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玉柱转自民主中国
徐州徐八子案，连一些小粉红乃至毛左都升起了义愤，连司马南之流都看不下去了。如荣剑所言：“事情的恶劣程度到了连坏人都看不下去了，可见此事之恶，已经无以复加。”绝大多数人无论怎样邪恶化，其良知也无法完全彻底泯灭，在某些事件的强刺激下也会起作用。善根难断，良知难灭，此之谓也。
这就是中道性善论的最好说明。
有厅友对徐案有所顾虑和不愿理會，原因是因为很多“黨棍神棍”一致关心参与。不理是个人自由，顾虑则没有必要。这恰恰说明这件事也让很多“黨棍神棍”都忍无可忍了。面对徐八子，各门各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异口同声，同仇敌忾！
徐八子的人生悲剧颇具典型性和象征性。因少不更事而被欺骗，因贫弱无依而被贩卖，被强暴，因不甘屈服而被拔光牙齿，戴上锁链，被迫害自己的人挟裹着艰难度日并生儿育女。漫漫长夜深深地狱，看不到一丝希望之光。有自由派写了一篇《国母徐子八》的文章说：“徐子八的苦难是中国人所走过的70多年的苦难的一个投影，将之比做国人命运多舛的母亲，并不为过。”
关于徐案，或有人炒作，或涉及高层内斗，都有可能。但是，这个事件之所以喧传天下，关心者无数无量，主要是太无底线了，突破了法律、道德、人伦、人性层层底线。只要是正常人，不可能不义愤；只要是中国人，不可能不恐惧，恐惧那样的悲剧发生在自己或儿女身上。几十年来，类似的悲剧已经发生在无数国人的身上，到了必须终结的时候了。
严查徐案，哭死董家和某些人家是难免的。这是一家哭与万家哭的关系。一家哭是形容，其实，即使万家哭，也必须一查到底。
至于如何惩罚，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确应有所考虑。拐卖者强奸者，若能查实，无论多少人，应该一律死刑。其它帮忙者酌情处理，对某些受到牵连但罪行不大者，不妨从轻。对于徐八子的安置和去留，也应该尊重其本人意见。
或担心解救被拐卖妇女会导致民乱民反。这种担心确非多余，这对政府官员的治理和解决问题能力形成了一定的考验，但不能因此就放弃对妇女权利的保护和对受害妇女的解救。对于维护拐卖恶行的奸民暴民，首先应该予以耐心教育和严厉警告。如果怙恶不悛，就当依法严惩不贷。孔子说，不教而诛谓之虐；东海曰，教而不诛谓之弛。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
民众造反作乱，如何处理，要看原因、责任何在。如果责任在上，是官逼民反，那就严惩官员，改良官府，安抚民众；如果原因在下，是奸民暴民作乱抗法，那就严惩首恶，杀一儆百。严惩人贩子，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政府有责。任何阻挠者，无论官民，从重从严。
对于弱势群体的道德问题，政府自当从宽，不妨置之不理，对于罪恶行为则必须依法处理。买卖婚姻，双方自愿，道德问题也，闭一只眼可也。但是，绑架、拐卖、强奸则是法律问题，政府就必须睁开双眼，严惩不贷。这里没有商量的用地，不容地方政府讨价还价。
关于徐八子悲剧的根源，胡锡进微博说：“我一直相信，穷是很多悲剧的源头，也是很多罪恶的源头。穷产生愚昧，产生法盲，也产生对罪恶与不公的麻木。我认为丰县“八孩妈”就属于穷生恶、恶成常的典型情况。”
胡氏搞反了，邪恶才是很多悲剧的源头，也是很多穷困的源头。穷未必恶，恶必然穷，也必然愚。弱势群体的贫困和徐八子的悲剧，就是文化之邪、政治之恶、制度之劣和社会之黑恶综合的结果。
狗链子不仅套在徐八子脖子上。正如朱鲁厅友所言，很多人心上都有狗链子。
心上的狗链子主要有两条，一条名奴性，为了抢几根狗骨头主动套上的；一条名懦性，面对极权肆虐、罪恶猖獗，恐惧感深入骨髓，就被套上了。很多马邦人包括知识分子，集野蛮和怯懦之大成，既是蛮夫又是懦夫，面对弱势或为了利益，野蛮如虎；面对强权和社会不公，怯懦如鸡，宁死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故东海尝言，恐惧感本身比极权主义更加恐怖。异议呐喊的意义遂具有双重性，外可以促进社会进步，内可以摆脱懦性的狗链子，让人站起来，让人精神新生并不断成长，在不自由的社会成为一个自由人。
调查记者没了，维权律师没了，公民记者没了，公知媒体没了，无数无量的微博、微信和自媒体被封杀。有用，然亦有限。徐州徐八子案仍然铺天盖地传遍天下。可见昊天上帝不死，人心人性就不会死，不可能死，死的只能是反人性、反人权、反人道的东西。这些东西无论怎么强大猖獗，都是没有未来的。
