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儿转自自由亚洲论坛
在“三八妇女节”一定要谈小花梅。今天，没有什么比这位正被束缚在精神病床上的不幸女性的形象能更强有力地提醒，对妇女权利的欢欣庆祝离我们还非常遥远。
小花梅——很多关心她的人仍怀疑这并非她的真名——以她的顽强幸存，最终等到了为漫长而残酷的性别暴力做证的机会，以她的精神疾患，无意地抵制和阻止了对暴力的正常化，而正常化，通过将暴力共谋地纳入到婚姻家庭和社区的制度化日常当中，梗塞了多少受害者的眼泪，洗白了多少非人性。包括她身世的悬疑，都让这桩事件无法被画句号，无法被作为一桩偶发“舆情事件”而解决和存档。无法被解决在这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一种最后的抵抗，拖住应该被问责人的轻松过关，也是一种道德责任，在暴力未受清算之前，这个社会多少是应受痛苦的，而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没替小花梅和她的同命人分担什么。
在中国江苏被发现的“小花梅” （网络截屏/抖音/推特）
在中国江苏被发现的“小花梅” （网络截屏/抖音/推特）
本该属于过去的故事从未被人听见
我将尽量完全理解小花梅的命运，这是她这样的受害者应该从我这里得到的；想聚焦于自社会关注小花梅以来，这个“无法解决”的过程中的牵扯，尤其是女权主义者——事件中同情、愤怒和焦虑的一个异质群体，为何在已经做到当下可能的最大动员的时候，仍然无法就这一事件推动她们的议程。或者更直接地说，“十四亿人都救不出一个小花梅”，那原因是什么？
以强迫婚姻为目的的拐卖的高发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现象，当初起的“改革”和“现代化”现金“到让一些地区的父权结构能通过将女性商品化的犯罪来填充其自身的功能缺失，而又“落后”到让小花梅和她的亲人没有跨越从怒江到徐州民族、语言、地域的重重障碍的自主性。其实有许多人以不同的方式血肉铺垫了这个不均衡的“进步”的过程，只是从来没有声音。
小花梅代表了最底层的中国女性，极度贫困，没有受教育，精神残疾，甚至还“不好看”——如很多人评论的。然而她仍然禀赋为父权制所需要的最本能的女性价值，就是她可以提供性和生育，而这样的价值也是让父权最可以剥削女性之处。很多普通女性都不得不用性、情感、生育、无穷无尽的家务和照顾劳动交换一个被父权所承认的立身之地，而对小花梅这样被剥除了自主的女性来说，更严酷的是只有被剥削，甚至都不存在交换。像她这样的人，一次次次被贩运出售，都是父权在寻求恰当地落实她那最基本的女性价值，而她只有以这样被残害的方式，才被父权制接纳和允许存在。
董志民在父权制中也属于最底层的男人了，然而他没有性、婚姻和后代的问题仍然是这个制度所担忧，甚至可能造成危险，因此乐见解决的。而小花梅，不需要有尊严也没人在乎她是否被绑架而来，以一种完全被残害的方式，满足了一个男人和他背后的制度对女性的需求。那张漏洞百出的结婚证是充满寓意的，不仅是对性别暴力的公然合法化，也表示一种个人和社区的修复，唯一的代价是将一个无名的女人强行吸纳进去。
这本来只应该是过去的故事，既然从未被人真正听见，也就很容易被遗忘，只当做所谓“发展的代价”。拐卖妇女犯罪在近年来的迅速减少的另一面，是父权正再次从它前不久犯下的罪过中若无其事地转身。拐卖被导流到婚姻和家庭，暴力性隐藏，而对女性的束缚绵长，她们没办法反抗，也会最终放弃。然而，中国女性大众从小花梅一代人那里继承而来、从未被真正疗愈的对被拐卖的恐惧，即使已经不那么“理性”，却最终被证明是非常关键地将新一代的网上女性和小花梅，暂时超越阶级区隔地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恐惧的内里，是女性仍然深知，不管她们买了多少东西，增加了多少身价，她们的脆弱无助是因为她们从来没有被承认过是这个社会的主人。以及，她们意识到，自己并未远离被还原到那种本能的女性价值的命运，因为性和生育而被掠夺。而这个社会仍然是功能缺失，得强求女性填充却无法保障和救济女性的。
手机，网络，快手，社会的不均衡正在消失，或许是以另一种不均衡的方式。小花梅的影像可以向所有人直播，一起本该属于前现代的人间惨剧直接和当下的时间撞车。人们无法移开眼睛是因为她们完全无法理解：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花梅那无缝拼接在乡村粗鄙日常中的悲惨，昭告天下，她所遭受的暴力从未终结，她那颈戴锁链的形象，巨大地冲击了人们的道德舒适圈，终止了已经习惯到自动化的认知失调机制，让很多人或许久违地感到了一种无法逃避的苦恼，而让另一些人再次激发起良知义愤。
小花梅在1998年被董志民从人口贩子购得（网络截屏/抖音/推特）
小花梅在1998年被董志民从人口贩子购得（网络截屏/抖音/推特）
“我们不相信”的尊严，是战争的最后一线
她破碎了人们对自己的国家的内在认同：它让人羞耻和屈辱。就为大国盛世叙事制造危机和点燃社会行动而言，没有比这样的个案更有力和安全的了，而且，如曾经有人分析过的，小花梅是一个真正的完美受害者，她身上没有任何可以令人嫉恨指责之处，她也没有条件因自己的言行而招致争议，只受同情。她没有表现笑和爱，个性和意见，是投射各种情感的最佳载体。这不是说有人利用了小花梅，而是说，她能连接的光谱在当今这个分裂极化的时代是特别宽广，以及，通过她人们抒发了许多难以表达和不被允许的情感，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试图通过视频听读小花梅到底说了什么，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想象来覆盖不可能的沟通，最流行的听读“这个世界不要俺了”，其实是非常文学性和适于大众传播的，传递了听者的同情和感伤。当然，也许那也是小花梅内心的声音，虽然我更倾向于认为，想象能如此“理智”觉察过于低估了苦难对她的影响。
一整个国家被鼓起强烈的情感，很多人不断流眼泪，无法睡觉，但是这些情感转向行动的概率极低，一般都只是在朋友圈被消费了。那少数顽强而孤绝的行动，无论成败，都是可贵的，而且，人们毕竟已经实现了一定的问责效应。可是，几乎没有人能联合起来，或者发起什么大规模的倡导。政府从来没有失去过对局面的控制，并且能非常熟练地借助网络技术锁定人和帖子，达到预先扑灭行动和审查信息，从而削除了行动发酵的危险。人们心情激越，相互看见，却无法自由呼应，其实仍然是压抑和分散的。如此大规模的事件，却没有酿成什么强有力的诉求和主张，几乎令人惊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公民社会领导力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而更内在的是，这个体制不但已经几乎关闭了所有有效互动的渠道，也基本不再有变革的可能了，在这种状况下，不管提倡什么，都有一种荒凉绝望只敢，只是知不可为而为，无法期待结果。
这也是几乎所有能够提出来的诉求都集中于对拐卖犯罪实行严刑峻法的原因。第一，这样的主张是追究过往，追究个人，第二，其取向几乎是要求威权升级。对社会问题一味诉诸严惩实质上是公民恐惧而无力的表现。那么为什么无法解救小花梅？终极答案是因为一切资源都被政府掌控，没有为她提供可持续人性救济的另类合法途径存在，所以她除了徐州精神病院之外无处可去。以及，父权通过婚姻和家庭体制已经完成的对她的吸收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才理解了人们为什么要自觉不自觉地在舆论上拖住政府，什么都不相信，并且不断提出大量的疑问。看不到前途的时候，人们只能尽量不让政府抽身。在这个事件里事实的供给一直都极度稀缺而且基本被政府垄断，因此不相信和质疑就成为代偿性的对信息权和言论权的坚持。大水漫灌似地质疑是一种无意的策略，让被万众所指的政府失信和疲于应对，而让人们自己有一种似乎确信之感：“既然有这么多可疑之处，那政府一定是在说谎”。
遗憾的是，人们陷入了自己挖的信息泥沼，将争议焦点永久耽搁在小花梅的身份，并且反向地膜拜着政府的中心地位。其实是人们已经退回到了战争的最后一线，建设型对话、理性思辨、媒介素养都已经成虚妄，只能靠“我们不相信”的示威来抵住尊严，用不思考的直接反射和犬儒化来拒绝被政府植入。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也是自作自受，因为它一直都在实质性地培育互联网的非理性、反智和阴谋论。然而，我，也是一个在这舆论大海中漂泊着的孤立的人，并不因这样的形态在这一次针对政府而减少对它的忧心。
“如此大规模的事件，却没有酿成什么强有力的诉求和主张，几乎令人惊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公民社会领导力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而更内在的是，这个体制不但已经几乎关闭了所有有效互动的渠道，也基本不再有变革的可能了。”
中国最后公开可见的社会运动，女权运动，在经历了一次次打击之后，终于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组织化，却仍然维持一个非常广泛的社群。社群内社会资本的生产严重不足，又受到外部来自政府及其网络代理人——国家主义男权社群的严重暴力威胁。人们不敢相互信任，难以沟通，没有行动项目可做，有太多的愤怒和失败感无处发泄。边界，伦理，策略的探讨，既不能承担激越甚至任性的情感需求，也无法借助行动中的效应来解救人们的恐惧，已经越来越难以启齿。
运动的民粹化是中国公共空间关闭所导致的变形，但仍有许多人拒绝向威权投降，这就是我在大众对小花梅的这次关注中捕捉到的最珍贵的信息。我们解救不了小花梅，但我们最后能做的，是不让自己被改变。
撰文 | 吕频 | 歪脑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