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博讯网
中国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近期接连传出大规模裁员，包括团购平台美团、社交平台小红书、以及近年窜红的多个网络直播平台，如虎牙、斗鱼跟哔哩哔哩等，都相继祭出最高达两成的裁员。尽管相关企业强调是例行性的“人力资源优化”，但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官方掀起的监管风暴、新冠疫情跟经济下行等利空因素下，互联网企业通过裁员，以求“降本增效”的趋势，短期内看不到任何反转的契机。 中国团购平台龙头美团网的最新股价市值逼近9600亿港元(约合1248亿美元)，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生活服务电子商务平台。但北京多个地区于4月下旬进入防疫封控后，许多市民一上网抢菜，却发现美团疑似缩编规模，关闭了其在北京的小区团购APP“美团优选”自提点服务。 小区团购亏损 美团传裁员20% 据财经网站“新浪科技”报道，美团自4月22日起展开第二轮的“人员优化”，也就是所谓的裁员，而人员裁撤的重灾区正是近期营收不佳的“快买优”业务，包括快驴、美团买菜、美团优选三大部门。此波裁员，再加上4月8日展开的首轮裁员，美团据估算可能已经裁掉公司整体人员的15%到20%以上。 不只美团，多家中国互联网企业也在4月传出裁员，以达“降本增效”的效果。 据“新浪科技”官方微博透露，月活用户超过2亿人的中国社群网站“小红书”于4月21日传出整体裁员20%，范围涉及北京、上海等地的所有部门，被裁撤的人员以应届生和试用期员工为主。 不少员工在网上爆料称，他们都是当天才突然收到解雇通知，匆忙度过自己工作的最后一天。部分被解雇的员工说，公司没有给员工任何讨价还价空间，片面宣布离职赔偿条件是N+1，也就是，按年资再加一个月的薪水，但被迫放弃4月底就该发放的绩效和年终奖金。 面对大规模裁员的传言，“小红书”相关企业透过微信公众号低调澄清，只是“正常的人员汰换”。 近几年大受欢迎的网络直播产业也是另一个裁员重灾区。据财经网站“Tech星球”4月24日报道，互联网巨头腾讯所投资的直播平台斗鱼跟虎牙先后展开大规模裁员，其中，虎牙国际化业务的裁员比例高达七成、国内业务部门也有两成。而斗鱼的裁员比例则为三成，主要裁撤的业务为游戏商务和直播经济。 官方整顿游戏产业 连累直播平台裁员
另外，以二次元动漫闻名的中国视频网站哔哩哔哩(BiliBili，简称B站)，继成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概股后，今年3月底还风光回流香港二次上市，但跨足直播领域后，却发现属性不合，近期营收表现不佳，只能裁员减损。 根据财报，哔哩哔哩2021年营收达194亿人民币，年成长62%，但亏损也持续扩大近120%，达近58亿人民币。 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的裁员消息，主流媒体却少有报道。企业也只字不提裁员二字，只以“正常盘点优化”、“末尾淘汰”和“去肥增瘦”等词汇来美化。先前大举裁员的阿里巴巴还称其为“向社会输送人才”，而京东则率先使用“毕业”一词来形容被解雇的员工，受到许多公司仿效。 一名曾任职于深圳的科技大厂、但因工作因素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她的朋友圈中近期热烈讨论的焦点便是各公司花样百出的裁员手段，包括，祝福被解雇的员工“毕业快乐”，或无预警地召开沟通会，除告知员工的工作“旅程”告一段落，还于会中分发所谓的“毕业”须知，也就是离职的相关证明。 在这一波互联网大厂的裁员潮中，究竟有多少人失去工作?目前并无确切的统计数字。但中国网信办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自2021年7月至2022年3月中旬间，腾讯、阿里巴巴、京东跟字节跳动等12家中国户联网企业的总离职人数约近22万人，总招聘人数则近30万人，其中11家企业的招聘人数高于离职人数，净增用工超过七万人。 对此，浙江大学研究员盘和林告诉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选择裁员而非降薪，意味着互联网公司经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在业务扩张，尤其是多元化方面，互联网公司正在收缩。” 该报道称，中国互联网企业裁员主要是呼应官方的反垄断监管，聚焦主业，适度收缩业务范围以遏制资本过度扩张，同时进入新的领域，以发展为更加成熟的企业。报道还强调，部分企业的裁员并未设定网路流传的35岁“年龄门坎”，反而拔擢更多35岁以上的资深员工。 招聘网站数据 凸显失业人口增加 但基层的实际感受却和官媒报道大相迳庭。这位不愿具名的前深圳科技业员工说，她听到有一些步入中年的老员工被无预警解雇，非常错愕，他们之中，有人背负着庞大的房贷压力，因此被解雇后，还瞒着家人，或者每天赶赴图书馆，名义上说是出门上班，但其实就是在找工作。 而官媒“招聘多于离职”的说法，也不符合民间的统计数据。中国科技招聘网站“拉勾网”(Lagou)的数据显示，2022年3月有276万名科技从业人员在其平台上标记为“离职”，较2021年12月增加26万人。该招聘网站的报告称，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深圳及广州等各大城市。
台北的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照片提供:谢金河)
针对此波裁员潮，位于台北、长期关注中国政经发展的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总结三大主因。他说，官方的反垄断监管先是限缩了科技业持续扩张的能力；其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大企业推出“共同富裕”运动，又扣住了企业的资金；最后官方祭出并购禁令再次扼杀中国互联网企业家攻城略地的企图心。谢金河认为，官方整顿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增长放缓的元凶，进而冲击到企业对人力需求的降温。 官方强力监管 冲击互联网企业前景 谢金河告诉美国之音:“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所有创办互联网(企业)的这些巨头，他们全部都退到第二线。这些(人)在中国算是最优秀、最有创造力的互联网的启蒙者，他们现在纷纷都不再说话，我相信，这是(中企)在体制上所面临的一个空前的障碍，而这个障碍，我相信短期间不容易移除。” 谢金河分析，互联网企业向来被视为是支撑中国新创公司的母体，但当官方形成“脱虚向实”的政策共识后，也就是注重实体经济、不再拉抬虚拟经济的政策主轴下，互联网民企恐持续受创，被迫裁员的结果将不利于中国科技业未来的创新能力。 除了近期被大量解雇的员工，即将投入职场的第一批中国“零零后”高校应届毕业生恐怕也同感焦虑。 据官方统计，今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创新高，达1076万人，但据人力资源公司智联招聘针对1.8万名高校应届毕业生所作的调查显示，截至2022年4月，仅有15.4%的应届毕业生已经签约找到合适的工作，远低于前一年的18.3%，显示今年人多粥少，职场竞争激烈，更遑论有80万名打算回国就业的“海归”留学生，也将加入抢工作的行列。 今年就业形势的严峻也反映在毕业生对薪水的期望。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去年应届毕业生的平均签约月薪为7395元人民币，但今年降至6507元人民币。另外，今年选择直接就业的应届毕业生仅占50.4%，比前一年减少6个百分点。换言之，超过500万以上的应届毕业生考虑继续升学、非正职的弹性就业或是慢就业，暂且回避今年夏天这个“史上最难的就业季”。 尽管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从业人员约只有一千万人，占全中国8亿劳力人口的比例有限，但分析人士说，科技业多是学经历俱佳的优秀人才，若他们离开北上广深，屈就薪资较低的岗位，对其他竞争力偏弱的劳工将造成排挤。 战事、疫情搅局 学者:中国就业问题难解
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吴明泽(照片提供:吴明泽)
尽管中共近期释出多项监管松绑的迹象，但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吴明泽认为，中国经济走势和就业压力之扭转，恐非一蹴可及。 吴明泽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俄乌战争、疫情，然后因为美国升息、缩表(紧缩货币政策)，全世界的经济开始有一些压力存在。(中国)大陆的状况又更不好，虽然说他们现在也持续地降准、放流动性等等，但是我觉得，短期之内还看不出比较好的一个(刺激景气)效果。”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3月份的城镇人口失业率已走升至5.8%，不仅打破“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所提出的5.5%上限，也创下2020年6月以来的新高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