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文峰转自博讯网
任瑞婷提到，在中国有“五险一金”，指的是养老、生育、医疗、工伤、失业，加住房公积金。在中国劳工相关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灵活就业”意味着公司可能就不负担保险，员工又领很低的薪水，如果出点意外，不是很麻烦？中国又没有提供健保。尤其中国是采户籍制，像她老家是四川乐山，到成都要找到好工作买房才能落户，全家才能翻身。
任瑞婷说：“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你可能要在成都工作两年，在成都交社保满二年，你可能才有机会在成都买房，把户口迁来，从此成为成都人。可是如果没有稳定工作，社保也没钱缴，买不了房，落不了户，永远成为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像北京之前驱赶所谓低端人口，流动人口在城市形同过客，没有觉得留下来，小孩不能在这读书，医疗保险可能也不能用。打零工形式，买房资格都没有，可能在这城市奉献一生租房生活，有一天你还是不得不回老家。”
《光明日报》的文章指称中国年轻人对单位、组织不再抱有执念，更享受工作中的自主性和与生活的平衡。对此，任瑞婷说，她的外公、爷爷那一辈在农村生活穷困，想翻身，从山里到四、五线城市再到一、二线城市，最好就是去当兵后被分配工作改善生活。八零后就没有分配工作这种制度，很多国企变成民营。官媒称九零后不再执着什么单位，是混淆视听。
“灵活就业”一词从老百姓口中的自由职业到成为官方文件用语，总理李克强去年提出，灵活就业就是群众增加收入的重要管道。中国国务院主办的《经济日报》分析，灵活就业岗位大幅增加，除了与劳动者就业观念转变等因素有关，更得益于互联网技术进步，孕育出大量新就业形态职业，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即时配送员、网路主播等。
该报导指出，去雇主化、平台化，以个人经营、非全日制、新就业形态为特征的相关岗位迅速吸纳大量就业人群，但也面临着收入不大稳定、劳动权益保护有待完善、发展前景不够明朗等困境，存在法律法规依据不足、社保制度设计不够完善等问题。2022年，国际形势仍复杂加上疫情挑战，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人数预计首次突破1000万人，稳就业面临不小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