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林新转自大纪元：
【大纪元2022年06月25日讯】2017年8月的一天，杨世炳和太太在上海某医院，做每年的例行体检。上午两人顺利做完了体检。下午，杨世炳接到医院电话说他太太血液有问题，要立刻住院观察。
住院三天，医院连发六张病危通知。杨世炳觉得很蹊跷，对医生和用药展开了调查，发现后来给太太安排血液移植的医生，真实身份是器官移植医生；给太太吃的药，竟然是用于抗器官移植后抗感染的药物；他支付了十几万医药费，结果却是一步步把太太推向死亡的边缘……杨世炳绝地抗争，借助自己在上海深厚的人脉关系，与那些医院里的专家们展开了殊死的较量。
杨世炳是上海一家知名投资咨询公司的老板，也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顾问，常年服务银行证券机构、神户钢铁、五十铃、住友化学、日立、武藏野化学等60多家日本企业，为许多日本大企业解决了各类法律事务纠纷。
“体检”是噩梦的开始
杨世炳和太太非常注重身体的保健，每年都要做一次身体的全面检测。2017年8月26日上午，他俩在上海A医院（以下简称A院）顺利做完了体检。下午2点，杨世炳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他太太血液有问题，需要到医院进一步。
杨世炳和太太急匆匆赶到A院的血液科。医生出示标有心绞痛的验血化验单，对杨世炳说：“你太太可能是再生障碍贫血，也可能是白血病，需要马上住院 。”
由于杨太太的大哥，是该院退休返聘的放射技师，杨太太当天下午就住进A院，被安排在门诊观察室做三天观察。
观察期间，医院开出了六张病危通知书，同时给杨太太滴注大量防止感染的药物。医生向杨世炳解释：“你太太这个病，可能会导致鼻腔、口腔、或来月经时出现大出血的症状，一旦出现7天就会死亡。这些药是为了防止大出血，防止脑出血。”
杨世炳觉得此事有些蹊跷。他和太太每年都做体检，身体状况一直良好，而且太太从未出现过心脏不舒服的情况，而且太太从未出现过心脏不舒服的情况，没有向医生陈述过心脏有心绞痛症状，验血单上怎么会标注有“心绞痛”的文字？
杨世炳查了一下那个通知他去医院的陌生号码，竟然是医院已经失效的一个固定电话号码。他们为什么不用医院正常的号码呢？
2017年世界最新疗法
8月29日，杨太太被抽取骨髓，快递送到指定的金域检测公司验血。医生告诉杨世炳，金域检测公司设备更先进，人员更专业。同时要求他支付2万元检测费。
当天晚上医生通知杨世炳：“你太太血液指标为15%，在正常值范围内，最终结果还要等化验报告。”
第二天，8月30日，杨太太被转入了正常病房。A院主任医生吴某，手拿几张英文纸走进病房，对杨世炳说：“你太太的病症很可能是MDS（白血病前期），我们和她商量后，决定采用2017年世界最新的疗法，请你签字。”
在有机合成药、抗生素等专业方面，杨世炳曾有三年的学习及药厂工作经验。他非常清楚西方的药，进入中国的过程非常繁琐，要经过一个漫长的等待期、申报期。他质问吴主任“2017年新研究出来的西药，怎么会在你这里用呢？”
吴主任回答不出来，只是再三强调“如果不用这个疗法，你太太一个星期会引起脑出血死亡”。此时，杨太太方寸已乱，对杨世炳哭喊着“你不签字，我马上和你离婚，我自己签字，我要做新的治疗方法，否则没有生的希望了。”
杨世炳冷静地问“这种疗法的成功率是多少？”吴主任回答“40％”。
杨世炳又问“能否请专家会诊”？吴说“本院专家李某，他已经确定了这个方案。”
杨世炳再问：“可否请外面的专家？”吴回复：“可以去找上海B医院的专家沈某确诊。”
拜访顶级专家沈某
沈某是B医院的顶级专家、终身教授，擅长治疗各种血液病，曾多次为邓小平换血。杨太太似乎看到了希望，紧握着杨世炳的手：“如果你能找到沈某，你就救了我。”
8月30日当天，杨世炳把上海所有政商界的朋友都找了一遍。第二天凌晨1:30，朋友通知杨世炳“可以在31日上午去沈府拜访”。
8月31日早上7点，杨世炳如约来到沈府，把医院的所有材料拿给他看。沈教授提出两点建议：一、要专家团体会诊后，才能确诊；二、如果确诊是MDS，需要化疗和移植。沈教授补充说：只需A院开出会诊单，他可召集B医院这方面的专家会诊。
无理由通知出院
当天上午8点，杨世炳兴奋地返回A院，九点向吴主任回复了沈某的建议。吴主任一下愣住了，过了一会说：“我们也可以电话联糸他”，接着说“好的，我们安排一下会诊”。
中午11：00，杨世炳邀请两位医学专家做顾问，一起到A院参加会诊。他的两位专家，一位是沈主任；一位是曹老中医。
会诊过程中，A院领导说目前还无法确诊。沈主任、曹中医和杨世炳一同表示，如果不能确诊，能否观察到底是什么病？
A院领导则以“没有药物、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病床不够”为理由，要求杨太太马上出院回家。而两天前，该医院的吴主任还口口声声地说“用2017年最新方法治疗”为杨太太治疗。
杨太太的大哥，是该院退休返聘的放射技师，他很看重这份工作。他马上向A院领导表示，可以安排妹妹住到自己家中照顾、观察。A院领导同意了他的建议。
随后，杨世炳收到了A院发出的出院通知。他发现在出院小结一栏中写着：“MDS-Raeb-Ⅱ”。
杨世炳知道，MDS的中文名字叫“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是白血病的前期，主要表现为病态和无效造血、难治性血细胞减少，有可能发展为急性白血病，严重时会并发脑出血。
杨世炳再次发动朋友，寻找治疗白血病的方法。当晚八点，有朋友从科技情报所得知，全世界最新治疗白血病的药物，已在美国成功上市。朋友告诉他不用担忧。
9月1日，杨太太正式出院，住在她的大哥家。杨世炳长吁了一口气，以为噩梦结束了，太太可以慢慢康复了。
诡异的私人医生
杨太太住在大哥家的第二天，一位姓曲的医生就开始登门为她做护理。曲医生是大哥在A院20多年前的同事，他自称做了多年私人医生，为许多名人做过护理；他主要是哄病人开心，让病人配合治疗。
曲医生给杨太太抽血，说是要送往徐汇区某医院验血。接着他又伺服杨太太吃安眠药，陪她聊天、讲笑话，逗她开心，杨太太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
在以后的日子，曲医生每天都来给杨太太抽血、喂服安眠药，聊天。杨世炳发现太太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每况愈下，时而有神智不清的状态。更令杨世炳费解的是，太太渐渐疏远自己，听不进自己辛辛苦苦从权威专家那里收集的医疗建议。
一天晚上，杨世炳看见太太在写日记，觉得很诧异，因为太太以前从未写过日记。太太解释说，曲医生给她一笔日记本，让她每天把开心的、不开心的事都写上去。杨世炳随手翻了几页日记，看到太太她每天开心的事情，就是曲医生来看她。
杨世炳看了部分聊天记录，发现自己被曲医生描述成：由于长期吃素，容易引起大脑缺少蛋白质，会有精神抑郁症，表现出说谎，偏执狂；迷信中医，不让她接受先进科学的西医疗法，这会害死她。而她的哥哥、叔叔都在附和曲医生，说曲医生是为她好，要她相信曲医生。
杨世炳爱好佛学，1993年曾经进入寺院里生活了数年，后来虽然离开寺院，但是至今仍保持着每天念经、打禅、吃素的习惯。他认为这些修行习惯，能增长自己的智慧和定力，为许多大企业解决棘手问题。
看着形容枯槁的妻子，杨世炳感到脊椎阵阵发凉：曲医生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为什么太太当医生的哥哥和叔叔都对他言听计从？他们背地里有什么厉害关系？曲医生每天来抽血、喂吃安眠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太太病情不见好转？
杨世炳想把太太接回自己家中，由自己来亲自照顾，安排专家医治，可是遭到了太太和她哥的极力反对。杨世炳感到影响太太康复的真正阻力，来自她和她的亲人，他们都在曲医生的控制之下。
病情急转直下
9月4日，金域检测公司（第三方检测公司）的化验报告出来了，显示为“阴性，P53基因没有突变”。杨世炳为此感到振奋。
因为P53基因是人体内最重要的抑癌基因之一。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癌症病例，都与p53基因突变有关。P53基因没有突变，说明患癌症的可能性小。
9月6日，A院也出了一份检测报告，说杨太太已确诊为MDS（急性白血病前兆）。为什么A院的检测结果与金域的不一样呢？A院不是因为金域的设备先进、人员更专业，才把太太血样用特快送到金域的吗？为什么A院从进院伊始到今天，一直要把太太的病定为MDS呢？杨世炳陷入了沉思中。
9月11日，杨太太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杨世炳四处托人联系中医专家候诊。这时太太的大哥对杨世炳说：你先不用联系中医，曲医生已经联系了B医院做门诊的胡医生，准备为小妹做血液移植。
9月13日上午，杨世炳开车去接太太和她的兄弟姐妹，前往B医院。在B医院配型检测后，杨太太一下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周围的人手忙脚乱，杨世炳则默默地祈祷。
杨太太渐渐恢复知觉，苏醒后被家人送往急症室。验血报告出来了，已接近休克生理学指标。急症室拒收，让家属联系血液科医生治疗。此时胡医生的手机打不通，曲医生也联系不上。
杨世炳连忙联系了朋友推介的中医专家周主任。周主任安排杨太太第二天住C医院。下午杨太太状况略有好转，杨世炳就送她和兄弟姐妹回她哥哥回家去了。
杨世炳回到自己家后，开始梳理最近发生的事情：曲医生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尝试中医治疗？为什么非要做血液移植？那个血液科医生胡某，为什么关键时刻联系不上他？曲医生也打不通电话？医院不接受也不治疗，这不是让太太等死吗？
梁先生上网搜查胡某的背景，惊讶地发现他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器官移植医生！他只不过曾在香港圣玛丽医院的血液科，做过6个月的实习生。
如影随形的黑手
9月14日上午，杨世炳开车去太太的哥嫂家，发现太太步履蹒跚，就把太太抱上车，驱车去C医院。下车时，他又抱着太太走了500米，上电梯住进医院。
周主任开了一付汤药。杨太太吃了中药不到两个小时，开始大呕吐，吐出来都是黑色、绿色的东西。随后，她胃口大开，可以逐步进食了。接下来的2天，她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转有起色。
9月16日，C医院突然为杨太太更换了新的医疗小组和主任医生，周主任不再出现了。新医疗团队用的药，也和周主任的配方完全不一样，其中有一位鲍医生，开了60支丙种球蛋白，让杨世炳去指定的药房购买。
丙种球蛋白虽然能使人体进入较强的免疫状态，但是在临床治疗方面有严格的适应症，通常几周打一针。杨世炳的医疗界朋友告诉他：60支丙种球蛋白，两年也用不完，用的着一次购买这么多吗？这药很昂贵啊！
杨太太使用新药后，突然出现心跳过快的症状，最高时达165次/分钟，随时会猝死。杨世炳仔细查看用药说明，发现新药竟然是用于器官移植后抗感染的药物。
杨世炳质问新的主任医生：“我太太在没有感染情况下，为什么使用抗菌素给她治疗？”医生支吾地说：“我们有炎症指数，担心你太太有炎症。”杨世炳要求立即停药，否则马上出院。医生停药后，杨太太的心跳，很快恢复正常。
9月20日，C医院给杨太太做了第一次输血。不久后，杨太太全身起过敏反应，从头至脚出现大面积的皮诊，杨世炳每次晚上为她擦身，都痛苦落泪。
值班医生说：“可能血源供体者，有酒精肝和荨麻疹。”杨世炳想起自己当时上网查询丙种球蛋白的副作用时，有论文说“反复多次注射，会引起荨麻疹、咳嗽、发热，严重者出现过敏性休克等副作用”。
杨世炳想到了周主任，一付中药就让太太身体大有起色。他多次登门拜访、恳求周主任帮忙。周主任推辞不过，最后指着A院的出院小结“MDS-Raeb-Ⅱ”说：只要打上RebⅡ代号的，不会超过20天生命期。
杨世炳浑身打了一个冷颤。从9月1日离开A院后，太太住在哥哥家，曲医生每天来抽血，喂安眠药，太太身体每况愈下；到B医院出现昏迷休克；吃了新医疗小组的新药后，太太心跳过激，随时猝死……
杨世炳感到了一只无形黑手，操控着上海A医院、B医院和C医院的那些专家们，要置太太于死地，但是看起来又像是正常疾病死亡。
逃离魔窟
杨世炳立即打通关节，托人从A院把太太的验血涂片拿出来。他将A院的检查报告和验血涂片一起寄给远在美国的女儿。
女儿立即把妈妈的检查报告和验血图片，交给北加某医院的癌症检测专家。专家当场对她说：“这个验血图片不能证明什么。就是一般人喝红酒，吃烧烤，也会引起巨噬细胞增多，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要确诊，最好能到美国来从新检测。”
杨世炳修佛近30年，在修炼界有许多朋友。他就向一位黄教喇嘛上师和一位法师请求帮助。上师打坐入定2天后，将观察的结果告诉杨世炳，说：那里的脏东西太多了，不要在那个医院看中医了，去看好的西医。
另一位法师则建议他：最好赶在黄历八月十五（10月2日）前，到美国和小孩家人团聚。
杨世炳决定离开C医院，带太太去美国治疗。曲医生极力阻拢，说：如果你去美国可能会昏死在飞机上，一定要先输血后再走。杨太太答应了输血后再走。
因为10月1日那天是长假，血液中心联系不上人。一直等到10月3日，杨太太才输上血。输血后，曲医生告诉杨太太家人说：说现在她的细胞血液全部正常，一切都好了。
10月5日，杨世炳带太太来到上海国际机场，准备直飞三藩市。曲医生也出现在机场，他见到杨太太后，不停劝她不要离开上海。在进机场安检时，曲医生以用医嘱关照的名义，推着坐在轮椅的杨太太，失踪了一小时，电话联系不上。
杨世炳好不容易找到他们后，曲医生怒斥杨世炳：“你有什么资格把她带走？”梁平静地说：“我是她丈夫。”曲医生冷笑了一下说：“我是她医生，你看好了，到美国也是一样的结果！”
杨世炳不想节外生枝，选择了沉默。等过了安检，上了飞机，关上舱门的那一刻，他立即给朋友们用发了短信：逃离魔窟！
杨世炳夫妇在旧金山国际机场下了飞机，等候多时的女儿，带着他们驱车直奔斯坦福大学医学中心，那里的癌症诊断治疗水准全球一流。斯坦福医学中心为杨太太做了206项检测，同时让她停吃上海带来的安眠药，查出了3种未知生物病毒。
此时，杨世炳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曲医生坚持要给太太输血，在机场冷笑说“到美国也是一样的结果”，他推测C医院给太太输血时做了是手脚，添加了病毒。
他也明白了，为什么那位喇嘛上师说“不要在那个医院看中医了，去看好的西医”；那个法师说要在10月2日前去美国，因为可以避开10月3日的输血之事！
最后，经过斯坦福医疗团队的精心治疗，杨太太终于彻底康复，各项医学健康指标全部正常。
后记
当年11月，杨世炳回上海处理公司业务，顺便对器官移植做了一些调查。惊讶地发现上海A院不在卫生部公开许可【做器官移植】的目录里，但是A院却有几个医生是做器官移植的。还有两个专门做器官移植中介的人，一个是湖南人；另一个是新疆孤儿培养起来的，对外的身份是酒类批发商，经常来往于公安和医院体糸内。
杨世炳还遇到一位以前的朋友，聊天时朋友透露自己曾经做过器官获取组织（OPO）的协调员。朋友说，协调员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懂得一点护理知识，能与病人建立较好的信赖关系。时机成熟时，劝病人签订“器官捐献证书”，同意死亡后捐献器官。在上海，病人签一份捐赠证书，协调员能拿到20万奖金。
杨世炳恍然大悟：曲医生不就是一位活脱脱的OPO协调员吗？他在我太太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结果我太太去了美国。难怪那天在机场，众目睽睽之下，他对我恼羞成怒地大喊大叫，原来煮熟的鸭子飞了！
11月，杨世炳在上海还出席了一位政法界官员婚礼后、补办私人关系的朋友酒宴。晚宴现场几乎全是政法委的人，每张大桌子能坐16人。聊天谈到养生保健话题时，与杨世炳同桌的有好几个人，居然都移植过内脏器官。
杨世炳好奇地问：“你们哪来这么多器官更换？”政法委的人说：这很简单，枪毙犯人就行了。杨世炳心里更纳闷了：以前判死刑的都会公开报导的，现在很少有这方面的报导了。到底是犯罪的人少了，还是枪毙的人太多、不敢报导了？
酒桌上，一个政法委官员无意中透漏了一个消息：几个星期前，上海市一位杨姓副局长，因缺少匹配骨髓供体死了。当时上海市政法委发动了整个政法系统，为他做捐赠验血配对活动。
杨世炳听了，心里咯噔一下：移植器官，不仅成了政法官员养生保健的常态，甚至是保命的最后指望了！
他立马想到了几个月前，有关“武汉30多名大学生失踪”的报导，矛头直指器官移植。网友表示，武汉是个“神奇”的城市，自从成了世界器官移植大城市后，大学生们总会神秘消失。
有网友针对此事，直接引用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的话：“没有湖北、没有武汉，就没有中国的器官移植。”
很多失踪学生的家长和网友纷纷指责：警察为什么不立案、不调查、不提供监控录像，反而还拘留了受失踪学生家长委托发帖曝光的记者？
究竟是为什么？这些问题都让人头皮发麻。
杨世炳环顾酒宴四周，看着杯盏交错的正法官员们，想到因失去孩子而哭的撕心裂肺的家长们，心中感到莫大的悲哀与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