桩案件促成。黎黄氏是一位官太太，携多名在内地买来的婢女路过上海，被西方传教士告发。英国领事审案时指出，当时盛行的婢女买卖不尊重人格、不符合文明标准。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黎黄氏案”。此案引发一系列国际国内反应，刺激清廷。最后，为与世界文明接轨，清政府批准《钦定大清刑律》。它是中国第一部近代刑法，其大部分内容直接抄自西方各国刑法，与中国古代刑法传统决裂。

图13. 晚清时代，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中国官员与外国官员共同审理案件。
蒋介石在1925年北伐胜利后主政，很大程度上实行列宁主义，与欧美拉开距离。1949年后共产党主政，则完全撇开西方，跟随苏联。苏共对女性的态度带着马克思主义的偏驳与功利。中共与苏共一样，因为相信唯物主义，不认为灵魂重要，甚至不承认灵魂存在，所以不可能像基督教文化圈那样在灵魂层次上尊重女性，但让女性在家庭之外有了更多机会，比儒家传统进步。在毛泽东时代，城市中下层妇女比以前获得更多工作机会，平均社会地位上升。但农村妇女，因为户口等制度，拥有的机会还不如1949年之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下降。
1970年代末，中国在马克思主义道路上走到了极贫极弱的状态。所以进入1980年代后，邓小平摆脱苏俄影响，也摆脱儒家传统，重新以极端谦虚的心态与欧美接触。最初在经济、技术和军事领域引进和学习，后来蔓延到文化和思想领域。再后触及政治，在1989年爆发了64事件。但全社会已经尝到巨大甜头，不愿意就此与西方隔绝。于是中国努力躲避深层的政治与信仰问题，继续在经济、大众文化等方面向西方学习了二三十年。如果把现在中国城市女性与1970年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城市女性、或依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在北朝鲜城市女性相比，你会发现差别巨大。但如果把现在中国城市女性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日本、韩国、台湾或欧美的城市女性相比，你会发现她们相似处很多。
在最近几年，在最高层引领下，国内主流开始排斥西方，并觉得像日韩台那样西化有失民族尊严，所谓“不够男人”或“不是男儿”，希望走回自己民族的路。追随类似思路的国家还有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埃尔多安掌权后的土耳其、苏维埃革命之后的俄罗斯、查希尔国王被推翻后的阿富汗等。这些国家在早先都曾试图靠照搬照抄西方而实现现代化，但后来都经历内部传统势力反弹，于是他们抛弃西化努力，转而在民族传统思想内部寻求现代化道路。在这些国家里，中国发展得最好。伊朗、俄罗斯、和土耳其都还可以维持，但面临重重困难。阿富汗则非常艰难，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这些民族在拒绝跟随西方基督教文化圈后，妇女在社会里的地位大倒退。尤其是伊朗与阿富汗，在跟随西方时，他们的妇女自由、现代。回归传统后，妇女变成二等人，地位严重下降。国内知识阶层经常看不起伊斯兰教，觉得它歧视妇女，觉得儒家思想比伊斯兰教文明，我们回归儒家后，中国妇女不会像伊朗妇女那样受歧视。其实很难讲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谁更亏待女性。比如儒家允许一夫一妻多妾制，伊斯兰允许男人有四个老婆。伊斯兰文化圈里有阿富汗等失败国家，儒家传统地区有北朝鲜这样的奇葩。伊斯兰对女性衣着要求比儒家严格，但这次铁链女事件中，邻居知晓却无动于衷，网上爆出影像后政府还等闲视之，政治领袖们都假装没看见，连阿富汗塔利班政府下的电视台都觉得太野蛮、太过份了。只有俄罗斯妇女的运气好一些，因为俄罗斯传统信仰是东正教，本身就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

图14. 阿富汗与伊朗女性在公共场所里的形象随时代变迁。在旁观者眼里，这两个国家放弃西化后，人民受苦、妇女地位下降。但是很多阿富汗人与伊朗人不同意，反而觉得现在比从前好，回归传统让他们找到民族自信与自尊。
四 总结
丰县铁链女事件击穿了很多国人的认知边界。他们看到无辜女人被侵害、邪恶压制了正义，却找不到任何可信的社会机制保护自己、自己的姐妹和女儿不遭受铁链女那样的厄运。他们义愤填膺，紧密跟踪事件的发展，在网上讨论拐卖妇女问题。结果却发现家人、朋友、和网民们因此分成左右派，无休止地争吵，却都找不到答案，徒增双方矛盾。他们习惯性地认为，万事的根本都是政治，法律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信仰、所有人都有信仰，甚至不知道信仰是个问题。他们不习惯、也不知如何在信仰层次上思考。这样狭隘的认知视野让他们的思维无法深入，让他们看不见铁链女问题的深层原因，当然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铁链女事件的源头是大众的价值观，即国人信仰的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混合体。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但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国家里都等级森严，最高领袖远比一般党员干部尊贵，党员干部又比老百姓尊贵。实施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越长，现实与目标就越远。类似地，儒家的目标是社会和谐安定、天下归仁。但是现实中孔孟之乡的人轻视生命、推崇男尊女卑。他们按性别打掉女胎，又要求女人从一而终，而对男人没有类似要求。结果是大批底层男人找不到配偶，社会出现规模化拐卖和奴役妇女现象，同时产生大量娼妓。马克思主义和儒家都不能带领民族实现它们各自许诺的美好社会，都是走不通的道路。它们的理论存在缺陷，所以在现实中走不通。
基督教把人都看成神的孩子，虽各有不同，但在最根本意义上平等，就像一个美好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基于这种平等观念，基督教文化圈发展出一人一票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和不受威胁下双方自由讨价还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滋生了各种现代民权运动，包括追求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千年以来，基督教文化圈蒸蒸日上，文明程度引领全世界，并继续快速向前发展。基督教提供了一条在现实中走得通的道路，给人类带来希望。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恶果很严重、也很明显，而且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基督教是唯一被历史验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成熟意识形态。基督教义里有很多深奥道理，但它的基本观念很直白很简单，人人都可以感受到、都可以理解。当年耶稣只对没受过教育的年轻渔民彼得说了寥寥几句，彼得就懂了，起身跟随耶稣。但是国人里懂神的太少了，尤其在引领大众思想的精英层里，少得让人惊讶。我很敬佩基督徒医生林巧稚。她精湛的医术帮助了成千上万对母婴，但她关于神的思考却鲜为人知，没有对大众产生什么作用。蒋介石中年后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可惜败走台湾，很少人知道神怎么指引他。在大陆的思想家们，像鲁迅、郭沫若、胡适、冯友兰等，都不懂神。影响广泛的作家们，如巴金、曹禺、钱钟书、周作人、沈从文、张恨水等，更不懂。在大陆公共思想领域里基本上看不到神的影响力。于是从董志民那样的底层农民、到国内顶级大学毕业生们，都对神蒙昧无知。不懂神，就无法根本解决拐卖妇女问题，民族也很难实现全面现代化。基督教揭示的基本道理，是现代文明的关键性必要条件。大家都不懂，民族的苦难就看不到尽头，真让我着急！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宋晓星
2022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