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博讯网
(博讯2007年4月21日 转载)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在这场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劫难中，有55万人直接罹难，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它是文革大灾难的前奏，然而直到今天，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还停留在“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只是“被严重地扩大化了”。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已经到了应当修正的时候了，今提出粗浅的看法，供****参 考，并盼历史学、政治学学者和其他关心的人士讨论指正。
（1）反右运动是直接违反宪法的，它是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集中表现，设口袋、搞阴谋（毛自己戏称是“阳谋”），玩民主人士、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于股掌之间，尽凌辱之能事，遂制造了千千万万的千古奇冤。（详见野史《反右派始末》（叶永烈），《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1957年夏季的形势》（朱 正））。 (博讯 boxun.com)
（2）反右运动虽然是毛泽东的谋略，也是他的得意之作，毛在反右运动中的角色，犹如前苏联电影《攻克柏林》中的斯大林，就他一个人在指点江山忙前忙后，讲话、批文件、发指示、写社论……，然而一切都是通过党和国家机器来完成的，因此，它是政府行为，责任要由党和政府来承担。
（3）在现有的结论中，作为“正确和必要”的根据：“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的领导”。这一节话，概念模糊，并且有文革语言之嫌。胆敢“妄图取代****领导”的必定不是等闲之辈，非头面人物莫属，笔者质疑是否确有所指或是确有其人，是章某，罗某？还是储某？因为不是言之凿凿而是语焉不详，这就让人匪夷所思，真不敢往深里怀疑：难道这是虚幌一枪，仅仅是拿它来证明反右派是必要的？
顺便在这里斗胆建议****的笔杆子，赶快写出一部《反右派运动》的正史，快要半个世纪了，对历史学、对后人，也该有个交代啊。
退一步讲，如果真的有“进攻”和“妄图取代”者，又真的是“极少数”，把他们按照当时的反革命罪法办就可以了，何必搞运动拿五十五万人陪了二十一年？在右派改正工作之后，发现99%以上是错划的，问题还在于，究竟真的右派有多少？他们又是谁？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当年划右派三百多人，全部是错划的，还能说明这个单位反右派是必要的吗？中央级的头面人物留了五个没有改正：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后二位是上海的），高校学生右派里面留了林希翎，笔者认为，对这些留着的“活宝”的“辨伪”的工作还大有可为呢，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党的“笔杆子”才显得底气不足，迟迟写不出一部反右运动的正史来的原因吧？
（4）如果****单纯的对各色人等划分左中右或者给许多人加冕戴帽，也就罢了，因为可以把它看成是人对人的看法，很正常，问题在于利用国家政权，搞强权下的逼供信，并且最终使“五十五万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李维汉《回忆与研究》），这就涉嫌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了，称得上是严重的国家罪错了。
（5）反右运动的动机是对知识分子的批评的无情报复，手段是以知识分子为敌，“引蛇出洞”，搞典型的以言治罪的空前的文字狱，可谓“怨谤弃市，腹诽伏诛”，后果是灾难性的，人性受到大面积的摧残，整个民族性格开始被扭曲，舆论更一律，接踪而至的是大跃进……
（6）在现有的史料中，已经证实当年喧嚣全国的“章罗联盟”是子虚乌有的，如同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胡风的“反革命集团”，都是毛泽东个人为要拿他们说事而无中生有加给他们的。如今，细读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让人扼腕感叹，怎么也看不出是符合即使是当时的六条“划右标准”啊！而且，他们的许多的铮铮忠言，又都是在一再动员、多次召开的由****主持的民主党派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何错之有，何罪之有呢？
任何一届只要是负责任的政府，对于前任的恶政所留下的后果有责任和义务加以清理和交代，而不是相反，不是沉默搁置不作为，更不应该是禁止和封杀不同的声音，如果政府很忙，要日理万计，尽可以放手让学界、民间和大众去研究讨论。
笔者个人认为反右运动应当彻底否定，章伯钧罗隆基理应公开平反，然而照目前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奢望我们的学者能够去自由的研究，因为他们有老婆孩子，要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让我想不通的却是“记史官”自己的沉默和不作为，难道少数人的脸面比多数人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公正更应当照顾？（施绍箕）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