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美国之音
人们在北京的央视大楼旁排队等候进行新冠核酸检测。（2022年5月18日）
台北 — 中国国务院在下达“九不准”命令后，有中国媒体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层层加码”为题发表社论。中国法律学者赵宏日前也在媒体发文，质疑常态化核酸检测有许多于法无据的作为，属于惩罚的滥设和滥施。该文迅速登上媒体点阅率排行榜冠军，但几天后却被撤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外界据此做出经济压倒清零、反习派略胜一筹等联想，那是过度解读了，在共产党密不透风的极权控制下，中国甚至要出现挑战清零政策的“舆论”都还称不上。
中国中大型城市开展“常态化”核酸检测后，中国国务院6月5日发布了“九不准”命令，表示在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前提下，要坚决防止疫情防控措施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等现象。
“九不准”包括：“不准随意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高风险地区扩大到其他地区”、“不准对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强制劝返、隔离等限制措施”、“不准随意延长中、高风险地区及封控区、管控区的管控时间”、“不准随意扩大采取隔离、管控措施的风险人员范围”、“不准随意延长风险人员的隔离和健康监测时间”、“不准随意以疫情防控为由拒绝为急危重症和需要规律性诊疗等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不准对符合条件离校返乡的高校学生采取隔离等措施”、“不准随意设置防疫检查点，限制符合条件的客、货车司乘人员通行”，以及“不准随意关闭低风险地区保障正常生产生活的场所”。
九不准提出的背景
旅美时评人蔡慎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国务院提出“九不准”的背景，很大程度上跟5月25日召开的稳住经济的十万人大会有关。因为如果中国再不拯救经济，持续强制清零到处封城，将会为社会带来很大的灾难。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这次会议上表示，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他说，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疫情防控需要财力物力保障，保就业保民生防风险都需要发展作支撑。中国当前正处于决定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务必努力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蔡慎坤说：“我觉得国务院从拯救经济的角度来出台一些政策，虽然有些晚了，但还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郭应哲有其他看法。他认为，中共过去曾宣示动态清零不犹豫、不动摇，也曾说过与病毒共存是错误思想，现在又出台所谓的“九不准”，之所以会如此反反覆覆，看似矛盾冲突，其实是因为清零破了功，中央急于洗白兼甩锅。
洗白兼甩锅
他对美国之音说：“清零可能破功了，但是为了喜迎二十大以及为上海封城的政策开脱，所以用九不准来为清零洗白。另外就是说，找台阶下，甚至更可能就把这个责任甩锅给江派。”
外界有一些评论认为，“九不准”与“清零政策”的背后，一方是以李克强为代表的“救经济派”，另一方则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清零派”，并据此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很可能已经出现裂痕，又或在经济压倒清零下，反习派略胜一畴。
不过，郭应哲认为，不但没有所谓的“李上习下”，也没有西方媒体所言的“双轨并进”，如果从政治权谋的角度来看，李克强甚至可能只是被习近平利用来洗白、甩锅的棋子。
李克强的紧箍咒
他说，共产党是枪杆子出政权，中国近来大力扩张军力，解放军经费增加，习近平普遍获得军系支持。日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才公开宣示效忠习近平，所以习近平手握的枪杆子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破绽，李克强要想在枪杆子上比习近平获得更多主导性的机率很低。
其次，就“出身论”而言，李克强是团派出身，很难打进太子党家天下的这种共产党领导文化里头，因为对那些红二代的太子党来说，他们认为，天下是他们“老子”那一代打下来的，团派是技术官僚，只是一个“打工仔”，无论技术再如何高超，终究不是一个当家作主的人。
郭应哲说：“这是他们（共产党）的DNA，第一、枪杆子出政权，第二、出身论，这个就是孙悟空的紧箍咒，把李克强紧紧地箍住了，所以事实上，我还满替李克强担心的，我想他能够安全下庄（卸任）就不错了。”
中央与地方不一致
住在北京的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九不准”的措辞严厉，说明北京当局对于当前抗疫过程中过度的封控措施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担心。自年初以来，特别是过去两个多月上海封城期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强硬的封控措施表达愤怒和不满，经济也造成日益凸显的负面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的“九不准”，可以说是当局对社会的积极回应。
王向伟说：“但是，当大家仔细看看这些禁令，不难发现没有一个条例是新的。”
他表示，过去两年里，中央官员时常警告地方政府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但是收效甚微。比如《内蒙古日报》6月7日还报道，内蒙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莉霞仍要求以“杀鸡用牛刀”的方法来部署防疫。
王向伟表示，许多地方出现防疫过当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跟中央坚决清零有关。有些官员因为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散发疫情而被罢免，但似乎很少有官员因为采取过度管控措施而丢官，这是造成当前困难局面的主因。
学者批评再被禁言
在中国国务院下达“九不准”命令的同一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澎湃新闻发表“关于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法律问题”文章，直指各地政府不能为了谋求速效就无限度、高频次地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无限扩张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解释必然会导致处罚的泛化。
文章还说，在最严核酸令中，除不当拘留、罚款外，有些甚至祭出纳入失信惩戒名单，或要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市民在当地媒体上“承认错误”。文章说，如果拘留罚款是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剥夺其财产权利，而纳入失信惩戒名单甚至是在媒体上公开曝光，就已经属于对个人声誉的严重毁损。如此严苛的惩戒，既没有法律依据，也贬损个人的人格尊严。
赵宏的文章一出，隔天立即登上澎湃新闻单日热搜排行榜第1名。相比先前另一位法律学者童之伟也曾批评核酸检测有诸多违宪而秒被禁言，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舆论风向有所改变，动态清零正在微调是好事。但实际上，赵宏的文章在不到三天后也被禁言。
赵宏的文章刊登后的隔一天，澎湃新闻也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层层加码？”为题发表社论，表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许多市场主体十分困难，“稳住经济大盘”成为中央到地方各级决策部门的共识。让人员流动起来，货物畅通起来，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尽快恢复活力，似在呼应中国国务院的“九不准”。
形成舆论？
蔡慎坤说，清零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或许在民众心中已经形成劳民伤财的共识，舆论捕捉到这个风向所以刊登讨论 ，或也代表北京对清零政策存在分歧的意见，所以媒体愿意站出来发出不同声音。否则，以舆论仍牢牢掌握在官方手上来讲，是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的。
他并表示，虽然有舆论愿意去讨论清零是可喜的现象，但如果单纯的从法律角度去质疑，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在中共高压统治之下，法律根本是无足轻重的东西，清零是一项必须达成的政治任务。
郭应哲则认为，中国学者、媒体对于清零的讨论恐怕连形成“舆论”程度都不到，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权政体，运用最新科技进行密不透风的控制和统治。中国国内对于共产党更严厉的批评，其实一直都有，但很快就被“维稳”了。
他说，澎湃新闻是上海报业的一个集团，一般认为它比较是属于江泽民派。但基本上，除非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共喉舌提出对清零的质疑，否则其他论调都只是一些零星的看法，不构成真正的舆论，外界毋须过度放大来看待。毕竟，澎湃新闻仍是在中国维稳大势底下的一个媒体，只能说是比较愿意发出不同的声音，但若碰到紧要关头时，还是必须臣服于中共的霸权底下。
王向伟表示，中共二十大将在数月后召开，中国进入政治敏感期，很多对北京防疫变调或是习李内斗的揣测来自人们内心不满情绪的表达。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习对政局的掌控出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