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2014年，曾华锋，石海明的著作《制脑权：全球媒体时代的战争法则与国家安全战略》，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一次提出了“制脑权”的原创概念。
2018年曾华锋，石海明的著作《科技兴军的逻辑》，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提出“从制脑权到制智权”，第一次提出了“制智权”的原创概念。
制权理论是一个具有战略高度的军事概念，随着战争的历史演变而不断发展。从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空天权的理论演绎轨迹，可以看出传统的制权理论主要追求对地理疆域及空天的控制能力，比如对陆权，海权，空权，直至对空天权的占有和控制。与其对应的是大工业时代，是机械化和电气化，铁路的铺设，航道的开通，空天卫星轨道的占据，催生着各类新型战车、战舰、战机、军事卫星和航天器的出现，从而在必争之地、必争之海、必争之空，必争之外空争取战争优势，这是制权理论的基本出发点。
迈入信息时代，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和变革。过去，不论是在冷兵器时代，还是在热兵器时代，都是在地理疆域上缠斗的战争，较量的是武器的优良和先进程度，比如大炮的口径和射程，装甲的钢板厚度，战机的作战半径和携弹量，潜艇的续航能力和噪音控制，等等；当转向信息化战争之后，两军较量的是对信息的掌握、分析、辨识、利用、布局和流动，是对战场瞬息万变的军事形势的快速认知，是如何将信息力转化为整个军事体系协同作战的能力；同时也是破坏敌方信息网络，阻断敌方信息传播的能力。这就是制信息权。
当智能革命走向技术前沿，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服务于战争，便成为新的课题。在人类智能与计算机智能之间建立双向互动、优势互补和人机融合，从而推高军事决策的精准度和智能化作战的能力。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承担危险的军事行动，比如无人机，无人坦克，无人鱼艇，可以替代人类去执行各类复杂的军事和侦察任务，甚至面对战场能独立判断自主决策，从而减少人的牺牲。因此谁能占据军事智能的高点，谁就可能以较少的人员伤亡而赢得更大的军事胜利。这是制智权。
制脑权，特指在战争状态下对敌我双方认知能力的控制。不仅控制我方的认知能力，而且要打乱、破坏乃至控制敌方的认知能力，让敌方不断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它标志着人类战争的舞台从地理空间和技术空间进而转向人的意识空间、认知空间和思维空间，转向对敌方军事司令部大脑的控制。一旦掌握了敌人的大脑，就掌握了制脑权，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因而中国军人将制脑权称之为“战争制权的皇冠”。
中国原创的这个“制脑权”，正进一步模糊着未来战争的面貌和形态，使得人们已经很难预料未来战争的将以何种方式进行。
但是，本文所要关注的并非是“制脑权”的军事运用，而是当“制脑权” 从军事领域推广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被指定作为中国信息时代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变为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全面控制时，它向极权主义政权提供了维持统治的新思路和新工具。它检验中共对媒体和信息的控制能力以及对人脑的控制能力。“人脑控制”是极权主义最令人恐怖之处，比之使用暴力手段令人们陷于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效果和作用。
意识形态控制的传统手段是思想灌输，即用某一种思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充斥人的大脑，把大脑灌满，不留空间，不容任何其他的思想装入。人们只知道这一种思想，并且被告知这是最好的。人们没有能力去作比较是否存在更好的选择。但是，意识形态灌输下的大脑，依然是可以自主判断的大脑，而其中睿智的大脑就会提出疑问，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们是这样？根据人生而自由的本能，根据人对善恶曲直的基本直觉判断，人们依然可能挑战其中不符合人性的部分。苏东欧解体时，正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存在对于这个制度的不合理的认识，所以当苏东欧这个巨人轰然倒塌时，人们表现得十分平静，并认为本该这样。
中共从苏东欧的解体中看到了这一危机，仅仅进行思想灌输是不足以维护其统治的。虽然中共也曾经尝试放松意识形态管制，放松对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封闭，但最终发现这样不行，放松意识形态管制，等于放弃对特权和利益的“合理性”解释，放弃了立党之本，要亡党。他们别无选择，不仅必须坚持对大脑的意识形态灌输，更要对大脑的思维进行直接控制和操纵。这就是制脑权的诞生背景。
如果说意识形态灌输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色之一，那么制脑权则是极权主义的中国特色，具有创意性。制脑权的内涵不仅仅是指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体系的灌输，而且是指对人的思维的操纵，对人的意识的操纵，对话语权的操纵，对信息真伪的操纵，对文化优劣的操纵，对教育洗脑的操纵。极权主义中共在不同时期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制脑手段，并通过这些手段一步一步地实现对人脑的最终控制：弱脑、贫脑、洗脑、植脑、封脑、愚脑、控脑。只有当其基本实现了全民性的愚脑和控脑时，极权主义才进入成熟期。
弱脑：面对一个健全的大脑，要想控制它是不容易的，因此首先要把一个健全的大脑打残；而把一个大脑打残，首先要把这个人的尊严打残。在中共获取政权的初期，邪恶的作法是将人扣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机会主义分子、四不清分子、坏分子，等等，对人进行尽可能的人格侮辱，将人的尊严打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将人脑的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逐步削平和弱化，使人的大脑逐步地残废，从而使其无力反抗中共对人脑的控制。
贫脑：大脑是知识的载体，一个知识丰富的大脑往往是具有独立见解的大脑，要想控制它绝非易事。因此要想控制一个大脑，必须首先对大脑去知识化，必须令人脑原装知识贫乏化，无用化，再将这些大脑逐一贴上“反动”“反党”的标签，使其大脑窒息。手段就是对人脑进行大批判，连人带脑将其批得斯文扫地，批得遍体鳞伤，批得一无是处，从而剥夺个人的自信，降低人脑的精神素质。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批判世界文明的成果，除了毛选，小红书，党报、党章，再无其他书籍可读，使人的大脑除了贫乏、枯燥、单调再无其他内容可以填充和记忆，从而使其在反抗人脑控制时，缺乏知识依托。
洗脑：当人脑被弱化和贫化之后，再进行彻底的洗脑，从而使其彻底失去反抗脑控制的能力。彻底颠覆和清除人脑原有的知识，强行更换知识储备，否定人脑原有的经验，打击人脑原有的智慧，挫伤人脑的谋略能力。将大脑洗成一片空白，然后重新填充党文化的垃圾。比如，对于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旧职员，除部分杀头关监之外，一概送往华东革命大学洗脑，重新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廖耀湘、王耀武等抗日名将被关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由于接受改造较好，而受到第一批特赦，就是洗脑成功的例子。劳改营，劳教所，“五·七干校”，学习班，这些都是洗脑机构，抹去人脑里原有的价值观和善恶观，长期强制灌注极权主义思想和文化。
植脑：即培植大脑。向原本是一张白纸的幼儿少年灌输意识形态。从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起，在孩子们走向社会之前，就向他们灌输党的意志和思想，使其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红领巾少先队和共青团都是特定的植脑组织，以固有的政治模式和思想教育把幼儿少年及年轻人培养成没有独立思想，只会“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木偶。以“雷锋”、“邢燕子”这样一些愚忠人物为榜样，将年轻人一代又一代地塑造成没有大脑但却“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封脑：洗脑未必有百分之百的效果，总有洗不干净的大脑继续存在，对这样的大脑必须强行进行封冻。最有效的作法就是文字狱，把文字封起来，把生产文字的知识分子的大脑封起来。比如反右运动，林希翎说“中国实行的是封建社会主义”，储安平说：“党天下”，章伯钧说要搞“政治设计院”，等等，这些否定共产党领导的言论，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共产党的要害。把这些人打成右派，剥夺他们的发言权，让他们禁声封脑。一共打了多少右派？官方说五十五万，丁抒博士说极右派、右派、中右分子和疑似右派大约是一百二十万。表面上封了一百二十万人的嘴，但杀鸡给猴看，实质上全国知识分子的嘴都被封了。近年，知名学者贺卫方被禁言，张维迎被禁言，许章润被禁言，但凡有胆识质疑极权制度的，便被中共剥夺了他们的饭碗，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让所有质疑者禁声。没有了思想自由，大脑不会发声了，大脑不会思考了；没有了学术自由，大脑没东西可学了。大脑既无知识可以输出，也无知识可以输入。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基本就处于这种状态，既没有学术成就产出，也没有思想成就产出。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这是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大脑被冻住了，大脑被囚禁了，大脑都废了。
愚脑：经洗脑和封脑之后，大脑愚化了，痴呆了。只有愚化之后的大脑才便于控制和利用。愚化人脑，置换人脑原有的政治伦理、逻辑思维和是非善恶判断，通过强行植入指令，将人脑愚昧化，犬儒化，谄媚化。使人成为任权力摆弄的棋子，成为权力的走狗和打手。那些五毛，那些红粉，那些告密者，那些戴红袖章的街道大妈，那些急迫着朝圣的显贵，那些挥动红宝书当护身符的各级干部，大都得了愚脑症。最可笑的是新婚夫妇入同房得先学党章，何其愚也。文革就是一场愚脑运动。个人崇拜，红色海洋，除四旧，夺权，文攻武卫，清理阶级队伍，血统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灵魂深处闹革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无时无地不在愚弄大众。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在于它将愚昧文化形成一个传统，并延续至今。愚脑并非今日才有，七十年前就开始了。只是愚脑在习近平时代达到了巅峰。但凡民众可能接触到的语音、图像和文字，诸如广播、电视、互联网、微信、微博尽在党的宣传部门的掌控之中，用以改变民众的认知。
控脑：极权主义的终极目的之一，就是要能够控制所有人的大脑，即控制全民的大脑。控制人脑的活动，控制人脑的思维和意念。将人变成玩偶，变成思想的奴隶。对人进行心理控制，意识控制，伦理控制，话语控制，使得人们失去对真伪、善恶、美丑和优劣的判断能力。从而在国家层面控制价值、文化和制度走向。科技的发展使得人脑控制智能化数字化成为可能，或者说，最终人脑将变为智能化数字化控制下的人脑，这已经不是人们自己原有的大脑了。
控脑就是控制社会大众和精英之脑，控制人们的认知、情感、价值、精神、信仰、思想；控制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进一步控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实践。控脑同时也是指控制敌人的大脑，令其“放弃自己探索的理论认知、社会制度及发展道路，达成不战而胜的战略目标”（朱雪玲，曾华锋：“制脑作战：未来战争竞争模式”2017年10月）。今日美国思想界的混乱，或许正是这一“制脑作战”的结果。
控脑要全方位、多层次、无死角。在摄像头、监听器、扫描器全方位多层次无死角地监控之下，对公众的言行进行跟踪、监视和侦察，使公众处于十面埋伏之中，使公众的大脑失去了基本自由，封网、封群、封刊，禁声、禁图、禁言、全国只有一个声音，来自习近平的声音，民众的大脑已经被废弃，民众的生存不需要大脑，服从、跟随、从恶即可。大脑已死。
控脑以攻心为上，攻脑为上，系指心理控制、认识控制和判断控制。习近平政权明文规定不可“妄议中央”，不可对中央有任何怀疑，不仅要求党员，而且要求普通民众对党忠诚，对领袖忠诚，对公众的脑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极权主义权力与公众的交量中，博弈的最高层次就是控脑与反控脑的斗争。控脑是极权主义对社会进行深度控制的最高境界。人脑意识的可控化是极权主义社会是否成熟的终极指标。
以谎言控脑，以谎言干预大脑的认知。兵不厌诈，以假乱真，偷梁换柱，制作海量的虚假信息和谎言，致使公众无所适从，致使敌人乱了方寸。一方面由于极权主义本身就缺乏真的东西，善的东西，美的东西；另一方由于假的东西来的太容易，可以胡编、乱造、偷换、剽窃、栽赃。他们造假毫不知耻，毫无廉耻。中共的宣传机构秉持“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通过重复的强制的谎言灌输，使人深信不疑他们传播的主义，从而打造出一个谎言帝国。
以舆论导向控脑。党的宣传部门牢牢把握舆论大方向，兵马未动，舆论先行。报刊、杂志、播音，视频，以及大街小巷贴满党的标语和口号，将人脑置于布满谎言的氛围中。在舆论导向中鼓吹权力的“反智主义”，使民“无知无欲”，“仇富反智”。鼓励告密者，及时制止思想出轨迹象。
中共的确在作脑控研究，不仅包括人脑芯片的植入研究，还涉及电磁波、声波和光波对人脑思维的影响和控制研究，更有甚者，包括直接伤害大脑的毒气研究。2021年12月，美国商务部对34家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并指控中共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及其11个附属研究所，指控这些公司和研究所研发和生产脑控设备，严重侵犯了人权。这些脑控设备“可以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情绪、潜意识、梦境等多方面对人进行控制，使人产生愤怒、恐惧、羞耻、悔恨、怀疑、错乱等情绪，最终使受害者精神崩溃。”（邢亚男“美制裁脑控武器研究实体”，2021年12月）。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它的未来三部曲的第三部“权力的转移”中提出权力的三个支点：暴力、财富和知识。他的未来学在抵达未来之前就提前过时了，他忘了研究一下极权主义的权力结构，他不懂得制脑权才是极权主义权力中的根本权力，所有的极权主义魔鬼之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因为其掌握了制脑权。在中国的国内政治中如此，在国际政治亦如此。欧美的某些政治家和学者被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绕得晕头传向，便是极权主义在国际政治中运用制脑权的结果。
无新闻自由，就无大脑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RSF) 发布的“2022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对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环境作出评估，中国排在第175位，香港从2002年的第18名跌至2022年的第148名，跌幅为130。这说明在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新闻自由，这分明就是极权主义中国在成功运用制脑权后的黑暗景象。
中共打击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等中国电商巨头，表面上看好似打击大资本，实际上是由于这些电商巨头的人气和对公众的影响力远超了习近平，因而从马云和马化腾手中果断地收回了制脑权。
最近又有新规定：严格禁止中、小学生出国，在青少年世界观成长期，强行留在国内接受植脑、洗脑和思想灌输。极权主义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青少年的愚脑和控脑。
制脑权决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是中共正在实施的战略，是中国梦的实质部分，不仅控制中国人的大脑，同时也要控制世界的大脑。
警惕啊，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