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峰转自美国之音
2008年8月，美国之音资深编辑宝申被派往北京报道当年的奥运会赛事。回首当年，宝申说，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对世界的开放心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
他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当初200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还是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迎接奥运会的。当时他们的口号是‘北京欢迎您’。 ……而且他们也确实作了一些努力，对世界开放，让外国运动员、体育官员和国际记者来认识中国。中国的市民也是开放的心态，用积极配合的心态来看待那次奥运会。”
与世界接轨 VS 封闭的“大泡泡”
他说，他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的时候，不管遇到哪一位中国人，他们都会非常乐意回答问题，也热情地为记者提供帮助，而不像后来，外国记者被当成了“外国间谍” 和“外国特务”。2021年7月，中国河南发生水灾时，前去报道的外国记者被中国公众当成“外国间谍”和“外国特务”，遭到无理的纠缠和谩骂。
宝申还提到当时令他很开心的另外一件事。他说，他到北京的第一天在宾馆惊喜地发现之前被封锁很久的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网站可以打开了。他说，他后来得知，不仅是美国之音，其他外国媒体的网站也可以打开；不仅在记者和运动员们所住的奥运村，在北京的其他地方，北京的市民也可以看到这些外国媒体的网站。
宝申在北京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当时北京政府在奥运前夕为放宽媒体自由度所作出努力的结果。北京奥运会期间，还有一个得到国际关注的细节，当时，为了与世界接轨，中国政府还专门设置了三个抗议区，方便民众在奥运期间表达不同的意见。当局接到了不少抗议申请，但实际抗议并未发生，因为官方并未批准这些申请。
2008年，北京的开放和热情还体现在政府鼓励老百姓学英语。 为迎接奥运，北京市政府早在2002年就专门成立了北京市民讲外语组委会办公室。北京当时说，希望到2008年的时候，北京会说英语的人口达到500万，占常住人口比例的35％。
宝申说，2008年奥运会时，他的不会说中文的同行告诉他，他们在北京的大街上行走，总会遇到热情的市民提供帮助。
他说：“在北京很多人讲英语，我的一些只会讲英语的外国同行， 你像USA Today（今日美国）的记者，他们就谈到，在北京的街上几乎没有很多问题。很多人愿意帮忙，特别是青年学生 ”。
当时，北京的学者认为，北京政府是希望通过学英语的热潮来培养老百姓的开放意识。然而，现在的北京，正在经历一场“去英语化”的运动。在北京的地铁站，原来英文的“station”被改为中国的拼音“zhan”。
虽然中国表示将为中外记者报道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提供便利，但是，有理由相信这次去报道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外国记者应该不会有宝申和他当时的外国媒体同行相同的经历。他们不仅无法前往北京的大街小巷看一看，走一走，更没有机会接触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用宝申的话说，“新冠疫情给了中国政府的管控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将外国运动员、官员、教练员与中国老百姓隔离开来。
冬奥会期间，由于北京以及天津爆发奥密克戎疫情，北京决定冬奥会将以全封闭的方式进行。按照北京的说法，为了预防感染风险，不仅是记者，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等大约3万人，都必须封锁在严密隔离的“大泡泡”中，至少直到冬奥结束。北京冬奥会火炬传递活动也将在封闭区域内进行。
在本届冬奥会上，运动员及得到认证的外国媒体，在奥林匹克村、比赛及非比赛场所，以及签订合同的媒体酒店等处所，自由获取网络服务，但是，北京冬奥组委同时对外国运动员发出警告。1月18日，北京冬奥组委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在1月18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运动员有任何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行为或言论，特别是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行为，会受到一定的处罚。
另外，北京冬奥会主办方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记录个人健康状况，主办方提供的一款名为“冬奥通”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帮助实现这一功能。但是，非盈利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近日的一份安全研究报告显示，这款软件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其中包括数据传输加密手段不完善，可能导致奥运选手、记者及体育官员成为黑客入侵、隐私泄露及监控行为的对象。此外，这款程序还内置一份敏感词审查清单，可以随时启动用于内容审查。
北京冬奥会也不向观众开放。北京冬奥一开始就不向国际观众售票。北京疫情爆发后，冬奥组委会宣布停止对公众售票，改为“定向组织观众现场观赛”。参赛的运动员将只在记者、运动员同伴和少数政要面前比赛。为了确保大泡泡不破裂，北京市民被提醒，如果跟冬奥专用车辆发生碰撞，不要下车敲窗 ，“等候专业人员到场处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